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秦始皇建立了郡縣制大一統帝國之後，直到清朝末年，雖然中間偶有分封制的反覆和分裂時期，但是中國總體上有一種大一統的強大力量存在，這種力量不僅僅包括暴力，還包括大一統文化。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現象，那就是中國不斷地擴大疆域、繁衍人口，最終達到大清那樣的地廣人多的超大規模國家。

從秦朝到清朝，兩千多年的時間，中國做了什麼，讓自己從小變大，從弱變強？

其實，中國兩千多年的時間只做了兩件事：用自身大一統的力量和模式，與不同的部落對抗，並最終使他們歸化。在與不通過部落鬥爭的過程中，中國疆域不斷擴大，人口不斷增加，最終形成了超大規模的國家。

那中國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

一、中國大一統的先進性，打破血緣地緣關係限制，基於行政文書制度實現大規模國家的有效管理，讓中國成為當時東亞世界唯一的“現代化”國家，君主實現專制力量極大化，沒有掣肘。

秦朝把中國由分封制國家變成了大一統的郡縣制國家，基於行政文書制度對國家進行管理，替代了之前幾千年基於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的社會制度。這讓中國成了當時周邊世界裡唯一的“現代化”國家，並且這個優勢幾乎保持了兩千年。

以周朝為例。周朝是基於血緣進行分封制的封建制王朝。但是隨著時間推移，各個封國領主血緣關係變淡，彼此的親近感消失，彼此之間的關係最終完全被利益問題主導，各個封國因此征戰不已。最後，變法最積極、執行最徹底的秦國重新統一了天下。

秦始皇君臣鑑於分封乃天下動亂之源的認識，建立了郡縣制的大一統國家。整個國家基於行政官僚制度這一套文書系統對社會進行管理，實現大一統政治。後來漢朝進一步鞏固了大一統的格局，君主成了至高無上的權力獨裁者。

在東亞世界裡，大一統的社會政治形態，就是當時政權的“現代化”樣板。

大一統政治制度以及與之配套的文化，其力量和模式，相對於分封制和更落後的部落聯盟制，其優勢非常明顯。

還是以周朝為例。周朝分封制之下的國家治理，主要還是依靠貴族。在天下共主周王這裡，貴族壟斷了官位和行政權力，貴族即是官僚。作為天下共主的周王權力很有限，因為貴族名下的軍隊、財產、人口，周王無權直接指揮。周王所能調集的資源也就很有限。這個問題在各個封國內部也穿在，封國的國君對下級貴族也無可奈何。

但隨著春秋戰國時期鐵器與牛耕的普及，平民從貴族名下逐漸獨立了出來，於是各個封國的國君就為這些平民提供保護，當然代價就是平民要交稅、要當兵，國君也因此另外成立了一套行政文書制度對這些平民事務進行管理。最終，國君在直接管理眾多平民的情況下，其力量比分封制時期就有了大幅度提升。原來國君向下級領主要錢要兵時，還要看他們臉色。現在則完全不同了，國君可以根據自己需要靈活地部署軍隊、籌集錢糧，而不會受到掣肘。

從組織效率和效能上看，大一統這一整套政治文化制度，能把整個國家的力量進行調度和管理，而且只依據最高統治者的意志。超越了血緣和地緣關係的一套行政與文化制度，是與大一統的絕佳配合，是實現最高統治者意志的最好工具。

因此，中國以大一統的力量對抗外來的遊牧部落政權的同時，大一統這一整套優勢制度也吸引處於部落和部落聯盟階段的統治者。

對於遊牧部落政權的統治者來講，中國的制度對他們充滿了誘惑力。因為這種制度能把統治者的權力和力量擴展到極致，同時還不會有掣肘，這是每個統治者都想要得到的。

二、遊牧政權，多為部落聯盟性質，主要是由戰爭的需要而結成組織，內部實行軍事貴族民主制度。

中國從秦漢開始，周邊的威脅主要是來自於北方草原的遊牧政權。遊牧民族政權還基本處在部落或部落聯盟的性質。

部落的發展程度處在原始社會的中末期，由若干血緣相近的宗族、氏族結合而成。其政治還停留在氏族酋長和軍事首領組成的部落議事會階段。部落聯盟則是由幾個親近部落、鄰近部落由於某種需要（主要是戰爭）結成暫時或永久性聯盟的社會組織。部落和部落聯盟社會的發展程度是遠遠落後於當時中國社會的。其聯盟性質也決定了其政治的鬆散性。

