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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穿越
將近４月的汕頭春寒未退，上空的密雲和潮溼的空氣都在等待暮春第一縷陽光的穿透。
這也許是一種帶有指向的描寫，但它確切地源自於近日贏週刊記者在走訪汕頭企業界時所感受到的一種強烈情緒。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汕頭經濟在經歷了一段長達十年的光環籠罩和隨後數年的陣痛及失落後，開始進入反思期。為什麼建造出一個個商界王國的潮汕企業，卻無法在本土茁壯長大；為什麼精明勤勞的潮汕人為中國乃至世界創造了巨大財富的同時，卻沒能帶來家鄉的強大？
這樣的自我質問熱切而憂傷。無論是網文《潮汕的春天還會到來嗎？》在當地媒體刊發所引起的各界大討論，還是城市戰略研究專家王志綱在當地演講吸引了將近２０００名潮汕企業主前往的盛況，都讓《贏週刊》深深動容。這是有著東方猶太人之稱的潮汕族群的繁衍地，是中國改革開放所建立的五個經濟特區之一，更是一大批中小企業生長聚集的地方。它的命運獨特而令人矚目，卻又讓人聯想起在中國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進程中同樣徘徊不前的城市與地區。
事實上，質問是漸進式的，企業與城市的命運有著永遠的糾纏，企業競爭力背後的支撐是所在城市與地區產業環境的成熟。汕頭的自我反思在《贏週刊》眼裡有著典型的意義。
對於汕頭，人們有著太多關切的質問。當我們試圖去回答他們所說的歷史、資金、人才資源問題的時候，卻發現所有的問題都有著共同的指向：汕頭的定位。
反思過去是為了腳下的真理；然而，此刻的腳下是在何處？這真的應該是我們首先的設問。
在汕頭最近的一次市委工作會議上，市委書記林木聲在形容汕頭經濟發展的時候用到了“冷清沉悶”四個字，這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那些困擾汕頭已久的問題：企業外遷、產品外流，資金率低、民間資金分散。然而只要你稍微深入地瞭解，你會發現，汕頭光盤複製和生產企業以及光盤生產線均列全國第一，音像生產企業及各類印刷企業的年總產值接近５０億元人民幣，將成為我國最大的音像製品及光盤生產基地；澄海區被授予“中國玩具禮品城”，玩具出口佔全國玩具出口的４０％以上；潮陽區谷饒鎮是全國針織內衣和電腦繡花產品主要生產基地，其針織內衣銷量佔全球總量的１／４以上。另外，包括化妝品、超聲電子等產業的生產能力在國內也是佔有很大比重。這樣的數字有點難以想像，一個冷清沉悶的汕頭背後竟隱藏著如此龐大的特色產業群落。這樣的景象似乎很像當年的溫州和東莞，但又似乎並不如此。
繁華？薄弱？
１８５８年，恩格斯在《俄羅斯在遠東的成功》一文中稱：“汕頭是中國惟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所以，汕頭應該驕傲。三年後即１８６１年，汕頭成為對外通商口岸，八個國家在此設立領事館，商業一時繁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汕頭成為當時全國四個經濟特區之一，享受國家一系列優惠政策，經濟的高速發展一時矚目。
那個時候，包括汕頭在內的潮汕地區是多個全國性市場的所在地，也是一個全國性的物流集散地，潮汕人從事商貿生意的天賦有目共睹。“那時的旅店和飯館天天擠滿人，‘街車’（一種人力車）滿街都是，客人一給就是１００元。”當地還流行著另一句話：“潮汕人沒有三天好生意做。”潮汕人對市場需求相當敏銳，在當地只要有一個人找到一門好生意，三天之內就會有一批人一哄而上，使得某個行業的規模在數量上迅速鋪開。
讓人眼花繚亂的當地老闆神奇創業故事以及家庭作坊遍地開花的熱鬧並不僅僅屬溫州所有。這個時候的潮汕地區也同樣經歷著溫州模式的第一階段，家庭企業從“小商品”的生產起步，並在社會化分工、專業化協作的基礎上形成區域性規模經營的產銷基地（專業市場）。只是潮汕人在這個階段停留得太長時間了，以致在溫州的家庭企業經歷了向由多個業主共同投資經營的股份合作制企業過渡再到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責任公司特別是企業集團過渡的兩個階段、逐漸以一種生機勃發的經濟強勢區域的面目顯現於世人的時候，汕頭卻在國家優惠政策的庇護和傳統自我文化的限制下缺失了一個重要的生長週期。
