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重慶人都知道，“巴”或“渝”就是重慶的簡稱;但在其潛意識中,卻又還根深柢固地盤踞著這樣一些概念，如“巴蜀”、“蜀”、“天府之國”、“四川盆地”等。這個現象看似矛盾，其實一點不怪，同處一囿的地理原因和千百年交流交融的歷史原因，早已使重慶人對四川盆地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地域文化認同感，深深地植下了“巴蜀一家親”的依戀意識。
一
四川盆地位於長江上游，是晚三疊紀印支運動中形成的一個內陸湖盆，東緣由巫山與湘鄂西山地相連，南緣由大婁山與雲貴高原相接，西緣由岷山、邛崍山、大涼山與青藏高原相依，北緣由大巴山、米倉山、龍門山與黃土高原相望。若再以華鎣山、龍泉山為界劃兩條線，將盆地內部劃分出東、西、中三個部分來，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華鎣山以東為平行嶺谷，穿行嶺谷的川江兩岸就是遠古巴人的活動區域，尤其是渝鄂交界處的三峽地區和嘉陵江、渠江流域的閬中一帶;龍泉山以西為川西衝積平原，是遠古蜀人的活動區域，尤其是岷江、沱江沖積而成的成都平原，古稱“華陽之地”;而華鎣山與龍泉山之間的方山丘陵地帶，則是巴蜀兩國犬牙交錯的動態過渡區域。可見，談巴蜀文化自必談及四川盆地。恰如晉代常璩《華陽國志》所云：“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地稱天府，原曰華陽。”自彼以降，民間亦廣泛流傳“巴蜀同囿，肇於人皇”的說法。
四川盆地的地理位置很有意思，它恰好處在中國西部高原和東部平原的過渡地帶、北方黃河流域和南方長江流域的交匯地帶，東出三峽，即與孕育荊楚文化的江漢平原山水相接;北越秦嶺、大巴山，便和秦隴文化中心的關中之地嶺谷相連;西北部進入橫斷山脈，又跟與川、滇、藏三省區毗鄰的“藏彝走廊”途路相通。所以，儘管盆地群山環侍，司馬遷卻謂之“棧道千里，無所不通”。特殊的地理環境對巴蜀文化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無疑產生了強烈的影響。一方面，盆地四圍高山屏障，自成一個地理單元，自古稱“四塞之國”，李白謂之“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農業文明的封閉性和靜態性，文化面貌也隨之具有“人情物態，別是一方”的顯著地方性。但另一方面，盆地環境與氣候的多樣性和兼容性也造就了域內山林竹木、瓜果藥材、北粟南稻、桑蠶漆蠟等豐富的資源，又促使巴蜀先民形成了巧思勤作、兼收幷蓄等優良傳統;而且前文已說，盆地恰好處在中國東西南北的樞紐地帶，又促成了巴蜀先民突破群山封鎖的開拓進取精神，促成了巴蜀文化的開放性與兼容性。
如果把視野再拓寬一些，察看察看世界地圖，你還會發現一個有趣的對比：這個位於東亞大陸腹地黃河長江之間的四川盆地，與西亞“兩河流域”之間的美索不達米亞(所謂“新月地帶”)竟然同緯度，與北非的尼羅河谷也在同一緯度上;而且，這三個地區都具有相似的地理條件，如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產豐富等等。更有趣的是，這三個地區恰恰都成為了遠古人類文明的發祥地。
源起於四川盆地的巴國和蜀國都很古老。按照一種學術考證，殷墟卜辭和周原卜辭中就已經出現了“巴”與“蜀”的字樣。之後的諸多古代典籍文獻也時有記述。如《華陽國志》記載：“歷夏、殷、周，九州牧伯率職。周文為伯，西有九國。”任乃強先生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一注中曰：“此雲‘九國’，指《牧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合巴國為九也。”
