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政治”不是讓人成為孩子，而是要成為孩子的“父母”，去接受並回報我們從孩子那裡得到的東西。“成為父母”與知識和閱歷沒有關係，正如在電影裡年齡小的人可以幫助、照顧、保護年齡大的人那樣。成為那些孩子的父母意味著人們不再作為一個脆弱的小孩去愛著那些保護著我們的權威，也不是作為孩子去不負責任地任意妄為，而是作為（並不擁有更多權威的）父母去愛著那些“無知”的孩子們，期待他們的行動能為我們帶來新的可能性，正如我們作為觀眾去看一部“少年向”的作品那樣。如果說傳統左翼的行動是一種“成人的”有意識的行動，他們用理念去改變世界，那麼即使“孩子”的行動更接近是受無意識強制下的行動，但也不意味著他們的行動對社會是沒意義的。
近日新海誠的新電影《天氣之子》上映，這個故事並不複雜：主要講的是高中生帆高離開了家鄉，獨自一人來到東京，窘迫無助下來到一間出版都市傳說的雜誌社工作，和事務所的圭介和夏美一起生活。此時東京正陷入連日的暴雨中，雜誌社也在調查關於能夠讓天空放晴的“晴女”的傳說。而帆高恰巧遇上了這個能夠讓天氣局部放晴的陽菜，和她一起去接受人們的“晴天委託”。但隨著故事的發展，帆高知道了陽菜控制天氣的能力需要以犧牲自己為代價，當陽菜最終消失時，東京突然不再下雨了。但是帆高並不願意以犧牲陽菜為代價來換取天氣，他最終將陽菜從天上救了下來，然後東京又回到了無盡的雨水中直至在幾年後沉沒。
《天氣之子》海報
“世界系”與去政治化
對這部電影一種常見的批評是這充分暴露了新海誠“反社會”的傾向，因為主人翁在社會這個“大世界”和私人情愛的“小世界”之間堅定地選擇了後者，甚至不惜以犧牲“大世界”為代價。“大世界”和“小世界”的區分被稱為是“世界系”（來源於日本評論家東浩紀）的典型設定，“大世界”指的是整個人類群體所生存的世界，“小世界”指的是主人翁們的私人情愛構成的世界，兩者之間的社會因素，如歷史、經濟、政治等元素在世界系的作品中沒有得到充分描寫，就算有也只是主人翁們的情愛的背景板而已，所以世界系作品一般會被認為是以社會經歷不多的青少年為主要受眾的作品。
新海誠可能是被貼上“世界系”這個標籤最多的導演之一，從早期作品《星之聲》到前幾年的話題作《你的名字》，在相關的討論中總是會出現這個術語。在這部新作《天氣之子》中，兩個世界的對立被清晰地顯現出來了，在觀眾中的爭議也因此被放大了：一方面，有人批評新海誠是對政治冷漠的當代青年代表，他們不再關心社會現實中發生的事情，也不去投身於公共事業，而只是沉迷於私人的情愛之中；另一方面，也有人為新海誠辯護說，他的電影正是要反對上述這一種“成年人”的視角，這種視角在電影裡能以中年男性圭介的這句話為代表：“如果犧牲一個晴女就可以換回東京的晴天，那誰都願意的吧”，而“孩子”們卻抵制著這種觀念，在“孩子”的觀念裡，無論有多麼崇高的目的，都不能犧牲自己所愛的人。他們認為新海誠的電影終究是童話一般的，沒有責任去傳遞“集體主義”的社會倫理責任。
《你的名字》劇照
以上的爭論已經陷入了誰也不能說服誰的死衚衕裡面，它們的共同點是在公共生活和私人情愛之間作出了絕對的區分，也許部分是因為評論者將東浩紀的術語“世界系”脫離文脈地拿出來使用了。個人的去政治化不是一個新鮮的現象，法國黑格爾主義哲學家科耶夫就提到了在歷史終結之後個人將會“動物化”，不需要再作為政治主體參與歷史的進程，只需要像動物那樣服從管理，追求個人的小幸福就可以了。但東浩紀並非完全滿足於這個觀點，在“動物化的“後現代社會里公共和私人之間的聯繫方式是他向來的重要思考課題。在他的近作《觀光客的哲學》中他強調了雖然傳統的左派意識形態已經衰落，但是政治與非政治、嚴肅與戲謔、私人享樂和公共事件之間是“不可判定的”（德里達的術語），這些二元對立之間還總是會出現誤配。為了擺脫這些簡單的對立，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理論框架去討論這個問題。而影響東浩紀很深的思想家柄谷行人提出的交換樣式理論就非常合適於分析這部電影。