我們選取兩個例子進行分析，匈奴和拓跋鮮卑。

先說匈奴。匈奴是古代蒙古高原的遊牧民族，興起於今內蒙古陰山山麓。綜合《史記》和《漢書》的相關記載和相關專業研究結果看，匈奴在公元前3世紀以前（戰國晚期）氏族組織還沒有解體，此時北方的趙國、燕國各自對抗小股匈奴遊牧隊伍。到了前3世紀前後（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後）匈奴才開始由原始社會過渡到階級社會。

公元前215年，匈奴被秦將蒙恬趕出河套以及河西走廊地區。又過了沒多久到漢初時，匈奴開始強盛起來，兵民一體，公共草場與牲畜私產並存，各個小部落聯盟形成了大部落聯盟，大單于是最高軍事領袖。

再說拓跋鮮卑。作為鮮卑族的一支，拓跋鮮卑是鮮卑人和匈奴人的混血。從拓跋力微開始，部落有了很大發展，蒙古草原各部落紛紛成為拓跋聯盟的新成員。當時除了帝室十姓外，其它異姓諸部加入拓跋聯盟的有75個（一說68姓）姓。除本部外，四方諸部還有35姓與拓跋部落經常發生朝貢關係，“凡此諸部，其渠長皆自統眾”，他們只是與拓跋保持歲時朝貢，即政治上交聘或從屬，經濟上交換的關係。

拓跋鮮卑屬於典型的部落聯盟制。本族各部落構成聯盟的主體，其他朝貢部落構成聯盟的外圍。

三、中國對抗遊牧部落政權的兩條路徑：用大一統的力量和制度打敗他們並使他們歸化，或者無法打敗他們但僅以文化依然能使他們歸化。

下面我們分別來看看中國與匈奴和拓跋鮮卑對抗的過程。

1、匈奴：

公元前209年，冒頓殺其父頭曼自立為單于，匈奴變得強盛。而此時的漢朝，經歷了中原十幾年的改朝換代戰爭，社會被摧殘，經濟殘破，沒有力量正面對抗勢頭正勁的匈奴遊牧政權，因此採用了和親政策。這是韜光養晦的戰略智慧。

到了漢武帝時，漢朝已經發展了近70年，積累了足夠的力量和財富。漢武帝在完成了漢朝內部政令統一和集中力量的工作之後，於公元前133年對匈奴展開反擊，正式結束了韜光養晦戰略。公元前119年，霍去病在漢軍及投降的匈奴人簇擁下“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今貝加爾湖）"。

匈奴在漢朝的持續高強度打擊之下，退居漠北，分裂為五部，五單于爭位。最後剩下兩位，郅支單于和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率眾投降了漢朝，郅支單于則西逃，最終被陳湯斬於西域康居國。後來漢朝讓呼韓邪單于率部眾返回漠北，並把王昭君嫁與呼韓邪，匈奴成為了漢朝屬國，恭敬而順從地對待漢朝60多年。

在漢朝打擊匈奴的戰爭中，匈奴內部不同級別的王、單于、部族首領等率部投降漢朝的不計其數。

到了東漢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公元48年，南匈奴首領醢落屍逐鞮率眾投降光武帝劉秀，被安置在河套地區。而北匈奴依然叛服不定，最終東漢決心徹底摧毀北匈奴。公元89年，漢朝竇憲大敗北匈奴，班固在燕然山（今蒙古杭愛山）南麓勒石，銘刻《封燕然山銘》紀功。

