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民办教师工作（上）
长葛民办教师回忆录：19岁我就当上了学校负责人‖老家许昌
文‖李明宪
1961年10月5日，我因病，从西北农业机械化学校（校址在青海省西宁市）请假回家。
到家的第二天，大队副支部书记王海先找我谈话，让我到本大队学校书。
我说：“我还未毕业，正在实习阶段。”
他说：“现在家乡需要你，咱们学校很长时间没有负责人了，急需一个人去管理。”
我说：“我还是个学生，书都不会教，咋去管理别人？”
王书记很会做工作，耐心地说：“留下吧!不会，学学就会了，有困难咱共同解决。”
我想，党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家乡人民的需要是我的光荣，到哪儿工作都一样。况且我在西北有严重的高原反应，天冷感冒不容易好，这次就是因为感冒回来的。最后，我答应了王书记，留下来到官庄学校当民办教师。
第二天，王书记领我到学校上任。学校在小官庄，这里一个大院住了四户人家，每户腾出一所房做教室。
到了学校，王书记召集老师们在院里开会，总共有四位老师：马木、陈亮、贾秀花、陈秀花，都是民办教师，最大的陈亮才二十三岁。
王书记讲了话，介绍了情况，大家都很客气。从此，我就告别了学生生活，成了一名民办教师。
初期的教学生活
初到学校，我很不适应。老师们没有办公场所，都在教室后边放一张床、一张桌子。
一、二、三年级学生上课用的是一张宽不过二十公分，长不足三米的木板当桌子，土坯垒的台，一组七八个人，一人动全组晃。
我没地方住，找了一间久已失修的小厨房，大小不过六七平方米，低、脏、黑暗，没办公桌子，垒了个土台。这也是我的办公室，使用的都是煤油灯，条件十分简陋。
当年我19岁，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哪儿会领导别人？老师都是年轻人，互不服气，我性格直爽，遇事直出直入，不计后果，个别老师产生了不满情绪，无形中造成了工作中的矛盾。有几次我想撂挑子不干了，又想：遇到困难溜走是逃避、是无能，这不是一个有志气人的作为。
我改变了工作方法，首先是培养和同事的感情，想法接近他们，向他们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二是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
我们和会河学校是一个学区，他们是完小，有二十多个老师，我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去开会，在那儿认识了校长湖海池，教导主任赵金生，也结识了郭运亭，樊水来等几位要好的老师。他们授课能力强，教学经验丰富，我经常找他们求教，翻阅他们的备课本和批改的作业，把他们的精华方法运用到我的教学中去实践。
我教的是四年级，一个人包班，教算术我比较拿手，按照上初中时李银铜老师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讲例题，大部分都用线条构画，图解分析，同学们听得懂、理解快，效果很好。
教语文，我的经验是必须先备好课，脑海里一切成熟了，才会循循善诱，讲得有声有色。学生都对学习产生了兴趣，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同学们都说：“最爱听李老师讲课，讲得像唱戏一样，越听越想听。”
通过学习和身教，我发现了我们学校教学上存在的问题。有的老师备课不是为了教好书，而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上课每节四十五分钟，讲二十分钟就言尽词穷，怎能讲得透彻？批改作业草率，像作文批语简单笼统，批语又让人看不懂。
在对学生的态度上，虽然上级三令五申不让体罚学生，但遇到学生不会做作业时，有的老师就恶言怒斥，动手动脚，甚至用课本打学生的脸，教鞭成了敲头棍！有位老师总把一根破板凳腿放在身边，学生有了错误，老师只要说“过来”，那个同学就吓坏了，违纪的学生都怕挨老师那根所谓的“电棒”。
我决心纠正老师教书敷衍，学生不会不查自己，把气撒在学生身上的不正之风。可能是我的工作方法不当，有两个老师闹情绪，大队得知后立即把他们撤换，保障了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其实，学生都想好好学习，用好的成绩给家长和老师回报，越是智力差的同学，进取心越强，老师的作用就像领一群孩子爬山，素质好的跑在了前面，差一点的就需要老师去帮他一把，这样大家都赶上了。老师多付出一点，就会取得数倍的收获。
