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速膨脹後的中國電影市場，能站在保護創作者的角度、幫助電影合理走向市場的“老大哥”角色，正在迅速成為一種稀缺資源。

作者 | 江婧怡

如果以建立座標軸的方式來評價一位導演，橫軸是藝術價值，縱軸是商業價值，從左至右、從下至上屬性增強，那張一白的位置，大概會呈現一個主動由第四象限向第二象限偏移的過程。

張一白的創作過程實際上也是尋求商業與藝術和諧相處的過程。他曾經拍出中國第一部青春偶像劇《將愛情進行到底》，並且在《開往春天的地鐵》《好奇害死貓》《夜·上海》《秘岸》這一系列電影作品中得到了藝術層面的認可。

但儘管張一白認為這些作品也在尋求大眾層面的認可，它們在票房表現還是沒有達到自己的預期。他認為這是因為自己沒有前輩們的運氣，擁有知名製片人和大型電影製作公司的幫助。

很快，他意識到一名優秀的監製能夠在製作階段就能夠提供足夠的經驗，保護電影走上更加穩妥的道路，於是決定自己嘗試監製。從《杜拉拉昇職記》的初試，到在《匆匆那年》《後來的我們》等電影中實現成功的模式復刻，再到擔任《我和我的祖國》這樣重要項目的總策劃，張一白已經證明了自己經驗的獨特價值。

在高速膨脹後的中國電影市場，能站在保護創作者的角度、幫助電影合理走向市場的“老大哥”角色，正在迅速成為一種稀缺資源。

01 | 命題作文

2018年聖誕節後，新作《瘋犬少年的天空》的冬天戲份一殺青，張一白立即從重慶趕到北京，一下飛機便直奔陳凱歌的工作室。他接到了一個十分重要又十分緊急的任務：參與籌劃新中國成立70週年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身份是導演，以及整個項目的總策劃。

同樣趕來工作室的還有陳凱歌、黃建新和華夏電影董事長傅若清，他們的角色分別是總導演、總製片人和總出品人。留給四人的時間不多，要在不到十個月的時間裡，協調七位導演拍一部不能失敗的電影，他們的壓力很大。

那天，他們敲定十二個字作為電影的基調：歷史瞬間，全民記憶，迎頭相撞。張一白對此的詮釋是，讓重大歷史時刻與普通人的生活產生交集，創作圍繞共情展開。怎麼把電影拍出來是陳凱歌操心的事情，而交到張一白手上的任務，是確保這篇命題作文至少達到及格線。

及格意味著很多方面，票房、口碑、宣傳任務與藝術表達的平衡，張一白用了兩個“真的”來強調自己並非唯票房論。“到現在看票房極有可能破30億，大家覺得好棒，但是開始的時候，當你在導演身份之外還要肩負著那麼多的責任，你就面臨著這個問題：上映後電影的命運將如何？拍不好，大家的聲譽怎麼辦？”

拼盤形式是命題的一部分，留給七個導演每人的發揮空間只有二十多分鐘。經歷過《奔愛》失敗的張一白知道，即便參與者都是聲名在外的導演，也很難為這部電影最終的呈現效果作擔保，“因為這電影史上，7個導演一起拍片子是沒有成功的先例”。所有人都可以質疑，但身為總策劃，張一白需要說服所有人。

儘管手機裡並沒有抖音和快手，但張一白知道短視頻正在搶佔更多人的注意力的趨勢。因此在《我和我的祖國》這個項目上，他考慮最多的問題之一是短視頻時代人們是否形成了一種短片審美，“也就是說觀眾是否在一個20分鐘的故事中就能被打動”。

張一白總結了一套他做事的理論：解決能解決的問題，不去解決解決不了的問題。對觀眾審美變化的預測屬於後者，因此這更大程度上是一種由結果倒推的邏輯自洽，而不是張一白當下做決定的依據。“時間太近了，我們還沒到總結經驗的階段。但我覺得這個概念還算成功，最終確實把大家從小屏幕看短視頻引導到大熒幕上看短片。從觀眾接受心理來說，我覺得它提供了很多的經驗。”

