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海峰
前言 | Preface
作为“西北首位度”最高、千万级人口的特大城市，西安经济不强会有一系列连锁反应。
经过“大西安时代”的洗礼、讨论和争锋，西安的官方与民间已形成一个共识：西安经济不强，是产业不强；而产业不强，核心在于工业不强。当然，这与“为何西安未成为首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以史为镜！置于全域范围，西安工业历程如何，其“短板”和优势如何形成的？
第一，从西安错失“一汽”讲起
1949年，共和国主席访问苏联，当看到汽车一辆一辆驶下装配线时，对随行的人员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1950年1月，共和国主席和总理在莫斯科，商定苏方援助中国建设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包括援建年产三万辆吉斯150型载重汽车的工厂。1950年3月27日，中央重工业部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
当时备选争论很大，有石家庄、西安、太原等。由于苏联汽车厂址在莫斯科，故苏方建议“中国第一个汽车厂要在首都或附近”。
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解放车出厂◎NEWS
除此之外，当时苏联专家还指出几个关键因素：
建一个大型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首要考虑电力供应、钢材供应、铁路运输、地质和水源等基础条件。 此外，因为国际环境的不稳定性，大型工厂优先考虑内地而非沿海、沿江。
陈云当时兼任第一任重工业部部长，主持第一汽车制造厂的筹备工作。他主张，索性再远点设在西安。经过向专家请教，他认识到当时的西安有几个关键问题无法建设汽车厂：
时任重工业部长的陈云◎NEWS
1、电力问题：若年产三万辆，电力就需要2.4万千瓦；而当时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建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
2、钢材问题：一年要二十几万吨钢材，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这个产量，也要在五、六年以后，西安没有基础；
3、木材问题：用量多达两万立方米，当时测算是如果在西安砍木头，可能山(指秦岭)都要砍光。
4、运输问题： 每年运输量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光汽车厂原材料都将不堪重负。
结果，陈云主持大家重新研究，决定把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设在东北四平和长春之间，并选定了长春的孟家屯。1951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
那么，“一汽”对长春经济带动力有多大？
2017年10月19日，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王君表示：“‘一汽一感冒，长春都要打喷嚏’，的确是我们实际情况。最高的时候，一汽产值占长春经济规模60%。但通过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2016年一汽产值占比已降至40%，工业内部结构逐渐趋向合理。”
按照2016年数据，长春GDP为5928.5亿，“一汽”占比40%达2371亿。相比之下，2018年西安的第二产业（工业）总值为2922亿。
2018年长春在东北三省省会排名第一◎NEWS
所以，当下西安乃至陕西的共识是：“经济不强在工业，工业不强在汽车。”新能源汽车成为“战略突破口”，实施“百万汽车计划”，这是后话。
当时“一汽”选址长春，与它自身基底密不可分。
首先，长春地区本身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第二，1949年以前，“东三省”就已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第三，长春紧邻京哈铁路，便于建厂时大量苏联设备的输入，也便于就近利用东北的钢铁、煤炭、木材、水电资源。
一个健全的工业体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它需要数十年高度集成和完善的体系。在1949年以前，西安最大的工厂就是由石凤翔创办的大华纱厂：当时，发电机从石家庄运来，主要机械和设备也都从德国和日本进口……
“万丈高楼平地起”。从这点上分析，西安错失“一汽”的背后，需要要清醒的认知自己的“家底”，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
第二，“计划经济”的“宠儿”
“区域有东西，发展有先后”。西安现代工业的奠基，与抗战时期有关。
当时，国内东南沿海的452家现代工业企业大规模西迁。其中，44家迁到陕西，其中：有8家机械厂、19家纺织厂、8家面粉厂、3家化工厂、4家其他行业的工厂。这些，奠定了西安工业基础。
彼时，1935年4月，陇海线“西安-潼关”段竣工，标志着西安向东的路线被正式打通。
实际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世界大环境极其不稳定，各种战争和摩擦几乎是一触即发。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内地，即是这个背景。
交通大学西迁与当时的西安“唇齿相依”◎NEWS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相当大一部分布局内地。这其中，陕西获得24项，西安有17项成为接受项目最多的城市。
