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一转身就是一辈子。有些错，一但犯下，就是阴阳两相隔。

1

很多年之前，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有部著名的电影在香港上映，这部电影的名字叫《胭脂扣》。那里面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张国荣，一个是梅艳芳。电影上映的那年，我才八岁。八十年代的大西北，很多地方没有通电，看电影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所以直到很多年之后，直到哥哥和梅姐全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我才在另一座城市里，因为机缘巧合，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部影片。

我看《胭脂扣》的时候，是十年前，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那时候，我用着一台新式的液晶屏电脑，在一个雨天的午后，在那台液晶屏的电脑里观看了《胭脂扣》。那时候，我才大学毕业不久，在一家医院里做事，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医生，没有临床经验，对医学的认识，仍然只停留在实习时代印象中的繁杂琐碎上。对于病人，我只是将她看成客观的疾病载体，而从来没有把他们跟“人”、跟“情”联系在一起。那时候，我的关注点，仅仅是停留在病人的疾病上，而不是关注在这个生病的“人”上。直到现在，我在临床上已经工作了十余年之后，回头再望这些职业往事，才发现：很多事、很多人，我记起得更多的是生了病的那个人。

今天，我重新又想起了《胭脂扣》，是因为就在前几天，在我的急诊日常中，又有人、又有事让我想起了《胭脂扣》。

2

两天前，我夜班。那天晚上，医院白天门诊刚刚下班，来了一个女孩。那时候时间正好是下午五点钟，挂号处和药房的窗口已经放下来了，大部分医护人员已经走了。我从二楼下来，刚到一楼的诊室，正好碰到一个二十岁的左右女孩子来看病。她的右手腕上缠着一圈厚厚的餐巾纸，渗着鲜红的血。她面色苍白，神情淡漠。陪她来的两位男子，一位四十多岁，一位二十来岁。二十来岁的那位年轻人跟走在前面，四十多岁的那位跟在女孩的后面，女孩走在他们两人中间。这两位男子，年长的是女孩的父亲，年轻的是女孩的男朋友。年轻人进来，问道：“医生，请问你们下班了吗？”

我问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什么。

年轻人看看女孩，又看看我说：“看病，你们能不能缝针？”

我说：“是谁要缝针，怎么受伤的？”

年轻人没有回答，那女孩也一语不发。

那年长的男子指着女孩说：“是她，我女儿！”

我这才看到了她长袖下缠着雪白的卫生纸的伤口，渗透了鲜血。他们跟着我进了治疗室。我一层层打开卫生纸，呈现在眼前的是一道整齐的切口，边缘稍有多条毛刺。手腕内侧的皮肤和肌腱全断了。女孩的父亲看到我有疑问，便主动说：“这是不小心划伤的。”但是，对于这样“不小心划伤”的伤口，我已经看到过不止一次：那是反复切割之后的伤口，是把肌腱当成血管，以为切断了肌腱就会流血而亡的自残过的伤口。女孩神清淡漠，我为她清创消毒，换做平时的病人，早都叫痛了，但她紧闭着眼睛，看都不看一眼，仿佛这个断了手腕的人并不是她。她面色苍白，对外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我为她清洗包扎后，遗憾地说：“这个伤口，我不能缝合，你们得去上级医院的外科就诊”。年轻的男子不接话，女孩像是没听见。只有她父亲说：“好，我们现在就去。”他们领着女孩出了门。看着女孩高挑靓丽的背影，我倍感心痛。一瞬间想起了好几个和她一样美丽的女孩。一月前的早上，急诊送来了一个同样的如花似玉的女孩，只是，很可惜，当他们送来时，那女孩的身体已经半身不遂了，她是从四层的高楼上跳下去的。当她来我们这里时，小便失禁，下半身已经没有了任何知觉。脊髓损伤的后果，大几率是后半生将要在轮椅上度过了。

这是多美的年龄，多美的女孩啊，可惜，她们的身上，要永远带着这些伤痕了。也许她们是幸运的，因为她们遇见了死神，但是死神并没有收留她们。但有一些人，却因此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3

我刚来这里的第一年，那时候我们的新大楼还没有盖起来，门诊楼还在老楼的一楼，我们的诊室有些阴暗，里面摆着两张办公桌，两个人坐在一个房间，相对而坐。有一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来了一位20多岁的女孩子。那位女孩子小巧玲珑，皮肤白皙，五官精致。是在这个地方很少见的小美人。她进来之后，走到我桌子对面的同事跟前说：“我最近失眠，夜里睡不着，请帮我开一瓶安眠药。”那时候，对于艾司唑仑这类药品的管制还不像现在这么严格，通常情况下，对于失眠的人，开一瓶20粒装的艾司唑仑是符合处方标准的。艾司唑仑的最小中毒剂量是20mg，所以，如果这个购药的人不是故意去自杀，是不会一次性吞下20粒的。再有，即便是一次性吞下20粒，也是不会达到致死量的。所以，当有人进来说要开一瓶艾司唑仑时，我的同事便常规性地为她开了一整瓶。

