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
1787年,美國頒佈了憲法,而當時的英國人正在發掘出一片新的流放地:澳洲
(其實是一直作為囚犯流放終點站的美國獨立了)
。根據當時英國法律規定,被判決流放的犯人要在殖民地呆滿7年。在此期間若表現良好就能換得一張贖身券,從此不再受到政府的監管。這所謂的“表現良好”是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高強度勞動和忍受勉強充飢的飲食配給。對於英國這個不夠人道的流放法律,人們的評價呈現很嚴重的兩極分化。
不管怎麼說,那些流放到澳洲的犯人發明了一個烏有鄉:中國。由於地理知識的匱乏,他們認為只要步行就可以抵達這個夢幻國度。
是什麼造就了人類?這個問題和人類自身的存在一樣久遠,且答案繁多。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被告知,人類之所以獨特,在於會使用工具。如今,有些人將人性定義於某種天生的靈性,或是(尚)不能被電腦模仿的創造性。
然而,對於歷史學家來說,有一種答案不言而喻。因為人類歷史可以被視為對抗恐懼和貧困之學問,這十分便於理解。在我看來,有恐懼和貧困的地方,多數人都會這樣應對——尋找希望。
古希臘人對此心知肚明,因為潘多拉魔盒的故事便是與此相關。聖經中的哥林多前書(Paul’s First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便談及信念、希望和仁慈的不滅力量。在二戰最黑暗的日子裡,正是以此為名的三架戰機守護著馬耳他的上空,令人緬懷。然而,我們站在當下,或可縱覽人類尋找希望之歷史。
在政府建立之前,“自由狀態”下的人是“孤獨、貧窮、汙穢、野蠻、短壽”的(語自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此時人類便開始尋求希望,以對抗難以忍受的生存負擔。自此,希望便一路穿過古代和中世紀時期,綿延至今。
我想要找到一種人類尋求希望的長久異常持久的表現,這便是:在生存的苦痛之外還存在著一個俗世樂土,若能抵達便可過上舒適生活。這個烏托邦並非政治或經濟層面的香格里拉(人們認為香格里拉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未被探索的某個“遠方”。如祭祀王約翰的王國,這是一個基督教區域,準備調解中東地區穆斯林和十字軍的戰爭;再如黃金國中的黃金城,是深藏於南美叢林的藏寶地)。它是比上述地區更為世俗的地方,是農民的天堂樂土。而在這些農民眼裡,一旦進入天堂,便不用無休止地終日勞作。
《安樂鄉》就是對這種渴望的最早刻畫之一,在很多方面都為後來的作品奠定了基礎。在歐洲,這個主題至少從12世紀開始,一直延續到16世紀。據鑽研此種傳說的何爾曼·普萊(Herman Pleij,荷蘭文史學家)所述,安樂鄉是“一個國家,藏於世界上某個偏僻角落,理想的生活方式在此普及”。它是當時社會生活的鏡像反映:“禁止勞作,飲食以烤魚、烤鵝和酒水河的形式出現。”
就像羅爾德·達(Roald Dahl,挪威籍的英國傑出兒童文學作家,譯者注)筆下的童話世界一樣,這個世外桃源的存在僅為滿足居住者的基本生理需求。普萊寫道:“只要張開嘴,美味佳餚就會蹦到嘴裡。人們甚至還能住在魚肉家禽、野味麵包構築而成的房子裡,這便是安樂鄉的另一特色,建築即食物。 此處天氣終年溫和、四季如春。另有大量額外福利:公有財產、大量假期、自由性愛、永葆青春之泉等,以及很可能躺著也能賺錢。”
沒有囊括烏托邦的世界圖景不值得一瞥,因為它將人性永駐的唯一地區遺漏在外。人性一旦降臨,就會朝著一個更好的地區邁進。進步就是在實現烏托邦。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
僅憑這些零碎的現存資料,還不足以證實對頌揚安樂鄉的人們而言,這個地方的真實性到底如何。普萊認為“到中世紀,沒有人再相信它真的存在”,儘管如此仍“很有必要去幻想出一個免除世俗煩惱的地方”。當然,關於安樂鄉的故事變得越來越超現實。在某些說法中,這個地方遍地是行走的烤豬,背後插著刀以方便食客享用;烹飪好的魚從水中躍到人們腳下。但普萊坦言,要追溯該傳說的起源已無可能,而他的論述卻可能證明了,早在大探險時代之前,人們頗樂意相信樂土的真實存在。
俄國也有一些關於樂土的故事,出現的時期要晚一些。俄國農民描述了許多不同的富饒之地,最廣為人知的是貝魯沃德(Belovode),即白水王國 。雖然關於此烏托邦的書面記載最初現於1807年,但其他一些版本似乎要古老得多。
貝魯沃德據說遠離歐洲大陸,位於西伯利亞遠東地區,且“跨越大海”,從俄國西部往返該地需3年時間,這樣看來它可能是日本。但貝魯沃德和安樂鄉之間存在一些有趣的差異,這些差異表明俄國農民關注的樂土有些不同。例如,貝魯沃德中的烏托邦並非是富庶之地,僅僅是一個“精神生活至高無上,所有人赤足而行,共享大地果實,既無壓迫統治,也無犯罪戰事”的地方。