巫術與家族
先簡單介紹柄谷提出的四種在歷史中出現過的交換樣式：交換樣式A是物物交換，這不僅存在於人和人之間的禮物交換，還包括與神的交換——人們會進行求雨、祭祀等儀式，來換取神的保護，如果收到禮物不回的話會受到詛咒；而交換樣式B裡面，人民獻出自己的自由來交換氏族、國家等共同體的保護；交換樣式C即當今主導全球的資本主義體系，通過一般等價物貨幣來交換；而交換樣式D是“普世宗教”，它的目標是“個人（不植根於國家）之聯合的互相扶持的共同體的創建”。在現代社會中，C和B交換樣式是佔主導，A處於一種被壓抑的狀態（但它並不是完全不存在，比如在家庭中“孝道”依然遵循著物物交換的法則），但它就像弗洛依德所說的“被壓抑物”那樣，從不會徹底消失，而總是會強迫性地重複返回。所以電影的關鍵問題或許並不只是公共社會和私人領域的對立，還在於這四種交換樣式的關係，無論哪種交換樣式都不完全是私人的，它們都起著連接著社會的作用。
巫術和家族，是柄谷行人講關於交換樣式A的兩個常用例子，它們也是電影的兩條線索。交換樣式A是柄谷從人類學家莫斯對原始民族的研究中來的，當他們收到禮物但不回禮的時候就會受到詛咒。從柄谷的理論來看，陽菜讓天變晴的能力可以說是與天氣之神的一種交換，這應該是日本“人柱”獻祭的傳統。但要注意的是電影里老神官所說的話，晴女做的並不是治療失常的天氣，不是像現代科學那樣去預測和控制天氣，而只是為了人類自身的需要和天氣之神作出一次交易。這裡說的神是泛神論的神，並不是亞伯拉罕教（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意義上超越的上帝，在這種泛神論體系的交換裡面，神與人作為交換的雙方是平等的，神也要遵循交換的法則，收到了禮物時也必須要有所回報。陽菜的控制天氣沒有失敗過是因為交換的強制性，但這與現代科技對自然的控制非常不同。但是電影所做的不僅僅是對古老巫術的復魅，因為所謂的巫術不僅僅出現在“大世界”的層面，在“小世界”層面也同樣存在著這一種物物交換的強制性，電影裡出現的那些人和人之間的羈絆，正是建立在這種強制性之上，我們可以將其稱為一種“家族愛”，這裡說的家族和血緣並沒有關係（正如電影也並沒有描寫帆高的原生家庭，在現實生活中的一些情況下，基於血緣的家庭更多的是用自由換取保護的交換樣式B，因為孩子僅僅是因為要獲得父母的經濟支援而服從父母，而不是出於孝道），而只是基於交換強制性的關係。
這個結論是怎麼得出的呢？在電影的開始，離開了原生家庭的帆高隻身來東京，在通往東京的船上，他請了陌生的大叔圭介一頓飯和啤酒，作為回報，在東京無依無靠的他來到了圭介的事務所，事務所的圭介和夏美收留了他，他們就像一家人那樣一起生活。類似地，在帆高沒錢吃飯的時候陽菜給了他一個漢堡包，在之後他看到陽菜被風俗店的人拉攏時奮不顧身地救了她。主人翁從原生家庭中裡面出來了，沒有身份證件的他同樣無法像成年公民那樣享受國家的庇護（交換樣式B），也沒有在資本主義世界（交換樣式C）中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的資格（雖然在本文中無法具體展開，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柄谷的理論裡面，交換樣式C也總是要樣式B的支撐）。但在這些“什麼都沒有的人”（電影主題曲的一句歌詞）身上，兩種在當代社會佔主導的交換樣式都失效了，這時交換樣式A的法則更清晰地呈現出來了，他們無法拒絕物物交換的法則的強制性，所以受到的恩是一定要回報的。
《小偷家族》劇照
