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可以說是亂世，而自古亂世是出英雄的，比如蔡鍔先生，比如張學良將軍等等，但是所謂的英雄，其實並非非得是兵家或者與政治有關的，古代的亂世其實也出了很多的大家，而民國又是一個在今天眾所周知的出了很多大師的時代，這些大師雖然不與政治，但是還是被後世的人崇拜，未嘗不可說是英雄。而我們今天要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大師。
他就是著名的歷史學家雷海宗先生，是聞一多的好友，在歷史方面甚至曾被認為比陳寅恪先生的地位還要高。雷海宗先生與陳寅恪先生不同，陳寅恪先生比較注重考據，但是雷海宗先生並不是這樣的，他注重的是對歷史大框架的梳理，並且不僅僅是中國的歷史，對於外國史他更是精通，在他求學期間，他的研究方面就是外國史，他的畢業論文：《杜爾閣的政治思想》，深受他導師——美國著名史學家詹姆斯·湯普遜的欣賞和驚訝。並且他當年才二十五歲，雷海宗先生，以中國人的身份把外國曆史作為研究對象還獲得優秀成績，是很厲害的。
而他作為歷史學家，主要的貢獻是，他1931年在武漢大學人教的時候所發表的論文：《殷週年代考》。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推陳出新，在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吸取其他學科陳果的前提上，他根據溫帶人類的生理和平均壽命推斷出了殷周的年代。雷海宗先生認為"按溫帶人類生理，普通四世當合百年。中國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則"，他得出這個觀點是在對中國曾經在位的皇帝總年代做出統計後，再進行進一步的證明，然後根據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數而推定周室元年當為公元前1027年的說法，並進一步推斷盤庚遷殷適為公元前1300年，湯定中原當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在當時那個科技不發達的年代，而且安陽殷墟還沒有被髮掘出的時代裡，他的研究可以說是劃時代的！並且他的貢獻還不止於此，在前文已經簡單說過，他非常注重對歷史大框架的梳理，而這個也是和他主要貢獻有關的，因為他注重對大框架的梳理，所以，他後類似在自己研究的基礎上，又完善資料，寫出了著名的歷史學著作：《中國通史》、《西洋通史》、《西洋文化史綱要》、《伯倫史學集》。
《中國通史》顧名思義，是一部通史，從史前石器時代一直編到溥儀退位。與中先前的史書不同的是，之前的史書一直是以某個王朝為體系就行編寫的，比如大家熟悉的《史記》，除卻他本是紀傳體的題材，他是分不同的朝代來對不同的人物進行記述。議論，以人物串起歷史的主要脈絡。但是、《中國通史》則不一樣，它以時代為標準，把歷史上曾經發生的大事和中國歷史的整個發展脈絡聯繫起來，對中國的歷史進行了階段的劃分。是歷史學的進步，影響深遠。
除此之外，他還有本不得不提的代表作《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這本著作，用新的觀點來看待中國歷史：在該書中，他從"兵"的視角出發，來研究中國的發展脈絡，他認為在中國的春秋時代社會上所有人都是兵，戰國時代除了部分人，全體文人為兵，而漢代則有了進展，專門招募兵卒（多為流民）了，有了職業的兵，"由軍民不分，經軍民分立，到軍民對立"，因為這個國勢日衰，中原終於成了漢代那些屬國的屬國。而隋唐時期則有了改進，因為實行了府兵制，究其原因都是因為唐一起拿都是重文，而不重視武，中國二千年來社會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發展文德的產物。
雷海宗先生的貢獻是用大局觀重新寫了中國的歷史，讓中國的通史教育有了大的發展，並且提出了新的歷史觀點，來重新審視了中國的古代風建設社會的發展，讓是研究有了大的進步。更是因為他的博學，才會參與到《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輯中去，主要負責外國史部分的編輯。實在是一個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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