在19世紀的一些偏遠地區,人們對貝魯沃德的存在深信不疑。歷史學家理查德·史蒂特斯(Richard Stites)記載道,“大批移民湧入以尋找此地”,到了1898年,“三個烏拉爾地區的哥薩克人從奧德賽出發,一路航行至亞洲、西伯利亞地區再回返,回來後宣稱此地並不存在。”
在俄國神話中,還有一些類似的烏托邦傳說——“伊格納特城、達雅河之地、納特蘭以及湖底之域基德希。”在奧蘭多·菲格斯深受好評的歷史文化作品《娜塔莎的舞蹈》(Natasha’s Dance )中,他認為農民相信神之國是存在的。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天堂是真實存在於世界某一偏遠角落,那兒的河水流淌的是牛奶,地上永遠綠草茵茵。這種信念孕育了許多民間傳說,講述真實存在於俄國土地上的神之國。比如遙遠之地,黃金島,歐珀那王國,楚德仙境——完全是農民所信仰的“古老和真實的夢想之地”,是由“白沙皇”統治的地下神秘王國。
此外,菲格斯添加了一些有關歐珀那王國的細節,這是一個“平坦大地邊緣之地,居住在此的農民生活幸福,無政府和貴族打擾。”他寫道:成群的旅人“甚至從極遠的北方啟程奔走,一心期望找到這片樂土”。
因此,在特定境遇下,絕望的農民是能夠頂著巨大風險來尋求一個現實生活中的樂土的。越是絕望,也許對此種風險越是甘之如飴。我想要提及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傳說就證明了這點。該傳說要追溯至18世紀末,一群身無分文的男女流放犯人對此深信不疑,他們從英國被遣至新發現的荒涼且不宜居的殖民地,即澳大利亞的東海岸。
從1787年(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幾年後)開始,英國政府一度很青睞的罪犯流放地——美國已不再可能接收英國犯人。因此,成千上萬的罪犯開始去往一塊幾乎未被開發過的大陸。他們中大部分是愛爾蘭的後裔和英國刑事法庭的罪犯。正是在這個和社會脫節的異鄉群體中,一個更為奇異的神話產生了——
從博特尼灣可以步行到達北京。他們認為,中國才是樂土,而非安樂鄉或貝魯沃德。當然,當時很少有愛爾蘭的輕刑事罪犯受過教育(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罪行都很輕,可能是因為偷了價值6便士的布料或是一條手帕就被判處流放7年),因此他們並無太多地理概念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他們幻想中的距離確實略顯匪夷所思。
從悉尼到北京的實際距離超過5500英里,這中間有一大片是太平洋。步行去中國這一想法從何而來,我們也無從得知。一個可能就是,從澳大利亞出發的船隻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國,但其中緣起可能非常簡單,有可能是一個備受尊敬的流放犯的樂觀吹噓。然而不久之後,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勢。
第一批逃往北方的犯人於1791年11月1日出發,此時距該殖民地成立僅過了四年多。他們兩個月前才乘“女王號”運輸船抵達此地,大衛·萊維爾(David Levell,作家,譯者注)指出可能是此船將他們帶到此處。沃特金·坦奇(Watkin Tench)是皇家海軍官員,曾採訪過幾位倖存者。據他所說,他們確信“在一定距離的北方之地有一條大河,將這個國家和中國隔開,如果能穿過此河,就能遇到會友好接待他們的黃皮膚人”。
共有17名男性犯人參與了此次行動,他們還帶上了其中一位的妻子,當時她已身懷六甲,由於當時和其他人不在一處,很快又被追捕回去。她的同伴們繼續前行,帶著勞動工具和一週的口糧。
據他們稱,中國不過在150英里之內的地方,他們胸有成足能到達目的地。最初的這批旅人命運和後繼數百人的命運相同。三名成員消失在叢林中,從此杳無音訊;一名在幾天之後被抓,獨身一人且“深受疲乏、飢餓和高溫折磨”。其他的13人最終於一週後被找到,“赤身裸體,食不果腹,筋疲力盡”。
此次冒險的失敗似乎並未阻礙大批其他絕望之人的逃亡行動。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其經典論述《致命海岸》(The Fatal Shore)中提到,這種“天堂神話”是流犯對抗“澳大利亞煉獄”的重要精神支柱。畢竟,這最初的18人在可能抵達目標前,就已被抓捕回來。更糟糕的是,倖存下來的人進而散佈了前往中國路線的言論。大衛·柯林斯(David Collins)是這個年輕殖民地的審判官,他指出這夥人“將這種理念散播給了所有後來的流放犯,促使他們也採取相同的愚蠢瘋狂行動”。
殖民地當局力不從心,幾乎無法阻止其他愛爾蘭犯人重蹈前人覆轍。他們的威脅和警告無人相信。澳大利亞又是如此原始,他們也沒辦法準確說明逃犯在內陸將遭遇何種危險。而所有的犯人都知道沒有籬笆或圍牆來圈禁他們,因此官員試圖否認存在去往中國的路線似乎只是為一己私利。
