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八王之亂後，國力日衰。永嘉五年，匈奴大軍圍攻洛陽，七月，洛陽失守，晉懷帝被俘。建興四年，長安失守，西晉滅亡。中原陷入了長達一百多年的大動亂。各少數民族紛紛南下，

在北方地區建立國家，史稱"五胡十六國"。

這些少數民族政權統一了北方後，它們所處的歷史時代和國家所處的區間，決定了它們無法迴避與漢族士族的合作問題。作為有著不同歷史和文化背景的兩個差異性極大的民族，如何搞好同漢族士族的關係，如何合作，是擺在北朝少數民族統治者面前的一道難題。

一、北方漢人士族為何要入仕胡族政權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是一個集官僚階層與知識分子於一身的特殊階層，也是一個壟斷的文化層面的貴族階層。無論哪一個政權執政，都必不可少的要與這個階層合作。無論是符氏的秦，還是拓拔氏的魏，慕容氏的燕，在文化上都是落後的，漢化是他們實現穩定統治的必然選擇。

在這個時代，士族與政治是劃上天然的等號的。自東漢以來的選官制度決定了官僚集團基本都是由士族充任，而那些累世為官的士族在政治、文化和社會影響力上都是非常強大的。士族需要政治權力去保障他們身份的高貴，去保障他們門第的傑出，在政權更迭之際，他們也迫切需要新來的統治者承認他們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特地位。

西晉滅亡後，北方人民有一部分隨晉室南渡，還有一部分逃往西北建立了前涼，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可以或者說能夠離開故土。這些留下來的人中，士族也佔了一定的比例。面對新來的少數民族政權，這些士族或出於維護家族權益，或為了自身利益，紛紛投入新來政權的懷抱。

入主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同樣需要這些漢族士人的合作。比如前秦的符堅就是一個對漢族文化非常仰慕的君主，前秦的國家大事基本上都是由漢族的王猛掌控。王猛對前秦進行了一系列漢化改革，並提拔了一大批漢族士人進入官僚體系，使得前秦迅速發展成一個漢化的政權，國家實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

很多漢族士子與胡族統治者合作，是帶著改變胡族統治方式，為漢人謀取政治上的平等的心態的。西晉滅亡的事實，他們不得不接受外來胡族的統治。但他們中的很多人，想憑藉自己的努力，改變胡族政權的統治方式，推進少數民族的漢化，讓這些胡族政權被同化成漢化的政權。

抱有這種想法的士族在北朝士族中佔絕大多數。他們與胡族統治者合作出仕之後，首先會在政治上進行改革，將少數民族政權按漢族政權的形式設置官職，提拔漢族士人，爭取漢族地主支持。在經濟上注重發展農業，興修水利，改變胡族政權的經濟結構；廣建學宮，鼓勵讀書，鼓勵胡族學習漢族文化，用文化去同化、融合這些少數民族。

二、漢族入仕的方式

漢族士族取得與北方政權的合作的方式很多，最常見的就是依靠門蔭制度入仕。北朝自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改革後，也仿照漢族確立了門閥制度，規定那些先朝勳臣之後，“才堪優引者，隨才銓授”官職。具體做法是按照先人的官職高低來給予其後人相應的官品，或者以先人戰功的高低給予相應的官位。

對於一些家道中落、父兄一代沒有擔任較大官職的中下層士族中的才能優異者，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也不會視而不見。前秦、北魏乃至後來的東、西魏，都有完善的察舉制度。這是一種以士人居住地的州、郡升官向中央舉薦出仕的方式，由“郡察孝廉，州舉秀才”。每年朝廷都會按照實際情況給予州郡一定的推舉名額，州郡升官負責向朝廷舉薦人才，在舉薦過程中也對州郡官員實行考核，如果推薦的人不行，也會追究相應的責任。