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虽错失“一汽”，但是苏联援华让西安的工业崛起，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
在五十年代第一轮《西安城市总体规划》中，西安被定位“以轻型精密机械制造和纺织为主的工业城市”。城市格局上，形成围绕陇海铁路的韩森寨“军工区”、西郊“电工城”、灞桥“纺织工业区”三个传统大型工业区。
西安第一次总体城市规划的产业布局◎NEWS
1、韩森寨工业区：
选址靠近陇海铁路和火车站，又在城区东侧，不仅可利用旧城设施，还能引浐河水作为生产用水。
1953-1957年，西安东郊建成以炮弹铜壳制造为主的秦川机械厂、以坦克制造为主的华山机械厂、以钢弹体和火炮制造为主的昆仑机械厂和以高射炮、雷达制造为主的黄河机器制造厂等六个兵工企业，形成了军工城。
2、灞桥“纺织工业区”
得益于石凤祥创办的“大华纱厂”，西安拥有了发达的纺织业。在规划建设时，中央纺织工业部将陕西省列为纺织工业发展基地之一。
1952年12月正式确定在西安建设国营西北第五棉纺织厂，逐步形成以国棉三、四、五、六厂，西北一印等五座大型纺织印染企业为支柱，以西北电建四公司、纺织科研所等十余家大中型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集群。纺织城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工业基地。
3、西郊“电工城”
“一五”计划期间，与“一汽”同为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的西安高压电瓷厂、庆安宇航设备公司、西安新华印刷厂、西安印钞厂、西安制药厂、西安油漆总厂、西安保温瓶厂、西安机床厂等大中型企业，也按规划相继在西郊建立。
时至今日，由于其工业产业的特点，仍有化工厂和制药厂在进行生产。但是，区域已从郊区演变成为主城区，造成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均衡。
红色坡屋顶是老西安人一代的记忆◎NEWS
所以，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第一步和关键的一步就是“工业化”。它们夯实了城市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城市格局。
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这些铸就了城市辉煌。“电灯电话”时代，中国十个“三位数”区号的城市，西安就是“029”。在改革开放之前，诸如杭州、宁波等绝大部分沿海城市，发展并不比西安和成都好。
改革开放初期，工业体系相对健全的西安还有较强的竞争力。遍布的科研院所和高等学府，让西安长期保持了相当高的科研水平，为后期高新产业打下坚持的基础。
但随着市场经济、外向型经济和工业产品的迭代，特区、沿海、沿江等地区快速发展，西安“计划经济”下的工业失去竞争力，直接影响西安经济总量。整个九十年代探底，这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城市现实——缺水。
和GDP走势一样，随着2000年以后黑河水库的投用，以及“群峪联水”的实现。告别了“水荒”后西安，开始逐步爬坡。
第三，“探底时代”的启示录
水资源短板，困扰西安太多年。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西安一直是中国极度缺水城市之一。
曾经八水环绕的西安，近代很多河流已干枯。1980-2005年，西安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234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6%，也低于陕西省人均水量还要1133立方米的水平。
国际公认，维持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人均水资源1000立方米临界值。2005年以前西安，就低于这个临界值。
排队等候接水◎资料图
1969年夏，西安出现过第一次水荒，85％自来水上不了楼，40％地区定时供水。到1994年，西安缺水近50万吨。为解决用水问题，西安先后建成四期供水工程，形成以地下水为主，地面水为辅的全市供水水源。
1952年10月1日，西安第一座自来水厂投产，日供水能力2000吨，使3.6万人喝上自来水；接着开辟了浐灞、沣、渭和沣渭交汇处四个水源地，修建净水厂五个，打深机井200多眼。最终，各工厂、机关、学校的自备井竟有1000多眼。
即便如此，1995年西安还是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水荒：这年夏季，数十家工厂因无水而停产，多所高校提前放假，数十万居民在缺水中度日。
大雁塔不同年份倾斜情况，2008年后逐步回正◎资料图
人们半夜起来排队接水，职工上班回家带水做饭，高价水沿街叫卖，一车水卖到280元。
当时，曾经担任过水利部部长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来西安视察，发出了“抢救西安”的呼声。
长期单一过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急剧下降，引发一系列环境问题：沣、灞河由上世纪50年代年均断流30天左右分别增至113天和255天。水位下降引发地面沉降，最大水位下降达80米。
加上自身污水处理设施的不足，大部分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十几条河流被污染，地下水四项指标超标，而污水排放量还在一直增加。
“水荒最严重”的1995年，GDP排名也最低◎CHENGJI
这一切，某种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西安的产业布局。有个插曲，大家一看：