不久後,一批“前往中國的旅人”開始效仿先例,人數達60多人。1792年1月,這54名男性和9位女性的團體採取了行動。因為人數眾多,導致集合時,當局發現超過1/3的愛爾蘭犯人已消失不見。
這些探險行動的少數倖存者留下了隻言片語,可能會幫助解釋這個複雜傳說的演變過程。有些團伙被發現帶有“指南針”——實際上不過是畫在紙上的墨水圖案,有些人是通過口耳相傳得到的行進指示。萊維爾說,後者包括“根據太陽光照射在身體的特定部位,來判斷一天中的時段 ”。
逐漸地,未能成功穿過內陸叢林逃往中國的流放犯屍體被頻繁發現,最終打消了一些犯人想要出逃的念頭。但傳說卻一個接一個,從未止歇。據傳,若沒有從內陸通往中國的路,那一定有通往帝汶島(馬來群島中的一座島嶼,譯者注)的路。不久,又有傳言興起,說是澳大利亞內陸深處有一個“白色殖民地”——這是自由富饒之地,被仁慈的“王脈國王”統治。
這聽起來像是中世紀農民所向往的樂土,但確實廣受信賴。1828年,“大膽傑克”多諾霍(Donohoe,這位愛爾蘭叢林逃犯更以“狂野殖民地男孩”被熟知),搶掠周圍農場以獲得足夠補給來開啟探尋樂土之旅。
當時的殖民地當權者——菲利普總督的繼任金總督對該傳說嗤之以鼻,但他難以自禁,規避掉軍隊條例來命令士兵開拓內地。1802年,他正式任命步兵少尉佛朗西斯·巴拉里爾(Francis Barrallier)為出使山脈王國的大使,探索悉尼西部的原始地區。巴拉里爾向藍色山脈深入了100英里,但並未找到任何可穿越的路徑,再次給流放犯的故事真實性留了白。
很難說清到底有多少流放犯死在了徒勞無功的旅途中。肯定有數百人。1797年,當亡命之徒約翰·威爾遜(John Wilson)向殖民地政府伏法時,他為爭取自由而提供的信息之一是50位逃往中國的犯人屍體所在處。這是他在內陸東躲西藏時遇到的,彼時他們的骨頭仍裹在囚服殘片中。 但殖民地從不缺乏深信樂土傳說的人。金總督於1802年寫道:“只要來了一批新的愛爾蘭犯人,這些瘋狂的計劃通常就會更新。”
始終如一的是,對這些犯人的逃亡行動總會有著幾乎蓄意的曲解。繼任總督們將他們的逃亡視為“愚蠢衝動、荒誕不經”之舉,這種“惡劣本性”一無是處。不過萊維爾和羅伯特對此有不同看法,當然也更有人情味。在萊維爾筆下,前往中國內陸的旅途“從未被充分認知,本質上這是身處絕境時的心理支撐,是這群愛爾蘭人的希望”。
Daniel Field. “A far-off abode of work and pure pleasures.” In Russian Review 39 (1980); Orlando Figes. Natasha’s Dance: 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Penguin, 2003; Robert Hughes. The Fatal Shore: A History of the Transportation of Convicts to Australia, 1787-1868. London: Folio Society, 1998; David Levell. Tour to Hell: Convict Australia’s Great Escape Myths. St Lucia, QL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2008; Felix Oinas. “Legends of the Chuds and the Pans.” In The Slavonic and Eastern European Journal 12:2 (1968); Herman Pleij. Dreaming of Cockaigne: Medieval Fantasies of the Perfect Lif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R.E.F. Smith (ed). The Russian Peasantry 1920 and 1984. London: Frank Cass, 1977; Richard Stites. Revolutionary Dreams: Utopian Vision and Experimental Life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譯/Yord
校對/Amanda
原文/mikedashhistory.com/2012/08/30/walking-to-utopia/
本文基於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Yord在利維坦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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