能解決的問題，也是張一白更擅長的部分，是為電影做營銷。與《我和我的祖國》創作基調保持一致，張一白強調宣傳的核心也是共情。

影片的前期宣導從上映前七週便開始啟動，張一白設想的節奏是一星期釋放一個故事的預告片和海報，由遠及近推進。從時間間隔最遠的《前夜》開始預熱，臨上映前一週正好放到與當下閱兵時間線交疊的《護航》，並同期推出王菲演唱的同名主題曲，結合短視頻平臺抖音推出“我和我的祖國”魔法道具，明星示範引發大眾模仿參與，將情緒推向至高點。

與張一白在《我和我的祖國》中的雙重身份一樣，身為策劃或者製片時，他無法也不願意剝離創作者的視角。

張一白主張影片的宣發本身同影片是一體的，“我們無非是把每個導演自己的創作中最有價值、最想表達的點提煉出來，然後擴大擴散，來打動普通的觀眾，讓他覺得這個東西是跟我有關的。”

但在談論如何做電影宣發時，比起闡述自己決策的高明之處，張一白更習慣於先進行一番澄清，即便我還沒有提及關於他的種種爭議。“宣傳這個事情我說了一百遍，它不是掛羊頭賣狗肉。”

02 | 稀缺資源

這樣的聲音，從張一白2010年監製《杜拉拉昇職記》起就一直圍繞著他。那是張一白第一次有意識地嘗試做製片工作，由純粹的電影創作者轉型，自己下場同電影資本週旋。他的監製首秀在當年收穫1.24億人民幣票房的回饋，商業意義上大獲成功。

次年，張一白馬不停蹄，成為中國第一個就讀長江商學院的電影導演，並拿自己的成名作《將愛情進行到底》試水，自己兼任電影導演和製片人二職，包攬創作與行銷，並通過陳奕迅、王菲演唱的主題曲《因為愛情》，成功驗證了音樂營銷對電影宣發的推動作用。

在當時的採訪中，張一白提到，會放更多精力在監製上。初顯電影營銷才能的張一白似乎離導演這個角色越來越遠了。一些說法陸續出現，往好了說評價他市場嗅覺敏銳，往壞了講批評他作為導演大逆不道。“因為那個時候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參與宣傳和發行，大家覺得事情這麼幹就有違一個導演的職責。”

到《匆匆那年》的時候，張一白不僅復刻了《杜拉拉昇職記》和《將愛情進行到底》在商業上的成功，以4000萬製作成本拿下5.88億票房，甚至憑藉電影拿了營銷大獎，當時報道給他的評價，叫“在社會化媒體營銷中準確抓住互動爆發點”。一個新的頭銜，“產品經理式導演”扣到了張一白的頭上。

對任何一位仍對內容創作抱有執念的電影人來說，這不算是個好詞。張一白自己也形容，這是“在一個動盪而幼稚的市場中不得不每件事親歷親為的無奈之舉”。

2010年到2016年期間，張一白頻繁以製片的角色出現，他也在這段時間清醒意識到了自己策劃項目、整合資源和營銷發行的長項，並在電影行業裡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就是一些有經驗的導演，用自己的經驗、資源，甚至學識來幫助一個片子完成整體的工作。”

在《後來的我們》之後，張一白做了監製工作的調整，他拒絕了更多製片邀約，愛惜起自己的羽毛，要求對項目擁有絕對的話語權和完整的參與度。“我也曾不斷地解釋，但現在我不想闡釋我所做的一切的合理性了。因為大家越來越看到，一個導演參與這些事情並不奇怪。我只是率先來做了這件事情。”

曾經，他但凡提及自己如何走上監製之路，必然會回頭敘述一番2008年《秘岸》籌備發行時的苦難經歷。那時，他遇到的發行方毫不上心，連《秘岸》上映的消息都是從朋友那裡聽聞。

在這次採訪中，張一白只是在我們談論到他在平遙見到許多年輕導演的心情時，作了一番類比。

“有那麼多有才華的導演，他們在拍著那麼有才華的電影，但是你又聽到那麼多導演在傾訴他們在拍攝的過程中間遭遇的種種不公、困難挫折。即使得了獎，即使有所好評，他們又憂心忡忡於這個電影，如何進入市場，如何讓更多的觀眾看到。在這個時候，你越發覺得你的選擇是有價值的。因為我們曾經也是其中的一員，也曾經那麼焦慮，那麼茫然、無助、不知所措。”

