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惡狠狠，身體軟趴趴。這句話用來形容澳大利亞或許比較恰當。
澳大利亞負責經貿、旅遊和投資事務的部長西蒙-伯明翰11月6日帶著近200家澳企來華，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二屆國際進口博覽會。儘管嚷嚷著“不要不要”（審查投資），但看到“大蛋糕”擺在那裡，澳大利亞人還是既管不住自己的腿，更管不住自己的嘴。在爭奪訂單和市場方面，澳方從來不顧及吃相。
諷刺的是，特恩布爾擔任澳大利亞首腦期間，通過了一個名為“防止外國干預”的法案，也讓澳大利亞擁有了一個並不光彩的記錄：利用莫須有罪名封禁HUAWEI，甚至比美國更積極更徹底。不少澳大利亞政客為了博出位和顯示某種“正確”，總是藉機渲染所謂的“價值觀衝突”和潛在威脅，導致寒風勁吹。
不過，在經濟利益面前，政客的表演是不值一提的。澳大利亞企業不會因為堪培拉的狐疑與前後矛盾而忽視一個廣闊的市場。尤其是可進入的領域在不斷擴大，外國可以投資的戰略清單也在擴容，營商環境不斷改善，這些因素都會讓澳企堅定在華開闢市場的信心，增加在華經營的動力。
堪培拉的對華強硬政策不符合該國經濟界的利益，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澳大利亞近38%的出口商品都要依賴在華市場，產值佔到GDP的8%。隨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外需求放緩，澳大利亞經濟也開始“感冒”，陷入停滯。在澳大利亞近2500萬人口中，華人約有120萬。澳大利亞還吸引了10萬來自大陸的留學生。雙邊關係緊張註定影響到方方面面。未來2年，澳大利亞因為不斷減少的大陸游客大約會損失5.5億美元。
中澳兩國在既沒有歷史積怨，也沒有根本利益衝突，而且合作也從來都不針對第三方。但澳大利亞卻一直有一股勢力在干擾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究其根本，一個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澳大利亞還沒有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做好心理準備。
儘管地理位置處於亞洲，但澳大利亞多數國民從未認為本國屬於亞洲，也不認為自己是亞洲人，而是天然地對歐洲存在歸屬感。當不得不面對亞洲新崛起的“關鍵玩家”時，澳大利亞在短期內無法適應，反應只能用慌亂來形容。
澳大利亞首腦莫里森宣稱本國是“美國再也找不到的堅定盟友”、“美澳會成為100年的盟友”。為了證明所言不虛，澳方決定用本國蘊藏的稀土資源討美國人的歡心。
但在10月20日，莫里森又比較滑頭地強調：澳大利亞是獨立國家，不能用簡單的二元論來把澳大利亞歸納為親美或者親華。或許直到最近，莫里森才明白保持某種模糊性是必要的，然而現在已經到了需要用實際行動來證明的階段。
一個無法動搖的事實是：向華盛頓獻媚並不能彌補澳大利亞因為搞壞對華關係而蒙受的損失。美國的想法是把澳大利亞、日本和印度組織起來，建立一個“四方安全同盟”。在白宮的計劃裡，美國只負責牽頭，遏制大國崛起的重擔（誰也承受不起）要分派到另外幾個國家頭上。
日本和印度都不願成為任美國擺佈的棋子。2019年7月，亞投行在瑞士舉行年會，日方也派人參加。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和亞開行理事的加藤隆俊悄然加入了亞投行“國際諮詢委員會”。而印度更是不願再次成為對抗的前沿——2017年的教訓已經讓莫迪看透了西方的真面。一旦發生衝突，獲利的不會是新德里。
在這種情況下，澳大利亞還要繼續成為馬前卒？澳大利亞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沒必要站隊和自我孤立。
當國際格局和實力對比出現重大變動時，堪培拉還在摸索如何才能找到那個“平衡點”，可機遇不會等人。沒有哪個澳大利亞政客正視問題本身並嘗試予以解決。曾經擔任過澳大利亞第29任首腦的阿博特意識到這一點，他私下裡曾向默克爾表示：澳大利亞的對華態度是“貪婪兼恐懼”，一直處於矛盾中。
澳大利亞同時參加TPP和RCEP，證明其對涉及自身利益的變動十分關心，不會允許自己被甩下“大船”。可當真正的趨勢來到眼前，袋鼠卻把自己的腦袋扎入“育兒袋”。澳大利亞需要明白：勿視當然的事為理所當然。當發生矛盾的結果是過分平靜，背後肯定在醞釀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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