但是，由於盆地東西兩端各不相同的自然條件和人文狀況，最初形成的卻是兩種起源不同、類型各異的文化：“巴”所在的川東山地峽谷，孕育出了囊括鹽文化、藥文化在內的巫文化;而“蜀”所在的川西平原，則孕育出了以採集、農耕為主的內陸農業文化。有人還作出過這樣的判斷：“巴”字本身就透露出了巴人的尚武精神，因為“巴”字的古義就是“吞食大象的巨蟒”;而“蜀”字則昭然揭示出了蜀人務農桑的本質，因為“蜀”字的古義就是“葵中之蠶”。
至於“巴”與“蜀”是如何由分到合走向“一家親”的，下文再詳細論及，這裡僅先談談關於“四川盆地”的命名。北宋真宗鹹平四年(1001年)，巴蜀之地設置益州、梓州、利州和夔州四路，合稱“川峽四路”，簡稱“四川路”或“四川”;到宋徽宗大觀三年(1109年)，朝廷詔書中正式使用了“四川”這個詞。伴隨著“四川”一詞的誕生，“四川盆地”的稱謂也隨之降世，以嶄新的“四川人”身份面世的巴人和蜀人，其盆地歸屬感就更加強烈了。
巴蜀文化很古老，但其作為一種學術概念提出來卻並不太久，直至上個世紀40年代以前“巴蜀文化”都還“於史無記載”。巴蜀文化的提出應該與成都平原發現三星堆遺址有關。三星堆發掘始於1929年，相繼在廣漢月亮灣和三星堆等地發現了玉石坑和建築遺址。三星堆的出土文物特別是其中的青銅器，無論形制還是紋飾都具有極強的地域特點，迥異於中原文化，一時震驚了中外。學者們由此聯繫到了上古巴蜀的傳說和文獻記載，提出了“巴蜀文化”這一命題。準確地說，是郭沫若先生於上世紀30年代率先提出了一個“西蜀文化”的概念;繼而在1941年出版的《說文月刊》第3卷4期上，衛聚賢先生髮表了一篇名為《巴蜀文化》的論文，巴蜀文化研討之風由此濫觴。
單獨提出“巴文化”和“蜀文化”的概念則要更晚一點，是50年代初的事了。1954年，有關部門先後在廣元昭化寶輪院和重慶巴縣冬筍壩發現了一種形似獨木舟的葬具，就是一些一致頭朝江水(清江河、長江)的“船棺”，充滿了獨特而濃郁的巴人風習，由是開啟了獨立的“巴文化”考古研究的序幕。
在很長的時間裡，由於文獻資料與考古發現的有限，四川盆地的史前文化似乎普遍淡出在了學界的視野之外。如蘇秉琦教授的《關於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問題》將中華史前文化劃分作六大區系，一曰陝豫晉及其鄰境的中原地區，二曰山東及其鄰境的黃河下游地區，三曰圍繞洞庭湖流域的兩湖及其鄰境的長江中游地區，四曰圍繞太湖流域的江浙及其鄰境的長江下游地區，五曰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為主軸的南方地區，六曰以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地區，其中就未涉及四川盆地和巴蜀文化。但有意思的是，越來越多的古文獻查證與考古發現卻證明了，四川盆地的始源文化悠久而獨特。比如，1984年在巫山大廟龍骨坡發現了早期古人類化石“巫山人”(地屬四川盆地東緣);1951年在資陽黃鱔溪發現了晚期古人類化石“資陽人”(地屬四川盆地西部)。又如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盆地東有大三峽地區的巫巴文化，盆地西有廣漢地區的三星堆文化。
中國疆域遼闊，文化起源具有多元性本不奇怪。令人驚詫處在於，四川盆地的史前文化不僅在時間上先於“六大區系”，而且其出土文物之造型既不像“中國人”也不像“中國物”;尤其三星堆的許多文物，如“縱目”面具、青銅大立人像、“一龍、九鳥、十二果”的青銅樹等，更稱驚世駭俗，甚至在中國正統經傳裡都找不著出處，因而被學界譽為“比秦代兵馬俑更加不同凡響的青銅文明的重大發現”。