近年來汕頭歷屆政府的施政大綱中多次以工業化為口號，力圖振奮汕頭經濟。此間的痛苦與困擾不言而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汕頭憑特區的優惠政策進口來的商品和生產資料並沒有用來發展實業，更多地是被倒賣到其他地方賺取差價；而潮汕人所信奉的“自己生意自己做，合夥生意不能做”的觀念，使得一個個看似龐大的產業集群裡擠滿的是一個比一個小的個體戶；潮汕人頭腦敏捷，哪裡有生意就到哪裡去，大部分潮汕老闆的投資方向往往分散而雜亂，多元化而非體系化，因此無法在自己的生意王國裡構建起完善的結構。就這樣，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邁入轟轟烈烈的工業化進程並逐漸有意識地進行產業調整的時候，汕頭卻在相對封閉的系統中自我放逐，表面的光鮮無法改變最後的結果，便是實業軟弱無力、大部分產業無法形成合理的結構和體系。
眼前的汕頭，工業基礎薄弱，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型企業集團和支柱產業；全市１．６６萬家工業企業中，規模以上的僅有８３４家，佔５％，產值佔全市工業總產值近四成。根據汕頭市市委書記林木聲在最近一次市委工作會議上的報告指出，汕頭的經濟發展明顯落後於全省和其他經濟特區，經過１０年來的演化，汕頭的主要經濟指標占全省的比重不但沒有上升，反而全面下降。
有錢？無錢？
走在海濱路上，微微的海腥隨風而至，此刻的汕頭顯得沉靜而優美。９０年代初開始，汕頭為了改變基礎設施落後的局面，利用多種途徑籌集到大量資金，開展基礎設施建設。據統計數字，汕頭市在最近五年內投入基礎設施市政建設的資金達２４０億元，平均每年近５０億元。而該市２０００年的財政收入僅為３８．３億元。今天的汕頭仍然是一座美麗而現代的港口城市，但是嚴重的財政及資金運作困難，已經使她開始焦躁不安。
林木聲說，從即期增長看，去年汕頭的ＧＤＰ、地方財政一般預算收入的增長速度排在了全省倒數第一。汕頭大部分企業的日子彷彿並不好過。
據瞭解，汕頭當地只有兩家上市公司，裡面沒有一家是民營企業。事實上，汕頭的民營經濟應該是最為活躍，這裡生長著一大批中小企業，他們大多都面臨著二次創業的考驗，包括資金的需求、管理的完善等等。汕頭廣東發展銀行目前已經有了輔導企業上市方面的服務，並且針對汕頭中小企業財務管理水平比較低的情況推出了財務顧問等服務，希望能夠為企業經營提供戰略決策、內部組織架構、財務管理等諮詢，幫助它們獲得銀行貸款和提升企業自身素質。
然而，資金的缺乏並不是所有汕頭企業的問題，甚至在某種意義來說也不是汕頭的問題。不少汕頭企業家告訴記者，汕頭民間其實蘊藏了大量的社會遊資。有人以澄海玩具業為例，從８０年代以來其一路高歌猛進，當中很多企業均有豐碩的積累。大大小小４０００多家玩具企業目前的富餘資金，不下百億元，擁有數億元或近億元資金的企業數據保守估計有數十家之多。但這筆巨大的資金只是真正的民間資產，其中極少數有銀行的貸款。銀行業無法介入其資金的管理或提供金融管理的服務。大多數廠家認為他們沒有這種需求。他們的錢既不想在銀行存定期也不想貸銀行的錢，理由是我寧可用在採購物料時付現金或早點付給人家以換取多幾個扣點，或多生產些貨給別人賒購。因而這筆鉅額資金的存在形式通常表現為私人活期戶存款，原材料、配件的現金支付及對賣方客戶的賒賬上。這種內在系統獨有的信用體系在實際過程中是缺乏有效監管的，近三年來在澄海捲款而逃的貿易公司有近十家。
對於汕頭來說，恐怕已經不僅僅是要把社會遊資、銀行儲蓄和商業資本轉化為實業資本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證整個金融體系的健康運轉，協助一大批中小企業完成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順利長大；同時通過資金的健康流轉盤活產業能量，並對產業分佈和機構起到引導性的功能。
為什麼離汕頭而去
恐怕沒有誰會相信，精明的潮汕人無法將自己的企業做大。對於汕頭來說，如何解決企業外遷、資金外流的問題，也許要比解決汕頭本土企業長不大的問題要迫切得多。