這也解釋了帆高在最後要拯救陽菜時的堅決，儘管對於很多觀眾來說是難以理解的。很多評論將其歸結為“愛情”的力量，但是這種愛情顯然不是近代社會一夫一妻制那種排他性的愛情，因為電影裡面並沒有刻畫競爭性的戀愛關係，反而在大篇幅地刻畫了男女主角和其他人之間羈絆：如帆高在事務所和陽菜家兩個“家族”裡面的親密關係。這種臨時組建起來互相幫助的家族結構不禁會讓人想起上年熱映的日本電影《小偷家族》，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這種臨時家族在面臨外部權力的時候都是脆弱的，權力會以安全之名去摧毀這種關係，因為交換樣式B（以自由換取安全的治理術）會壓抑交換樣式A的發展。在《天氣之子》裡面，沒有身份證（B）也沒有錢（C）的帆高憑藉最原始的交換模式A在東京短暫地生存下來，但是後來警察又對他進行追捕，圭介為了避免權力的懲罰拒絕收留他。但是電影還是有一種童話式的樂觀，到最後所有人都幫助了他去拯救陽菜，或許也是因為他們都收到了陽菜的“禮物”（天氣變晴），所以不能不“回禮”，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天氣之子”陽菜也是大家的孩子，這種新的家族樣式或許就是柄谷所說的第四種交換樣式：“個人（不植根於國家）之聯合的互相扶持的共同體的創建”。
孩子的政治
現在，大世界-小世界的二元對立可以用交換樣式的理論消解了，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即使看起來是私人的情愛關係，也是遵循著社會性的交換法則。這部電影（當然這並不是新海誠的專利，而是20年代以來日本電影和文學一直在探究的課題）所做的正是弱化交換樣式B和C（權力、資本等社會要素）造成的壓抑，集中描寫交換樣式A的迴歸的想象。筆者認同很多人所指出的，這種想象是一種孩童式的想象，說它是孩童式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種想象是“無責任的”：電影從沒描寫過帆高或陽菜或其他協助他們的人物對於自己的行動造成的結果而內疚（同樣在《你的名字》裡面，拯救了村落的兩人並沒有成為美國大片裡面的“英雄”），帆高所說的“我們改變了世界”並不是指“我們造成了東京淹沒這個惡果”，而是指他們私人的行動機緣巧合地參與到了世界之中，世界的改變對於他們來說只是一個偶然的連帶（無論是對於“社會”來說是好的還是壞的），他們不需為之負責。
我們當然並不能下斷論說這不是一種不關心政治和社會的藉口，但可以為這種行動給出一個理論座標。如果說傳統左翼的行動是一種“成人的”有意識的行動，他們用理念去改變世界，那麼即使“孩子”的行動更接近是受無意識強制下的行動，但也不意味著他們的行動對社會是沒意義的。電影裡反覆地模糊“成人-孩子”這種等級制，比如說帆高把正在上小學的陽菜的弟弟稱為“前輩”、帆高逃亡時沒證件反而住進了高級的酒店裡、重大的政治場合需要請一個小女孩去祈求晴天等等，當世界已經陷入瘋狂，孩子和成人之間的對立在模糊，成人對於孩子不再是一個對世界有著更多知識的引導者，成人甚至要向孩子尋求幫助。在傳統的父權政治中，我們需要崇拜一個有知識、威望的“父親”，這個父親承載著我們的意志，需要為我們“所有人”負責。但“孩子的政治”正好相反，它不對“所有人”負責，只對獨一的人負責。但是“孩子的政治”恰恰又不是讓人成為孩子，而是要成為孩子的“父母”，去接受並回報我們從孩子那裡得到的東西。“成為父母”與知識和閱歷沒有關係，正如在電影裡年齡小的人可以幫助、照顧、保護年齡大的人那樣。成為那些孩子的父母意味著人們不再作為一個脆弱的小孩去愛著那些保護著我們的權威，也不是作為孩子去不負責任地任意妄為，而是作為（並不擁有更多權威的）父母去愛著那些“無知”的孩子們，期待他們的行動能為我們帶來新的可能性，正如我們作為觀眾去看一部“少年向”的作品那樣。這是一種來源於家族的倫理觀，但是當它脫離基於血緣的家族而重新在社會迴歸時，它可以如柄谷所說的那樣塑造一種社會政治形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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