鄉村振興戰略下的產業扶貧，究竟怎麼辦？
新三農今天選摘此文，著重從市場化、社會化服務以及品牌化等角度，指出了產業扶貧中的深層次矛盾，以及改善解決的思路和方向。
其核心思想是：鄉村振興產業扶貧，政府不能“大包大攬”！
有為的政府不是大包大攬去幹預農民具體的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而是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把不該管的“放”給市場，推動有效市場的形成與完善，激發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以產生乘數效應。
其中，有以下五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觀點：
1、小農戶是貧困鄉村農業發展的最大現實，也是產業扶貧的最大短板；
2、不少地方扶貧開發的一個農產品地標品牌賣到幾十元的高價，成功的案例立即被成為可複製、可推廣的產業扶貧經驗在整個區域大規模地複製、推廣，就出現單一產品從供不應求到供大於求的變化，不到兩年價格直線下滑到幾元；
3、最難理解的是，扶貧貸款只有按照指標完成發放貸款任務的規定，卻沒有明確貸款對象的門檻或資格的規定；
4、“政府忙著幹、農民站著看”的怪象，結果大多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
5、湖南農民自己種大米餵豬，吃的卻是東北大米、泰國大米。
迷茫於如何做好產業扶貧的從業者們，可以仔細對照，看看能否找到開展工作的新的思路。
產業扶貧政府不能“大包大攬”
一、產業扶貧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然要素
脫貧要長效，長效在產業。產業扶貧是脫貧攻堅的根本出路，“發展生產脫貧一批”就在脫貧攻堅的“五個一批”中擺在優先位置。
扶貧攻堅的核心是發展扶貧，而發展扶貧的核心是發展產業。只有抓好了產業扶貧這個實現脫貧的關鍵，脫貧攻堅才有根本保障，才能確保鄉村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把“產業振興”擺在“五個振興”中的首要地位。只有抓好了產業興旺這個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美麗鄉村才有經濟基礎，農民生活富裕才有最可靠支撐。
因此，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要依靠發展產業來建立促進農民增收與推動生活富裕的長效機制，表明了做好產業扶貧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內在要求，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首要條件。
二、農業是貧困鄉村最核心的產業
黨的十九大作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決策部署，而農業是鄉村的本質特徵，鄉村最核心的產業是農業。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確保農產品供給，無疑是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農安天下安，安農安天下。無論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還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都需要從農業現代化來破題。
從微觀層面來看，當前中國貧困鄉村的農民都普遍文化素質較低，文化素質較高的人大多不願從事農業，因為非農產業收入普遍要高於農業。而從事農業的絕大多數村民，普遍一無所長或因病因殘無可奈何地守望在鄉村，普遍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386199部隊”，即使留在鄉村有一定素質或專長的村民也普遍就地以從事非農產業為主。
貧困鄉村都普遍處於“老少邊窮”地區，資源優勢不明顯，基礎設施建設普遍落後，不少地方甚至自然環境惡劣，很難適應現代產業發展的需要。貧困鄉村的地理位置都普遍遠離區域經濟發展中心的城鎮，區位先天缺陷，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低、成本高，資源要素難以資本化，因而鄉村產業發展資金極為短缺。
因此，儘管中國不同地區的貧困鄉村經濟差異十分懸殊，但都普遍存在先天性的侷限，都基本上是以農業生產主導，大多是種植業、養殖業，農民經濟收入都主要來源於農業初級產品生產或初級產品加工，這是絕大多數貧困的鄉村產業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三、小農戶是貧困鄉村農業發展的最大現實
人多地少是難以改變的最大國情，決定了小農戶在中國相當長時期的必然存在。
據初步測算，到2020年經營規模在50畝以下的小農戶仍將有2.2億戶左右，約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80%；到2030年為1.7億戶，經約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70%；到2050年仍將有1億戶左右，約佔全國耕地總面積的50%。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明確要求，就成為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攻方向。