我同事的那张桌子在门口，病人站在她身后，她没有回头看。但那开药的女孩站在门口，正好在我对面，所以，我就详细地打量了一下她：那是一位漂亮的女孩子，皮肤白皙，面容清秀，身材苗条，气质高雅。但她的眼神飘忽不定，似乎黯然无光。她走了之后，我对同事说：“刚才的这位病人看上去情绪不正常，我担心他会做什么。”同事问我：“她会做什么？”那时候，我不知道她到底会做什么，但我的预感就是不正常，这个开药的病人，和我们平时在门诊碰到过的很多来开安眠药的人都不一样，但我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她又返回来了，要求再开一瓶安眠药，说方才出去不小心，把药弄丢了。我们这里规定，艾司唑仑的处方量，每日不能超过20粒，所以她被拒绝后，就失望地走了。她走了，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觉得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那天下午我一直觉得心里有点不安。而这种不安，是我觉得不应该给那位女孩开20粒安眠药。虽然那20粒安眠药并不是我开的。但这种不安，似乎又只是一闪而过。

那天下午，病人很少，没人的时候，我和对面的同事，聊了一些其它的病人。我的位置靠近窗户，外面时一片花园。我们看完病人，就站在那窗户前看看外面：外面是花园，花园里有玫瑰，有月季，那个季节，正是玫瑰开放的时节，花园里姹紫嫣红。外面的桂花树上，鸟儿叫着，飞来飞去，天空飘着云……

就在我们看着外面的美好世界，准备洗手下班时，突然又进来了一位男青年。他进来之后，开门见山说：“医生，给我开一瓶安眠药。”马上还有五分钟就下班，为了不耽误病人的时间，我的同事就赶快为他开了药。但是对于那位男青年，我对他的感觉，和半小时之前的那位女孩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他们两者之间隐隐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忧郁、淡漠，对世界失去了希望。

他走了。我说：“今天这两个人不对劲”。

我的同事问我：“哪里不对劲了？”

我不知道哪里不对劲，但直觉告诉我，肯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只是，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反常的感受。

好在，这种感觉并不是一直持续的，而是一闪而过。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将这两个人联系到一起。但事实证明，我那天的直觉是异乎寻常的准确。

第二天中午。快下班时，主任说：“桥头有家人，女儿死了。吃了安眠药，喝了农药，早上发现的……”

听到主任说这话，我顿觉全身哆嗦，忙去问他，是不是认识那家人，并将那女孩的容貌跟主任描述了一番。主任听后，表示我描述的女孩，和自杀的女孩完全吻合。“是昨天来开安眠药的那位女孩！”我对昨天开处方的那位同事说。她惊愕得张大了嘴巴：“你怎么知道就是她？”

主任和那家人是邻居，比较相熟。那女子结婚后，生下一个女儿，不到三岁，但婚姻不幸，与人有了婚外情。俩人相约和各自的另一半离婚，然后俩人再结婚。那女子先与丈夫离了婚，净身出户。但那男子的妻子，不同意与那男子离婚，男子的父母也以断绝父子关系威胁他，要他保留现有家庭。俩人阻力重重，女孩也被当成了第三者被男方的家人和妻子围攻咒骂，俩人眼见这世不能在一起，就双双约定：不能同年同日生，便同年同日死。于是，那女子便死了。而那男子，看着心爱的人在眼前死去时，却没了勇气，突然改变了注意。但是，一切都晚了，当他不想死，也不想让那女子死时，那女子的身体早已经僵硬了。

主任带着遗憾说完了这个女孩的事情，就已经是中午下班了。大家全都走了，回家吃饭去了。

我想起前一天来开药的那女孩身材苗条，面容清秀，气质绝佳，而那男子垂头丧气，沮丧忧郁。如今只隔了一个晚上，他们已经阴阳两隔了。女子死了，男子活着。他没有遵守她们的誓言，他没有勇气去死，他只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孩死了。

4

多年过去了，那位曾经想要和那女子一起赴死的男子，依然好好地活着，和他曾经要离婚的妻子在一起，和他的孩子在一起，和他的父母在一起，好好地活着。我不知道，在另一个世界里，那位勇敢的女子，是否还能寻找得到她曾经为了他连生命都放弃了的那个人。

她离开了人间，在另一个世界里，碰不见她要找的人，不知她是否会后悔曾经的选择。他所钟爱着的男子，仍旧和他不爱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依然拥有他的家庭。他们只不过偶尔会吵吵架，闹闹矛盾，生生气，但他的生活里依旧有日升日落。而她，只不过是他生命里的一个过客，瞬间即逝，烟消云散了。他的孩子长大了，他继续和他的家庭一起生活，继续送他的孩子上学，继续晚上陪着他，继续和曾经想要离婚的老婆一起吃饭，睡觉。

我在想，如果那一天，我能和她聊聊天，如果她能告诉我她为什么要买安眠药，如果我给她推荐一部影片《胭脂扣》，那么，在她看完那个影片之后，她是否还会依然那么决绝地离开！有些事情。虽然你有种种的预感，但是在那个节骨眼上你就没有去做，所以一切的后悔都是无用的。有时候我也在想。作为医生，我们到底可以挽救多少人？如果那一天她没有那么一瓶安眠药，她是不是就不会死？但是我又想，即便她那天没有再开一瓶安眠药，但她的床头仍然又多了一瓶敌敌畏。活着或者死亡，对她来说，都只是一个一瞬间的选择。

每当到了哥哥和梅姐的忌日，我总会想起那部电影《胭脂扣》，想起那部影片，总觉耳畔有哥哥的声音，“誓言幻作烟云字，费尽千般心思……错付千般相思，情象水向东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