1962年上级推广普及小学教育，把这项工作交给了学校。我带领老师们白天教书，利用晚上时间普查全大队情况。
全大队五个自然村，2600多口人，在校学生170名，通过普查，发现还有30%的儿童没有入学。
大体原因如下：一是家长重男轻女，不让女孩上学；二是大人挣工分，让大孩抱小孩；三是交不起书杂费不上学。也有个别因学习不好，受不了体罚和歧视退学的。
为了让孩子们都来学校上学，老师们分村包人，设法启发动员。遇到钉子户，老师们不厌其烦跑几十趟，直到工作做通。有特殊情况，大家联手攻克难关，达到不漏一个的目的。
1963年9月，我们把适龄儿童全部动员入学，一、二年级又增加了两个班。为方便学生就地入学，又增加了五年级一个班，学生达到了三百多人。
原来的校址容纳不下，大队决定把副业院全部腾出来做学校，这里房子多，院宽敞，大队又添置了两堂新课桌。然而老师不够又是问题，教师的水平关系着学校的质量，需慎重挑选德才兼备的人才入校教书。大队把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在本大队择优选拔。
我大胆设想，敢于因才使用，把辛集村有历史问题下放的办公老师马福祥，小庄村家庭成分高的刘同泰，辛集村下放教师万景田，官庄村陈群义等人选进学校教书，解决了师资不足的问题。
当时，有些干部和社会上的个别人说我阶级路线不清，我给他们解释说：“教好书关键在于老师的水平，把有文化水平的人选进学校，这是因才使用。”
我还把一个在郑州上中专肄业回乡的王桂真也请到学校教书，她性格开朗，才华出众，能说会唱，活跃了学校气氛。
新学期开始，学校又买了一个铜铃，清澈的铃声几里地外都能听到。每天早起六点钟上早自习，上午八点半上课，下午六点放学，晚上九点下晚自习。老师们认真教书，同学们努力学习，时间紧而不乱，纪律严而有度，官庄学校很快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气。
我在教好书的同时还注重疏通家长关系，以达到双重教育的目的。每个学期，我至少召开两次学生家长会，让家长充分了解孩子们的在校情况，并利用晚上时间家访，与家长促膝交谈，沟通思想。
全大队官庄、杨庄、辛集、小庄、曹庄五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五百多户人家，全让我跑遍了。到哪个村，无论男女老少，没有不认识我的，啥时间看见都高兴地打招呼，热情地叫我李先儿！
1962年大队改成小乡，让我负责乡里的文教卫生工作，培养我为党的积极分子，我工作教书兼顾，信心倍增。
1962年10月的一天，区委书记王中全、付书记傅根重到官庄找我谈话，要我到区里当统计，我去上了一个星期班，老是心神不定，惦记着学校和师生们。最后，我找领导阐明了心事，经批准我又回到了官庄学校。
1962年12月，县供销社要我去上班，我推辞了。后来又调我到增福庙烟站上班，我还是不去。当年我二哥在省粮食厅上班，春节单位内招，他给我报了名，我考虑再三，仍然没有离开这可爱的学校，我确实爱上了教师这项工作。
民办教师的生活待遇
民办教师本身就是农民，干的是教师工作，每天和同学们一样三顿回家吃饭，四响到学校上班，晚上住校，星期天回家一天，待遇按照生产队最高劳动力记分记满勤，每月三百分，县教育局每月再补助五元钱，比在生产队干活还是好一点。假期时间，学校没事时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
星期天老师们经常到公社或学区开会，中午学校补两毛钱生活费，可以买一碗素菜。民办教师会抽烟的大都是一头拧，用破报纸割成条，想吸了就裹上碎烟片拧一根，买一盒公字烟一毛七分钱，放在抽斗里，用来应酬人，生活是很清贫的。
1962年8月的一天，王万成老师我们两个去老城购书，推一辆小木轮车，行程二十五里，那天中午开了一顿荤，每人吃了一碗豆腐菜，两个火烧，在平时这是一年也遇不到的。
回来路上下起了雨，没带雨具，就把衣服脱下来盖住书，上衣湿透了，再把裤子脱下来盖上，煤土板地又粘又滑，推着重车举步艰难，回到学校已是晚上十点钟了，看了看书没淋住，心里很高兴，一松劲感到肚子饿了，没啥吃，俺俩用茶缸煮了几块红薯，吃着真香。
（未完待续，明日请欣赏《我的民办教师工作（下）》）
【作者简介】李明宪，男，汉族，1942年7月出生，官亭乡官庄村杨庄人，中专学历。曾任长葛县知青场副场长、场长、党支部负责人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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