州郡察舉推薦的人選，中央政府會責成中書省對其進行“策問”，也就是複核。這種複核主要是考核被舉薦人的權變和經義兩方面的知識，並確定人才的等級，以便授予相應的官職。

北朝也學習了漢代的做法，在中央設立“太學”，選拔一些士族子弟在裡面學習，畢業後通過考核就可以擔任官職。《魏書》記載，北魏太武帝時，

“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人”，孝文帝遷都後，又在洛陽建立了“國子學”和“四門小學”，將胡族和漢族的官僚子弟送入其中學習。由於少數民族貴族對學習不太重視，所以這些太學生中，漢族士人子弟佔了八成以上。

三、胡族政權中漢人的作用

在魏晉時期，中國進入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期，這與少數民族統治者推行漢化有關，但漢人士族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也是相當重要的。

漢族士族進入統治階層之後，無論出於何種目的，都會按照漢族的習慣做法和文化習性來對少數民族政權進行改造。

這種改造首先體現在官制上。少數民族政權剛開始建立時，往往官位比較少，官員的職責也不是很清晰，而同期的漢族政權則具有完善的職官系統。所以他們會按照漢族政權的職官系統，為胡族政權進行改革和完善。

《魏虜傳》記載，北魏入主中原之後，“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當時的政治制度和組織結構仍然保留了胡族部落的風格，無論是制度的完整性，還是行政職能貫徹的連續性，都有著很大的不足。在漢族士人大量進入北魏官僚系統之後，北魏也對這種政治結構進行了改革。皇始元年，北魏在尚書省設置三十六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其有文簿、當曹，欲以省彈駁之煩”，這種改革無疑會增強皇帝對行政機構的控制，形成一種以內製外的政治格局。

在牧民方面，少數民族政權一般沒有民戶和軍戶的區別，他們是全民皆兵的。這種制度有著一定的長處，但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而漢人的編戶齊民制，是建立在農耕方式上的一種利於治民的制度，在胡族政權由遊牧向農耕轉變的時期，正是漢族士人對其進行了改革，使得編戶齊民成為北朝的政治制度，不但經濟上實現了飛躍，也鞏固了政權的統治。

隨著北朝少數民族政權對中原地區的控制的加深，他們與中原漢族士人的結合也更加緊密，漢人在朝中的地位也不斷提升。從北魏文成帝到獻文帝之止的二十年間，朝廷中最為重要的尚書省官員中，漢族士人佔了近四十人，超過總數的七成。這說明在處理國家重大事務上，漢族士人的權力和話語權越來越大。以總攬政事的錄尚書事為例，北魏的錄尚書事共有七人，其中盧魯元、陸麗、常英、閭毗四人皆為漢族士族，所佔比例也超過了一半。這固然是這些漢人受到皇帝的寵信的緣故，也是當時少數民族政權不斷漢化，統治者依才用人的結果。

四、漢族士人的軍事貢獻

漢族士人在北朝政府文職中的作用很好理解，這是漢族文化先進性導致的。一般說來，從武力上來說，少數民族軍人往往以騎兵為主，作戰勇敢，悍不畏死，非漢族士族能比。但是實際上，漢族士族在軍事領域為北朝做出的貢獻也是十分巨大的。

北魏建立後，隨著國土的拓展，無論是出於穩定人心還是穩定局勢的需要，都決定了統治者必須全方位的與漢族進行合作。這種合作不單體現在文化上，就是軍事領導權，也有一部分移交到了漢族之手。

北朝入主中原後，隨著疆域的擴大，軍隊的數量也隨之增多。由於少數民族人口不多，這些增加的士兵基本是以漢族人為主。為了更好的控制這些漢族士兵，起用漢族士人中具有軍事才能的人擔任統帥，是一個簡便有效的方法。

北魏起用的漢族將領很多，司馬楚之、王慧龍、朱修之等人都是被委以重任的大將。這些人往往都是當時的準軍事組織塢壁的首領，手下有著一大批忠於首領、戰鬥力強悍的塢兵。在當時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很多漢族士族大姓都招攬流民，建塢壁自保，他們手下的塢兵身經百戰，紀律嚴明，是一支非常強大的武裝，也是統治者需要利用和合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從結果上來看，無論是司馬楚之、朱修之，還是後期的李崇、邢巒，都是北魏的軍事領導核心成員。