毫無疑問，貧困鄉村集中了中國2億多個小農戶中的絕大多數，是中國小農戶的主力軍而處於農業經營主體的“金字塔”底端，作為貧困鄉村不容迴避的最大現實，是貧困地區乃至中國整個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的最廣大主體和最基本力量，更是最大的約束和主攻方向，可以說，小農戶作為產業扶貧的最大短板，既是應對鄉村振興的重點和難點所在，也是破解農業發展約束的潛力和希望所在。
能否把小農戶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不僅決定著貧困地區產業扶貧與鄉村振興的成敗，而且決定著中國整個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成敗。
四、市場化程度決定著貧困鄉村產業發展的成敗
在一些人看來，農民的貧困是因為小農的懶惰、愚昧，缺乏經濟人的理性。
而舒爾茨認為，農民作為經濟人的精明和理性絲毫不亞於任何企業資本家，能夠為追求最大化利潤而做出合理化的選擇，並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使資源要素配置最優化、效率最大化。
在舒爾茨看來，“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其中就包含著最重要的市場邏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實現了十四億多人口的全球大國由全力解決溫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跨越，成為人類史上最為壯觀的歷史事件，就充分印證了舒爾茨的理論判斷。
中國改革開放前，政府年年都給農民發放扶貧款、發放救濟糧卻為什麼農民依然普遍貧窮、農產品依然普遍短缺？
周其仁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政府一手緊閉機會之門，而一手扶貧救濟幫困。改革開放後，中國不僅成功地解決了全社會的溫飽問題，而且使八億人口根本上擺脫了貧困狀況，最根本的經驗就是以推進市場化改革為重點，放活農村、放活農業、放活農民，讓農民有出售自己產品的機會，讓農民有自由擇業的機會，讓農村有獲得政府和市場投資的機會。
作為那個時代風雲人物的萬元戶，都是來自中國最貧窮的群體——農民、最落後的地區——農村。
而農村改革的滯後，導致長期以來政府直接主導農業生產發展，直接投資農業產業項目，使政府越位與市場缺位的問題非常突出；而在農產品質量監管和區域品種生產規劃、市場服務等方面，卻存在政府缺位而市場越位的問題；這樣一來，就扭曲了市場價格和供求關係，影響了市場機制的作用發揮，造成相當長時期來農村經濟一直沒有走上良性的發展軌道。
特別是近幾年一些地方的扶貧，由於沒有市場導向盲目擴大規模，造成不少農產品的產能過剩。如有不少地方扶貧開發的一個農產品地標品牌賣到幾十元的高價，成功的案例立即被成為可複製、可推廣的產業扶貧經驗在整個區域大規模地複製、推廣，就出現單一產品從供不應求到供大於求的變化，不到兩年價格直線下滑到幾元。
問題是，非貧困戶的農民是在市場的推動下，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的投入都是自負盈虧的市場行為，不少已經發展為成熟型的專業戶，本來可以成為區域農產品的品牌優勢產業。
而作為貧困戶的農民是在政府的推動下，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的投入、甚至市場服務和生產管理，都是一站式的政府行為，即使能夠發展也具有不確定性屬於成長型的專業戶，因為政府的扶持不具有長期性。
在政府的積極作為下非市場性地把同一產品的生產規模後迅速擴大，同質相爭就難以避免價格下跌、產品大面積滯銷。
即便如此，同一產品，市場導向的專業戶因為成本自負，可能需要賣10塊錢的價格才能賺錢，而政府扶持的貧困戶不需要自負成本，可能只需要賣5塊錢的價格就能賺錢。
這就是典型的市場嚴重扭曲，造成農產品結構失衡，給貧困地區農業發展帶來極大的市場風險，導致的是雙輸的結果：市場導向、成熟性的專業戶因此破產淪落為貧困戶，政府扶持的貧困戶也因此返貧，勢必造成整個地區的整體返貧。
情況更為複雜的是，中央提出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高質量發展，根本目的就是要以質量興農、綠色興農、品牌強農為導向，淘汰低端產品，擴大生產高質量的品牌農產品，從而優化農業區域結構、品種結構、產業結構以不斷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
而客觀現實是，那些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需要淘汰的低端產業、低端產品，牽涉到的絕大多數都是貧困鄉村與貧困農民。
高質量發展非一日之功，低質量發展又限制的話，會嚴重影響到貧困戶農民的收入進而影響到脫貧攻堅的進程，不得不放任那些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產品繼續生產，而且政府還不得不予以各方面支持擴大生產，進一步加劇了農業供給側結構的供大於求與供不應求之間的矛盾，造成的市場風險實質上就是貧困鄉村與貧困農民的返貧風險。
特別是扶貧貸款，由於大多數貧困農民沒有產業發展能力，基本上都貸給了企業和專業大戶。
最難理解的是，只有按照指標完成發放貸款任務的規定，卻沒有明確貸款對象的門檻或資格的規定。
無論是高質量發展的要求，還是金融的市場規則，都應該以具有確定性的成熟型企業和專業大戶為貸款申請門檻或資格，支持擴大高質量產品的生產，培育貧困地區的優勢主導產業，形成產業扶貧的長效機制。