正是鑑於上述，目前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上古時期的中國應是產生了“三大文明”，即黃河流域的華夏文明、長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和四川盆地及其鄰境的古蜀文明。
二
不少人有這樣一個認識誤區：巴蜀文化只存在於先秦，隨著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巴蜀文化也就隨之消亡了。其實情況恰恰相反，先秦時期的巴文化和蜀文化都只是以各自獨立的形態在發生、發展著，它們的交匯交融主要還是發生在秦漢以後。
剖析巴蜀文化的發生發展，得首先明確一些概念。“巴”或“蜀”都是一個包含有地、族、人、國、文化等多層次、內涵複雜的複合性概念。戰國後期秦滅巴蜀，只不過意味著上古的巴蜀方國已不復存在，上古的巴蜀族群因移民、漢化等原因發生了變異，但是，古方國、古族群的變異、轉型卻不等於地域文化的消亡，巴蜀地域文化一直在延續，從遠古直至今日。
還須抓住一個演繹軌跡，巴文化與蜀文化互滲、磨合、交融為一個整體的過程，也是二者滲入中原文化元素、融入中原文化系統的過程。換個視角也可以這樣說，巴蜀文化是伴隨著中原華夏文化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的漸進推移過程而演變的。從巴蜀文化的整體形態看，其演繹變遷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春秋戰國為醞釀階段，秦漢三國南北朝為成型階段，隋唐五代宋為繁榮階段，元明清至近現代則屬於定型延伸階段。
春秋戰國是巴文化與蜀文化互滲磨合的初始階段。
春秋以前的早期巴文化與蜀文化都自成形態，巴文化與楚文化的聯繫倒是更為緊密一些。上古的長江三峽地區是巴國與楚國的接壤處、巴人與楚人共生共長的地方。巴楚兩國時而相互征戰攻伐，時而親和交往，巴文化與楚文化也便一邊碰撞、一邊融合。這種情況延續至西周達到高潮，三峽地區形成了巴楚並存的局面，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巴楚文化(尤其是兩族共享的巫文化)。《華陽國志·巴志》就作過如是記載：“江州(重慶)以東，其人半楚，姿態敦厚。”所謂“半楚” 者，就是巴楚綜合文化形態的生動描述。詩人屈原就是一個“半楚”的典型例證，他生長在巴楚接壤之地，本身及其楚辭都是巴楚共享的巫文化創造的傑作。
巴與蜀最初的交融互滲，大約跟春秋以後頻繁的巴楚戰爭有關。巴人勢弱，不斷避讓強楚的威逼而向西遷徙，逐漸深入了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帶，形成了以新都城江州(重慶)為核心的巴國區域。巴人距楚人遠了，和蜀人卻近了，雙方居住在相隔不到三百公里的地域之內，群山和長江的天然地理將雙方連結成唇齒之勢，從而奠定了四川盆地“東巴西蜀”的歷史格局。
《蜀王本紀》中有這樣一段耐人尋味的記載：江漢地區有一個名叫鱉靈的巴人，淹死後屍體沿長江逆流而上，到達蜀地又生還過來。其時正值古蜀國後期杜宇王朝時代，成都平原正遭受洪水氾濫之災，國王杜宇見鱉靈善於治水，便拜他為丞相。鱉靈受任以後，就開離堆(樂山烏尤山)，鑿金堂峽(金堂縣淮口鎮境)，決玉壘山(湔山)，治水大獲成功。後來杜宇將帝位禪讓給了鱉靈，即位的鱉靈就是蜀史上那個大名鼎鼎的開明帝。開明王朝延續了十餘代，直至秦滅巴蜀。當然這只是一個神奇的傳說，但它或許曲折地反應了一段巴人西遷以及和蜀人融合的歷史，有學者就作過這樣的判斷，這其實反映的是巴人中的鱉靈部落為逃避楚人追殺而逃亡到了成都平原。