03 | 監製方法論

在對監製這個角色的理解上，創作者的身份仍然在張一白身上留下很深的烙印。他將監製視為另一種形式的創作，而不當成單純的商業行為。

處於當前更完善的電影產業體系之下，張一白正渴望向更純粹的創作者回歸。在對電影進行指導和觀點輸出的同時，張一白更期待從別的導演的創作中獲得啟發，他稱其為“反哺”。“我本身就是一個創作者，哪怕我去做監製，我也希望這個作品是帶著創作者的痕跡的。”

張一白自認為是一個不強勢的監製角色，“每個人都拍不到你想要的東西，你也拍不出別人想要的東西來。我不希望導演拍一個張一白的電影，我做監製是在幫助導演實現他的電影。”以《後來的我們》和《來電狂響》的監製經歷為例佐證時，張一白一共說了13個“一定”。

他提供的建議都動在創作的骨上，比如臺灣導演劉若英必須在大陸的背景中拍《後來的我們》，要拍北漂的故事，於淼設想中《來電狂想》的發生地點要從海島改到北京的尋常人家。張一白所謂“大方向、大氣質”的把握，共同的基點都是尋找共情點。

比起調研報告和大數據分析，張一白更樂意相信自己於“無數次教訓中買的單”，以及多年閱讀積累培養的敏銳直覺。“通常說我是市場名人，但我其實可能就是對題材敏感、對藝術敏感。對市場，我哪知道？一部電影從創作到上映一年半的週期，沒有人能在開始就預感到下一個潮頭，不可能，做不到。比如我打算做人間煙火的愛情片，並不是說我覺得市場要，只是我的創作到了，我就拍了。”

張一白否認自己對市場敏感，實際上是在否認他成功經驗的可複製性。張一白是個聰明的創作者，明白觀眾的痛點，對創作有著透徹的理解，強大的共情能力和藝術直覺讓他的作品天然能與市場的某一部分契合。也因此，張一白對市場的觀測更大程度上源於經驗之談，其電影商業化的成功經驗只能以他不斷參與不同電影項目的方式得到繼承。

在他的觀察中，電影如浪潮，存在著極大不定數的同時，也有著一定的規律，“所有的浪頭都會有落下來的那個時刻，但所有的低谷都在醞釀著下一個潮流。”張一白不敢肯定自己會是領潮人，也不願意做逐浪者，只希望“不要成為落潮時候被遺棄的那個”。

“怎麼才能做到不成為被遺棄的那個呢？”張一白堅定地給出四個詞：“敏感，敏銳，勇敢，堅強。”

他保持敏感的辦法，就是保持閱讀和創作。

今年張一白的工作表排得很滿，兩部重要影片《我和我的祖國》《中國女排》的監製工作之外，所有的時間幾乎都給了他新劇集《瘋犬少年的天空》的創作。來平遙給影展的費穆榮譽做評審，是賈樟柯提前幾個月打電話和張一白預訂的行程。

“我幾乎沒有自己的生活。我做那麼多事情，其實超過一個普通導演的工作量了。我不吃晚飯，節約很多時間，也拿來工作。”

他的勤奮有一部分源自他對自身定位明確認知，從而呈現出盡人事、知天命的豁達狀態。“大浪淘沙，你還能在這個行業裡生存，還能有片子在拍，這就是一件幸福。如果你還在乎這個那個的話，那是你對自己要求太高。在電影這個行業裡，就算有天之驕子，但不是你，你就是一個凡夫俗子。那你就面對這種種的質疑、誇讚往前走，這話說起來真是個漂亮話，是吧？”

在平遙這幾天，張一白說他難得有了一些交際和休閒，還能抽空去寺廟逛逛。不過他沒有真正閒下來。

他酒店房間的茶几上反扣著一本讀了三分之一的《光榮與夢想》，他手頭這冊是第二部，講的是美國1941年到1950年的歷史。書底下壓著一摞白紙，最上邊一張寫滿了字，規規整整列了十幾個以地點和時間命名的小標題，第一條是“重慶”，批註是“畢業/失戀”。

張一白說，那是他這幾天閱讀的劇本，整理的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