而不應該以具有不確定性的成長型企業和專業大戶為貸款申請門檻或資格，造成不少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低端產業、低端產品繼續擴大生產，無疑將導致金融風險，也嚴重影響了貧困地區產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轉型升級進程，而且還造成了政府主體、農民客體的鄉村發展現狀，出現了不少“政府忙著幹、農民站著看”的怪象，結果大多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
因此，最關鍵的是如何找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黃金結合點。有為的政府不是大包大攬去幹預農民具體的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而是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把不該管的“放”給市場，推動有效市場的形成與完善，激發鄉村發展的內在動力以產生乘數效應。
在農業發展實踐中政府和市場結合得最好的案例，就是農機社會化服務。凡是農機服務專業戶，政府在政策上都按照統一的標準給予農機補貼；凡是進行農業生產服務的，交給市場讓農民按照市場價格支付服務費用。
這樣一來，政府提高了投入效益，農民降低了生產成本，政府、市場、農民三方以及各種要素都實現了配置最優化、效率最大化。
五、社會化服務與品牌化戰略是基本途徑
如前所述，對於貧困鄉村的產業扶貧而言，農業是最核心的產業，小農戶是最大的現實。怎樣來彌補小農戶經營規模的不足，特別是如何破解小農戶的農業現代化裝備的難題？
長期以來認為小農戶小塊土地規模偏小而分散落後，不能實現機械化。因為每個小農戶沒有實現機械化的能力，有這個能力也沒有相應的效益，不要說人均耕地偏小的南方丘陵地帶與山區，即使是耕地規模較大的北方平原農民也不會為自家幾畝地專門買一個收割機。
而由於社會化服務組織成為了從事和服務農業生產的主體，現在傳統的小麥生產，從播種到收穫的耙壓、施肥、除草、澆水、收割等22個生產環節基本上都通過社會化服務實現了機械化替代。
根據農業農村部統計，北方整個小麥產區通過農機社會化服務，2018年大規模小麥跨區機收從啟動到進度過8成僅用時17天，有5天日機收面積超過2000萬畝；2019年全國就預計有1630萬臺農機投入三夏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其中聯合收割機64萬臺，跨區作業聯合收割機27萬臺。
不僅農機使用高效率，而且農民生產低成本。還要特別指出的是，北方過去小麥曬乾，人工成本很高，還要佔據場地、道路；現在是社會化服務經營主體投資購買烘乾機，為農民提供相對於過去非常低的成本進行小麥烘乾服務。
因此，小麥的經營規模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北方整個小麥產區就是大規模經營。
對於南方的丘陵地帶與山區而言，自然條件無疑對機械化是一個先天性約束。而隨著農業科技的創新，小型、微型農機的問世就彌補了自然條件的缺陷，越來越多的傻瓜式農機不斷進入到小農戶的農業生產中，現在不少丘陵地區、偏遠山區的農業耕種也通過社會化服務實現了機械化。
這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實踐創造了小農大國的農業發展奇蹟，不僅打破了小農戶小塊土地不能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論斷，而且顛覆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業規模經營概念，賦予農業現代化以新的內涵和新的定義，引發中國農業發展新的變革，使社會化服務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的大趨勢。
像山東在全省在推進農業從生產到市場的全託管，促進農業產業“接二連三”地融合發展，使農業價值鏈和產業鏈得到全面拓展，增強了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了農業生產集約高效。
因此，中辦、國辦公開發布的《關於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意見》要求，在鼓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同時，從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加快推進農業生產託管服務、推進面向小農戶產銷服務、實施互聯網+小農戶計劃、提升小城鎮服務小農戶功能等方面健全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促進傳統小農戶向現代小農戶轉變。
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面向小農戶的社會化服務，是中國農業的方向。這不僅事關產業扶貧的成敗，更事關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成敗。
產業扶貧的另一個現實途徑就是品牌化戰略，也就是如何推動鄉村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為鄉村產業發展的經濟優勢。
貧困鄉村與特定的山水、氣候、地貌相連，不同的鄉村具有不同的優勢和特色，應按照不同資源稟賦實現產業差異化發展。
然而，由於農業是弱勢產業，貧困地區也與發展嚴重滯後的農業產業相連。
貧困地區普遍存在的共同問題是，無論是政府還是農民對農產品怎麼生產都很熟悉，而在市場上怎麼營銷農產品都不熟悉。