1999年“西部大开发”那几年全国“两会”，陕西代表总要提交同样一份提案：“发掘乾陵地下宫殿”。彼时，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也呼吁“开挖秦始皇陵”，他算账说“每年仅门票收入就可达25亿”。
后来，坊间就有了“莫把西部大开发，当做西部大开挖”的暗讽之语。信息时代未到来之际，外界看西安发展是靠“旅游吃饭”。
后来，《西安城市总体规划（1995-2010年）》中，西安城市性质被定为：“世界闻名的历史名城，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北方中西部地区和陇海兰新地带规模最大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省会”。
“工业”字眼，第一次从总规划中消失，重点强化了“科研、高等教育及高新技术产业”。规划看方向，产业看载体：1991年和1993年，国家级高新区和经开区相继成立，它们首期规划面积仅十几平方公里。
80年代高扬，90年代沉沦，2000年代爬坡◎CHENGJI
有研究显示，改革开放后中国东西部差距扩大的50-70％，是由工业发展差距引起的。实际上，特大城市离开工业经济的支撑，工业集群不强也难以带动周边发展。
期间，人口东南飞，去沿海工厂打工，东部地区得以快速吸收外资带来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城市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居民收入快速提升。西安，进入沉沦阶段。1980年，西安排名全国第20位，史上最高。此后开始不断滑落，不曾想至今都难以到达这一高度。
1995年，西安GDP排名全国第43位，创历史新低。不要说那些强一、二线城市，就连中部的湖北襄阳都比西安高。
第四，全省的发展状况
在中国城市发展中，一直有一种声音说“不能一支独大”。不只是在陕西，在四川、湖北等“强省会”地区都是如此。
为何会有这种说法？无外乎，省会占据了最好条件——这是事实，因为城市有它的发展规律、基础和顺序。就像当年“苏联援华”工业项目，西安为何占全省达70%。陕南和陕北？不具备任何条件！
1964年“三线建设”期间“二汽”落户湖北十堰，坊间有传闻首选安康。但因恒口是安康的“粮仓”，一旦被占，安康人民口粮就无法保证。在安康，这件事情说者皆都“扼腕叹息”。
所以，南北长度八百多公里的陕西，三种完全不同的自然和文化形态，决定它发展空间：绿色生态的陕南，黄色平原的关中，黑色能源的陕北。
陕西经济形势和地理图◎制图/城记智库
“中苏交恶”等背景下的“三线建设”，工业再次极大规模西迁。陕西400多个新建三线项目，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48个县。但是，随着局势的缓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很多“与世隔绝”的三线企业，面临着交通不便、脱离市场、环境恶劣等影响，“回迁”成为必然。
改革开放后，国务院的“三线办”，决定让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襄阳、汉中、绵阳、天水等。技术密集型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
换个角度来看，陕南地区的安康和汉中，其发展靠“强工业之路”基本无概率。相比之下，陕北能源经济，大概从2000年代开始崛起。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开启十几年的黄金期。期间，我国工业加速度发展，对能源需求爆发式增长。1998年，国家将陕北列为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二十年来，累计开工175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达8000亿。
2017年陕北地区GDP为4585亿、工业总产值5339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61亿、财政收入453亿，20年分别增长了32倍、52倍、46倍和42倍。再向前，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1998年增长23倍，年均增长42.4%。
其它的事情相信大家都知道：陕北“暴富”的神话不断上演，陕北人组团到“省会”买楼，“一出手就是一个单元”。
2018年，陕西能源工业增长加快◎来源/陕西统计局
2018年，非能源工业增速放缓◎来源/陕西统计局
2017-2019上半年西安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CHENGJI
“经济新常态”下，陕西工业经济增长较快的依旧是能源工业。若再抛开“强省会”的西安来看，其它地区数字已“不忍直视”。
这期间，东部产业转型升级和传统产业转移从未间断。例如，安徽和江西凭借地理特点，这十几年从长三角和珠三角吸引了大量内迁的工业。例如合肥成为“白色家电之都”，强势突起，成都在2016年就提出“工业一业定乾坤”战略，郑州借助富士康形成电子信息工业等多个优势产业。
梳理西安现代工业史，“计划经济时代”的“宠儿”，九十年代的“探底”，新千年后的“爬坡”……如何认清自己，坚定不移地招商引资，发展先进制造业，从而工业强市。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敬请期待下篇
《“工业强市”：西安，这条路有多远》
“Hope is a good thing，mab ye the best of things and no good thing ever dies”这是《肖申克的救赎》中经典台词：”有希望是件好事情，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事情，好的东西从不会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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