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又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揉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到了清朝末期，文化人为了方便宣扬革命而把演唱语言改为粤语，使广州人更容易明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烽烟弥漫，文化艺术受到重创。粤剧艺人也辗转乡间，艰难求存，但从未中断过边谋生边表演激励人心的粤剧。广东地理位置特殊，沦陷时间较晚，且毗邻港澳，一度成为全国文艺界精英避战的港湾。各地文化精英同仇敌忾的抗战情怀与广东本土的文学、戏剧戏曲艺术扭成合力，在抗战期间产生了不少迥异于和平时期的优秀作品。这一时期的粤剧粤曲，从以往的注重商业效益、反映市民气息，自觉地转化为注重精神内涵、反映民族大义。
粤剧艺人在颠沛流离中组成临时戏班坚持演出，生活相当艰苦和惊险。陈非侬在广西演出，住的是医院殓房，经常吃不饱。马师曾和红线女在战火中诞下女儿，红线女产后失忆，马师曾坐在床边一字一句唱穆瓜腔，令她恢复记忆。小明星、徐柳仙、白驹荣等名家也纷纷通过曲艺表演、唱片和电台，传播爱国的声音。
抗战岁月的确令粤剧艺人流离失所，溃不成班，但并未熄灭人们对粤剧的热爱。在香港战时灯火管治期间，私伙局的玩家们甚至熄了灯，关紧门窗，在乐社中弹唱。这仿佛是一个隐喻，黑暗并不能掩盖歌声。真正让人噤若寒蝉的，不是看得见的炮火，是无形的压抑、绝望与恐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乎每一个粤剧人都饱尝。历尽战火的蹂躏后，国人迎来了春风化雨的新朝气象。此时也是新政权与文艺界的蜜月期，不少老倌从香港回到广州发展。
此时香港粤剧的硬伤，是积重难返的商业化困局。香港粤剧虽然在战后渐渐复兴，但观众比以往更不想看沉重的戏。粤剧艺人却希望在艺术上有所突破。芳艳芬1954年首演《万世流芳张玉乔》，宗旨是：“改良广东粤剧、表彰广东文献、发扬民族精神。”同年，唐滌生根据鲁迅小说《祝福》改编粤剧《程大嫂》。
然而这些优秀编剧、演员的追求，在萧条的大环境下，未免孤掌难鸣。“ 香港过去是粤剧最主要的基地之一。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粤剧在香港开始急剧衰落……目前靠每年演几台 神功戏，年轻的粤剧艺人委实难以生活，只有小部分大牌红伶有可能藉此维持下去。”（张方卫《1980年广州粤剧团赴新、港演出情况汇编》）香港粤剧老倌罗家英说：“香港粤剧演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分成两部分。明星、老倌去拍电影。没电影拍的，观众又越来越少，谋生只能靠神功戏，这是香港戏班的揾食途径。”香港艺人手停口停，揾食艰难。那么此时在大陆，跻身为“文艺工作者”的粤剧艺人，衣食住行得到基本保障，又是怎样的面貌呢？
粤剧演员陈少珍回忆说：“我们是革命的团队，人人都很团结。我们虽然不是上战场，但一排戏演戏，也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我们过着集体生活，好活泼的。我们有公家车，穿件灰色的解放装，好威的，唱着歌去上班。天天都好高兴，有饭吃就行，什么都不用顾。”他们并不知道，一场暴风雨紧随而来。粤剧屡屡被推到风口浪尖。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发布，“改人、改戏、改制”的戏改工作拉开帷幕。粤剧的“商业化”和“买办化”受到严厉批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粤剧备受摧残，元气大伤。
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把极左思想对粤剧的影响，总结为四次重大干扰。第一次是1951年对“粤剧应该好看有益”这个主张的批判，认为先“好看”后“有益”是把艺术标准放在政治标准之上；第二次是1952年对《三春审父》的批判。参加表演的戏改干部、剧作者和演员，都进行了检查；第三次是1953年对《山东响马》的批判。支持这个戏的省市戏改工作负责人丁波、李门、黄宁婴被不同程度地撤职、降级、下放劳动；第四次是1959年对粤剧创作小曲“生圣人”的批判，用行政手段打压学术讨论。“在这种情况下，粤剧剧种特色渐失，思想混乱……使粤剧无论在剧目、舞台艺术、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元气大伤，陷入困境，停滞不前。”(赖伯疆、黄镜明《粤剧史》)
然而，粤剧人依然虚心反省认真学习。去除芜杂，打造精品，废除了胶片服装、机关布景、六柱制以及某些低俗表演，提高粤剧的文学性和艺术性。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积极挖掘优秀剧码、继承粤剧传统，在艺术上也全面革新，而且培养了一批新艺人。公元1958年，广东粤剧院正式成立。公元1960年和公元1962年先后创立广东粤剧学校和广东粤剧学校湛江分校。在粤剧历史上，是第一次有了培养接班人的综合性专业学校。
同时期电影开始蓬勃，粤剧吸引力大减。可是后来创作的粤剧电影重新把粤剧带入电影院，使粤剧重获昔日光辉。当时著名的粤剧电影有“蟹美人”、“龙王三宫主”、“黄飞虎反五关”、“万里琵琶关外月”、“四郎探母”、“宝莲灯”、“双仙拜月亭”、“红娘”、“夜光杯”、“千面美人鱼”、“香罗冢”等等。
20世纪50年代末，香港的粤剧形势不妙，当时红伶芳艳芬因为结婚而退下来，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离开香港，连红透半边天的新马师曾都不大热衷于演出。幸好后来麦炳荣和凤凰女组织班霸“大龙凤剧团”，有谭兰卿加入，并由林家声担当小生，演出很多著名剧目《百战荣归迎彩凤》、《刁蛮元帅莽将军》、《彩凤荣华双拜相》、《凤阁恩仇未了情》等。不久，陈好逑与林家声另立新班“大龙凤剧团”。及后新的剧团纷纷迭起，包括羽佳的庆红佳剧团、何非凡的非凡响剧团、林家声的庆新声剧团。
公元1966年5月~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期间），粤剧备受摧残，很多曲谱几乎付之一炬，被抄家的艺人多不胜数，很多艺人纷纷逃亡到香港及澳门，而全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样板戏才可以演出。公元1976年后，粤剧才能够重生，伴奏在民乐基础上吸收了西洋乐器，尤其是爵士乐器，包括电吉他及萨克斯。剧本方面更有些是改编自话剧或电影的优秀作品。例如：《关汉卿》、《牡丹亭》等。
在这个时期的新加坡却因为韩战的关系而树胶价格猛涨，导致收入增加，娱乐事业也一片蓬勃，当地的粤剧亦因此受惠不少。这段期间，相继到新加坡登台的粤剧伶人有陈笑风、梁瑞冰、罗剑郎、新海泉、冯峰、陈惠瑜、许英秀等。公元1952年，薛觉先再组觉先旅行剧团二度来新加坡。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很多香港粤剧艺人到新加坡演出。例如苏少棠、叶昆仑、关德兴、石燕子、秦小梨、余丽珍等。由于名气关系，门票价格骤增几倍。
到了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各种新兴娱乐事业如雨后春笋出现，电影和电视很快成了主流。生活节奏变得急促，观众开始不愿看冗长的地方戏曲。公元1968年，新加坡的本地职业粤剧班已不能生存，许多职业粤剧团亦告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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