因而農業生產跟風“一哄而起”的同質化現象非常普遍，由此帶來增產不增收而“物賤傷農”的問題非常嚴重，造成價格便宜卻無人問津，高價進口的農產品卻供不應求的現狀。
如湖南農民自己種大米餵豬，吃的卻是東北大米、泰國大米。2018年湖南柑橘因產能過剩，至少有三分之一爛在山上。
所以，很多農民在政府指導下經歷了一次次失敗後禁不住問道：誰能告訴我，究竟種什麼？這表明了中國農業發展的主要矛盾正在由總量不足向結構性矛盾轉變，已經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過去不僅農產品短缺處於賣方市場的歷史階段，而且收入水平不是很高，消費結構單一，農產品供給結構相對簡單，不需品質細分以大宗產品為主。
現在不僅不少農產品供給過剩進入了買方市場的時代，而且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消費水平不斷轉型升級導致消費結構多元化，就必然要求農產品品質不斷提升與供給結構品種多元化，需要品種品質細分以滿足市場的需求結構。
因此，2015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題，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出以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農業實現高質量發展，始終突出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
也就是要求農業發展從增產導向向提質導向轉變，把產業扶貧作為解決扶貧的根本之策，讓農業成為支撐鄉村振興的美好產業。
在現代經濟社會，品牌是質量效益與競爭力的綜合體現，是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市場領域的所有產業競爭集中地體現為品牌競爭。
2017年國務院下發了《關於發揮品牌引領作用推動供需結構升級的意見》文件，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提出了一個品牌戰略，要求以品牌引領供需結構轉型升級，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著力點。
與工業生產不同的是，工業一般是以無機物或結束了生命的有機物為原材料進行的生產，而農業是以特定地域的土壤、降水、光照、積溫等生態環境自然再生產為基礎，利用生物的生命活動進行的生產，具有明顯的地域特徵與資源稟賦特徵。橘在淮南生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正是農業生產的這種自然選擇屬性，使特定的地域環境、種養方式、文化歷史傳承直接決定著農產品特有的營養價值與品種品質，決定著農業產品的差異性與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決定著農產品品牌無一不是具有特定地標符號的產品。單純依靠現代科技生產農產品，與在自然條件下生產的農產品是完全不同的品質和味道。
因此，農產品品質的區域地標性、資源稀缺性、產品唯一性、品質獨特性和不可複製性，使農產品的地域品牌戰略成為提升質量效益與市場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是破解農產品同質競爭的突破口。
產業扶貧的關鍵是推動弱勢農業的高質量發展，所以，地域品牌是提升市場價值的重要抓手，是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原動力和航標。但品牌並非是通過廣告就能造就，因為農產品已經進入過剩時代，只有發展獨特的地域產品，為消費者提供獨特的價值才有核心的競爭力，才能成為佔有市場主導地位的優勢產業，才能可持續地發展。
政府要轉變農業的工作思路，要從抓生產到抓市場的轉變，要從抓規模抓產量提高到抓品牌抓質量提升轉變，建立以品牌為導向，優化農業區域結構、品種結構、產業結構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明確政府予以支持的特色產品，以及逐漸淘汰效益低、缺乏市場競爭力的產品。
尤其對於貧困地區的鄉村而言，種植選擇是關係到產業扶貧成功與否的核心問題。
同時，地域品牌生產出來，還需要相應的龍頭企業，通過龍頭企業把生產環節、加工環節、流通環節、銷售環節等進行“接二連三”，形成產業鏈以實現產業化。
六、結語
鄉村振興戰略下的產業扶貧，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發展的歷史邏輯、現實邏輯、改革邏輯多重疊加的必然要求，必須將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作為貧困地區鄉村產業發展的內生動力。
需要以市場需求和質量要求為導向，準確把握市場需求的變化規律和品種、質量要求，使農業供給與市場需求有效對接成為鄉村產業發展的基本邏輯。
需要推動貧困地區的農業向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轉變，以擴大社會化服務規模來彌補耕地規模的先天性侷限，並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
需要以制度供給為動力，在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和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原則下，破解農業供給與需求在結構和體制上的矛盾，暢通農業供需通道，激活市場活力、要素活力、主體活力。
閱讀更多 新三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