就在這幾年溫州紛紛出走的時候，不少經濟專家曾認為，溫州民資與企業的外流，是企業在更大範圍裡參與市場競爭、優化配置全國甚至全球資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現行為。所以當企業所在區域所能提供的資源與市場無法滿足企業發展的需求時，企業外遷是很自然的行為。
在汕頭，做到一兩億元的企業往往是先搬營銷中心；再搬研發中心，如果是製造型企業，有的甚至把生產基地也搬出去。汕頭向來人口眾多，尤其是土地資源少，可開發的土地存量不多，這其實對發展工業造成很大的影響。而對於那些搬走了營銷中心和研發中心的企業來說，通常感到的是本土市場容量不夠和人才資源匱乏。
按照這樣的情況，汕頭能夠對症下藥的似乎只有人才。其實，僅從教育發展配套來講，汕頭其實有足夠的能力培育自己的人才，如汕頭大學一流的硬件設施，一直排在全省高考前列的高質量中學教育等。即便人們在批判潮汕文化排斥外來人才的時候，我們仍然覺得，無論進入哪個城市與地區的人才，文化的融合都是痛苦而必然的，比如內地人在香港，中國人在紐約。問題的關鍵是，他們是否願意付出痛苦的代價而留下來。實際上，汕頭本土人才也開始向外流失。汕頭作為一個平臺，對人才的吸納能力逐漸在下降。從來，資源以及人才的流向都最能反映出該地區的綜合水平。
汕頭彷彿有點迷茫了。難道，汕頭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吸引力了嗎？這就是那個被稱為“粵東門戶，華南要衝”、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交融最徹底的大陸城市嗎？這就是氣候宜人、最適宜人類居住的地方嗎？就是那個擁有３８０公里海岸線、建造２０多個含有１０萬噸級碼頭泊位港口能力的港口城市嗎？
汕頭，重新出發
這樣的拷問，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審視汕頭，思考它的生存能力。
“起大早，趕晚集。”這一句話在當地相當流行，用來形容１０多年來汕頭經濟戲劇而又尷尬的發展軌跡。商貿起家的潮汕人以無比敏銳的市場頭腦搶佔了經濟發展的先機，卻在隨後的工業化熱潮中被遠遠地拋離，幡然醒悟的時候卻永遠錯失了最精彩的一幕。
這樣的教訓刻骨銘心，潮汕人時刻提醒自己：我們是不是還會再趕一趟晚集？什麼樣的城市戰略才是汕頭能夠殺出的“血路”，構建什麼樣的產業結構才能最大限度地整合汕頭的現有資源，汕頭的優勢到底在哪裡？在這一場自我反思中，關於這些問題的爭論始終激烈。
這是一場合著時代節奏的舞蹈，任何嘗試滯後與超越節拍的行為都是危險的。不只是汕頭，就連在２０世紀末成為典範的“溫州模式”，也在２１世紀之初遭受挑戰。資本企業的迅速外流、外資引進幾乎為零、２００３年７、８兩月，溫州ＧＤＰ增長落到了浙江省倒數第一、溫州經濟發展不斷下滑，溫州也同樣遇到汕頭所面臨的問題。我們不能不敏感地感覺到，又一個時代即將過去。如果汕頭的反思仍然停留在“補課”而不是重新出發的階段，也許，它趕的又是一場晚集。
目前，當地普遍企業家對汕頭未來走工業化的戰略表示擔憂：
“我們能夠真的承接東南亞、港澳臺、珠三角和長三角的產業轉移嗎？它們為什麼要往我們這裡轉移。如果這樣，汕頭優越的環境資源會不會遭受毀滅。汕頭是個非常適合居住和生活的城市，休閒、旅遊、醫療保健產業是大有作為的。汕頭擁有多家三甲醫院，我們是不是可以開多一點專科醫院、康復醫院。我們甚至可以考慮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事實上，汕頭的各種服務業已經超過了大中城市。”“目前，全世界像中國這樣徵收產品稅，也就是徵收對象為產品製造廠商這一方，只剩下九個國家了，都是發展中國家。兩會給了我們很明顯的信息，整個國家的稅制改革馬上就要出臺，政府的收入在未來的五年會發生改變，不是工廠開在你這裡就可以收稅，而是有貿易有流通在這裡你才收到稅。而汕頭的優勢正是在商貿流通領域，營造一個好的環境，吸納采購企業、物流企業以及電子商務企業，將會為汕頭帶來很大的拓展空間。做一個城市的定位，一定是三年五年的事情，如果我們不去營造一種在未來可以吸納稅收的環境，營造交稅企業的生存氛圍，那麼我們的贏利模式就是有問題的。”
事實上，這兩個潮汕企業家的思考滲透了多年來他們對於自身生存環境的深切關注。一個城市與地區的戰略定位，的確不只是政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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