北匈奴戰敗後，率殘部西逃至伊黎河流域的烏孫國，在其立足後，仍然出沒於天山南北，實施掠奪。東漢又多次派出大將打擊匈奴殘餘力量，匈奴只好繼續向西逃竄。

而歸降的南匈奴，他們的後代在五胡十六國時期建立了前趙政權（劉淵）。北方草原殘留的匈奴人漸漸演變，成為了鮮卑族、突厥族、契丹族、蒙古族的祖先。

中國用大一統之力才能夠對抗匈奴，最終使匈奴作為一個民族在中國徹底消失了，他們一部分跑了，一部分融入了漢族和其他民族。最終，只有匈奴的姓氏及其部分文化習俗被保留了下來。百家姓裡的劉姓、複姓呼延、獨孤等，其祖先的一支很可能就是匈奴人。

2、拓跋鮮卑：

拓跋鮮卑人建立了北魏，這是一個很強大的政權，他與南朝的宋齊梁並立，統一了中國整個北方。

中國對抗拓跋鮮卑的過程，不像漢朝對抗匈奴那樣硬碰硬，而主要依靠的是中國大一統文化制度的力量。

拓跋鮮卑在前秦崩潰之後迅速崛起，它東征西討，先後消滅了北方的多個胡族政權（也有漢人建立的政權）後統一北方。拓跋鮮卑崛起並統一北方過程中，此時的漢族政權東晉基本沒有什麼作為，只是在南方自保。

北魏在逐鹿中原的過程中，隨著統治區域擴大人口增多，其原有的制度已不能適應這種新局面。拓拔鮮卑的統治者也深刻認識到，遊牧部落的做法無法有效治理中原，要想穩定統治，並獲得穩定的財政來源，必須要按照中國的方法進行治理。於是，北魏開始實行了編戶齊民、均田制與定居等一系列政策，很快北魏把自己遊牧的特性丟了，變成了與中原王朝一樣。北魏政權因此有了穩定可靠的稅賦收入，擺脫了遊牧部落靠天吃飯經常內訌的死結。

經過道武帝、太武帝兩位偉大人物的努力，北魏的基業得到了極大的擴張。到了孝文帝時期，終於推出了全面漢化改革的措施。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拓跋鮮卑人是自發自願地向中國文化靠攏並融入。在便於統治的同時，北魏君主也逐漸加強了專制集權。孝文帝的漢化、改官制並遷都，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君主集權，實現皇帝的徹底獨裁專制。

史學界多說孝文帝改革是為了實現經天緯地的雄圖大略，但實現雄偉目標不一定要遷都。孝文帝遷都是為了遠離鮮卑軍事貴族聚居的平城，擺脫他們的掣肘。中國大一統制度所帶來的力量誘惑，足以使君主不惜擺脫一切來實現它。

雖然孝文帝死後，北魏的政局很快變得混亂，最終導致了北魏的分裂，但是對於中國來說，中國已經用自己的文化成功地把拓跋鮮卑融入了進來。

結語：古代大一統的中國，力量與文化並用，或者只用文化，持續不斷地使中國這個主體不斷髮展壯大

中國征服匈奴和拓跋鮮卑是兩個典型例子，一個以力量為主，一個以文化為主，最終達到的目的都是：把外部威脅化於無形，同時擴大了領土，也為本民族增添了人口和新鮮血液。

中國後來的歷史一再重複上演這兩種對抗遊牧部落的模式。突厥被大唐消滅，模式與匈奴如出一轍，一部分歸附，一部分被打得向西逃竄；歸附的突厥則徹底融入了漢族和其他民族，自身消失於無形。契丹族和女真族，基本是按照拓跋鮮卑模式融入了中國大一統文化。他們在文化上自覺自願地向中國靠攏，北魏、遼朝和金朝從遊牧部落被漢化到了修長城的地步。元和清，這是拓跋鮮卑模式的放大版，他們佔有了全部中國領土，但是最終中國依然依靠自己大一統的文化，把遊牧部落演變為中國政權。

在對抗部落政權的過程中，中國領土不斷擴大，人口規模不斷增加，最終使中國成為了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家，為近現代中國的生存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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