據《北史》記載，北魏太武帝時，司馬楚之擔任北魏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以拒宋師。他也不負重望，“破宋將到彥之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安頡攻拔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求更進討，太武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

還有一些精通兵法的漢族士人在北朝的軍隊中擔任參謀一類的職務，雖然他們不用上陣拼殺，但他們靠自己的才智，為北朝的部隊建設、軍紀整肅和獲得戰役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幾乎每一位北朝大將手下都有由漢族士人組成的參謀班子，甚至那些會天文觀星的漢人都被北朝胡族將領重用，“觀天象而決軍事”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作法，因此漢族士人在北朝的軍事領域也是一支不容忽視的力量。

五、漢族士人在文化融合中的作用

“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征服，首先是文化上的征服”。五胡亂華之後，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所以能得到保留，也正是因為我們的文化征服或者說融合了少數民族的文化。在這種文化融合中，北朝的漢族士族們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的。

王猛這個名字，是應該被我們記住的。他是開啟漢族文化融合胡族文化的先驅。他是第一個統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前秦的大臣，也是在政治、文化、經濟和軍事上對胡族進行重大改革，推進之後胡族漢化歷史進程的偉大人物。

王猛是前秦皇帝符堅最信任的大臣，他在胡族內部大力推行儒家文化，制定儒家禮儀，興建學校，讓少數民族同胞學習漢族文化。經過多年的努力，前秦的漢化程度非常快，出現了“關隴清晏，百姓豐樂，工商販於道，盜賊止息，田疇修闢，帑藏充沛”的良好局面。在他的努力下，各民族都學習儒家學說，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漢族文化在亂世的中華得以沿續下來。

文化的融合不是哪一個人能做到的，是一大批漢族士族知識分子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不管北朝哪個政權，都彙集了一大批漢族知識分子，都推崇儒學治國，並影響了少數民族的統治者，將儒家思想和文化定為國策。就是在漢化程度相對較低的羯族政權後趙，也廣建學校，推行儒學。這種漢族文化的傳播改造了胡族政權，也推動了胡族漢化，更可貴的是保留了中華文化的種子。

六、漢族士族在民族融合上的作用

當然，我們肯定漢人在胡族政權中的作用的同時，也不能將少數民族統治者想像得那麼美好。畢竟非我族類，胡族對漢族也不是信任的，還是存在一大批對漢族猜忌、排斥甚至打壓的力量。在胡族內部，是否漢化是一個爭論很久的問題，從人數上來說，反對漢化的少數民族貴族階層還是佔了大多數。

為了處理好這種民族矛盾，也是為了安撫胡族貴族，所以北朝出現了胡漢分治的兩套職官系統，也就是在朝廷中既有胡族為核心的一套職官，也有一套以漢族為主的職官。要注意的是，這兩套職官系統雖然表現上是相互制約的，但胡族職官系統是掌握實際權力的，也得到是少數民族統治者信任和偏袒的。

歷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雖然胡族守舊勢力非常抗拒漢化，但漢文化的融合能力太強大，先進性代替落後是歷史規律，不是個人的力量可以違背的。在漢族與少數民族的交往中，民族融合是大勢所趨，是歷史潮流。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極大包容心的民族，是一個多元一體的格局，而魏晉時期的動亂和少數民族南遷，以及胡漢兩族的合作，無疑是民族融合的推手。

從結果上來看，漢族士人為少數民族政權建立的統治方式和文化基礎，是非常符合統治者利益和全體人民利益的，這就使得雙方的合作有了廣大的基礎。在當時代表生產力的漢族的巨大吸力面前，少數民族都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向漢族靠攏，向漢文化靠攏。這是歷史規律，也是中華民族的幸事。

正是因為在這些漢族士人的推動下，在民族融合的歷史大勢力下，歷經四百年的大分裂最終被統一代替，一個容納了各民族文化精華的新的盛世即將到來。魏晉南北朝，是封建社會黎明前的黑暗，它以文化的包容、民族的融合和思想的大放異彩孕育了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最高峰——隋唐的到來。

參考文獻：《魏書》、《北史》、謝保成《中國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