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革命，不同時代的不同人群會有不同的見解。現實告訴我們：無論是討論循序漸進的改良或是風馳電掣的革命，都需要我們根據具體的情況做出具體的判斷。想知道18世紀的英國人是如何在革命和改良面前做出選擇的嗎？快跟著文史君一起來瞧一瞧吧！
一、充滿激情的革命之路
經歷了革命年代的人們，無不秉持著一種將舊社會與舊制度視為不合理的觀念。在革命年代的中國，但凡提起來誰家的祖上有過幾位地主或鄉紳，人們大多會向他投來鄙視而不是豔羨的目光。視舊社會為混亂不堪、對新社會有無限憧憬、認可進步而非難停滯——是這代人的常態。這種進步主義的思潮無不充斥在新中國成立後的每個人心中，這種充滿幹勁的激情是當時的人們與生俱來的。
葛優演繹的地主形象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有關平等與不平等的討論也時常縈繞在每個人的耳畔；不平等即代表著人類社會天然有階級，馬克思所說的階級社會矛盾運動的規律即在此。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認定，人的不平等最初是因為有私有財產的誕生，人與人之間彷彿因為各種原因會產生不一樣的矛盾。在社會運動的過程中，矛盾的碰撞激起了不同階層的對壘與交火。在一種社會制度達到穩定之後，必然會在內部誕生出新的力量去輔助它“積累量變、完成質變”。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常常將國家視為調節階級社會矛盾的機器，整個社會就像是要讓人隨時都保持警惕的戰場。為了實現階級矛盾的調和，暴力則成了革命家們常用的一種手段。然而依靠暴力並不一定是合理可靠的長久之計，它所起到的調節矛盾的作用其實需要滿足一些特定的條件。法國大革命期間，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如若要靠著人的力量去結束一段舊的歷史，人們就必須要做好迎接恐懼的準備。
大革命“高潮”時期每日的例行公事——公開絞刑
等到組成國家的統治者與人民真正冷靜下來的時候，總會意識到這樣一個道理：通過暴力所“收穫”的歷史代價有時會比其進步意義更“遠大”。大革命後的法國便是旗幟鮮明的範例：政壇要員數度走馬的法蘭西，並沒有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之下走得更遠。相反，在經歷了拿破崙獨裁與波旁王朝復辟後，法國人曾經的無上榮光亦隨著拿破崙帝國的瞬起瞬滅而消彌在了過去的時代中。
藝術化的拿破崙形象
二、值得英國人驕傲的一段歷史——“光榮革命”
而屹立在亞歐大陸的最西側的英國，總願以其獨立性和特殊性示人，自始至終以頑固的姿態維持著王室的傳統榮耀。在今天，英國依然以其工業發育的早熟與經濟實力的強盛聞名天下，英國人也常常以讓我們耳熟能詳的“紳士風度”給世界各地的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人們在欣賞英國曆史的過程中，常常是在“羨慕其保持瞭如此程度的文明的同時，卻忽略了是什麼在幫助其存留文明的火種。”我們所慣常忽略的，便是英國人引以為豪的古老文明與習俗。
英國人的招牌身份——優雅的紳士
英國的文化是從歷史中延續下來，並且在今日仍在發光發亮的。我們常常可以在倫敦的街頭看到騎馬的衛兵，威嚴地在街頭巡邏，他們頭上常帶著高高的熊毛製作的黑色長帽，身穿乾淨整潔的紅色制服，肩膀上有的還扛著擦得光潔明亮的步槍。這些從前為保衛王室而沿襲下來的文化，如今仍舊在君主立憲制的現代英國世界中存留。
昂首挺胸的英國衛兵
大家都知道，英國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保留著君主制傳統，同時還躋身於發達國家行列的特殊國家。英國在17世紀中期，嘗試了自身從君主國家體制向共和國家體制的探索。同時在17世紀後期，成功地擺脫了歐洲令人生畏的不受控制的自由主義革命浪潮，完成了向君主立憲制度的轉型。由此在既保留了王室與貴族的情況下，實現了一次國家行政制度的極大變革。
自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英國國內國王與議會的權力衝突並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查理二世與詹姆斯二世繼續選擇了加強專制、頑固扶持天主教的老路。英國人在此時既對曾經盲目的革命活動產生了心有餘悸的恐慌，同時也對親天主教勢力的死灰復燃與王室力量的不斷壯大產生了越來越多的不滿。
冷峻而傲慢的英王——詹姆斯二世
1688年，議會兩黨共同決定，支持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來自荷蘭的執政威廉繼承英國的王位。在這樣一次不流血、不屠殺的變革過程中，英國實現了她全新的、妥協的向現代政治制度的轉移。從表面上看，英國的貴族傳統和王室仍舊端坐高位，政治制度並沒有十分明顯的變化；但從內在分析的話，我們可以看得到：在保留王權的同時，英國的王室喪失了它的專制性質，英國的議會開始從立法、財政等各種方面“盡情地享用曾經屬於國王的權力”。
而國王威廉和他的夫人由於掌握政權的特殊性和其他各種原因，均未對此番議會笑裡藏刀式的“奪權”活動表現出慍色。英國人以其獨特的“溫柔”辦法，在王室對貴族的妥協、貴族與臣民對王室的包容中，就這麼安穩的度過了18、19世紀的躁動年代，平穩地將歷史過渡到了今日。
著名歷史學家錢乘旦教授曾撰文道：“光榮革命是一次根本性變革，但它的過程卻避免了暴力。流血的革命沒有解決的問題，在非暴力的光榮革命中竟然被解決了，英國人從變革中學到了許多；後來的英國人民，無論是激進還是保守，都企圖到光榮革命的歷史中去追根溯源。 ”這種非暴力的革命形式，不僅僅成為了英國人民的歷史，而且更成為了全世界人均值得去借鑑的一段佳話。
“超長待機”的英國女王
英國人能夠正視歷史帶給他們的遺產，並沒有像法國人那樣，把祖先留下的文化和制度統統視為需要打破和重建的窠臼；也沒有像德國人一樣為了實現某一種政治圖謀要去“合縱連橫”，藉著本國人的鮮血去滿足統治者的無盡慾望。在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的過程當中，英國人自覺選擇走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一個民族如果能在最動盪的時刻保持冷靜、在最激憤的剎那固守良知、在最需要抉擇的片段冷靜果敢，那麼這個民族的歷史將是充滿著光榮的。
安靜美麗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文史君說：
政治制度的延續性和變動性，導致了人類社會的脆弱性。脆弱性是指：政治制度作為能夠極大影響人類生存的作用體，通常能夠在產生浮動的同時延宕出洶湧澎湃的變革，這種變革往往是難以預料和無法控制的，因此在決意變革之前必須要思忖事後會帶來的代價。英國人享受到了其得天獨厚的歷史機遇，同樣也在風雲際會之中做出了十分明智的抉擇。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選擇和平而非暴力、和解而非衝突來化解國內國際的矛盾，無疑是更穩妥的辦法。在國際形勢日益嚴峻，經濟貿易衝突不斷升級的今天，如何對待國與國、民與民交往之中層出不窮的問題與疑惑，是我們要務必思考的事情。
參考文獻：
1、錢乘旦：《社會變革的和平方式》，《學習與探索》，2005年第6期
2、程漢大：《光榮革命與英國中央權力結構的變化》，《山東師大學報》，199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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