歷史文獻記載與上述情況是吻合的。在戰國以前的文獻典籍中，巴與蜀皆各自分稱，論及巴與蜀的地域範圍、人類群體或者古國、古族的時候，也都有著涇渭分明的分野。自戰國以降，典籍文獻裡方才出現巴蜀合稱的記載，將“巴蜀”作為一個地域相連的整體來反映。如李斯《諫逐客書》雲：“惠王用張儀之計撥三川之地，西並巴蜀。”《史記·蘇秦傳》雲：秦“西有漢中，南有巴蜀”。《漢書·循吏列傳·文翁》雲：“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秦漢三國南北朝是巴蜀文化趨於成型的階段，其突出表現是巴人與蜀人的地域文化認同感大大增強。
秦漢王朝一統天下以後，先後在巴蜀地區實施了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改造措施，如秦代的“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倫、地同域”，漢代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等，加速了巴蜀文化系統的結構轉型。方國時候的巴蜀地域界限也隨之日趨淡化。
盆地地理環境特殊，乃是兵家必爭之地，這也成為了催化巴蜀融合的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天下時就將巴蜀作為一個整體的前方基地，漢王朝及三國蜀漢等也都憑藉盆地天險成就了一代霸業。
尤其是三國時期，四川盆地以統一的國家面貌呈現於世，促使巴與蜀加速了融為一體的進程。作為中原人的諸葛亮將治蜀作為其治天下的藍本，所謂“內修政理”、“南撫夷越”，有機地將中原文化、荊楚文化融入了巴蜀文化。清代趙藩留在成都武侯祠大殿前那幅名揚千古的題聯，就是巴蜀文化轉型、交融的一個獨特體現：能攻心則反惻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若作更深層次的解讀，魏、蜀、吳鼎足之爭似乎還可視為中原、荊楚、巴蜀三大區系文化的一次較量與溝通，或者暗合了中國三大古文明(華夏文明、良渚文明和古蜀文明)的一次碰撞與交融。
三國之後的東晉時期，北方與巴蜀地區發生“五胡亂華”，導致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民族大遷徙、大雜居、大融合，則從一個特殊的角度促進了巴蜀文化的一體化。
巴蜀交互滲透並融入中原華夏的文化轉型結果，是促進了巴蜀地區的飛速發展。秦漢時期的巴蜀已十分富庶，農業、茶業、鹽業、絲綢業都很發達，文化教育在全國也很領先。舉兩個著名例證。一是李冰父子在鱉靈治水的基礎上，修建了舉世聞名的都江堰;二是漢景帝時蜀郡太守文仲翁創辦了蜀郡郡學——文翁石室，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辦學校。
三國以降與先秦已拉開了一定時間距離，這給歷史學者積澱、反思、梳理先秦以來的巴蜀文化提供了條件，巴蜀地區也湧現出了一批研究巴蜀文化的史學家和史學著作，如譙周及他的《古史考》、《三巴記》(原書已亡佚)，陳壽及他的《三國志》，常璩及他的《華陽國志》。巴蜀文化研究反過來又促進了巴蜀的進一步融合。特別要提一提《華陽國志》，歷史上它第一次對巴文化與蜀文化進行了完整的史料收集、梳理、歸納和剖析，可以視作巴蜀文化走向成熟的一個顯明標誌。還有另一可貴之處，《華陽國志》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地方誌。
隋唐五代宋，在前期地域文化認同的基礎上，巴與蜀之間、巴蜀與中原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學、藝術、哲學進一步交融、發展，巴蜀文化徹底演變成了中國的一個頗具特色的區系文化。
這一時期巴蜀文化的轉型發展與中國經濟文化重心南移息息相關。從上古到秦漢，黃河流域都是中國發展的中心地域，東晉南北朝才開始開發江南經濟，但效果並不明顯。明顯的重心南移在唐宋。尤其唐中葉發生的“安史之亂”是“南移”的催化劑，因為黃河流域遭到了嚴重破壞，長江流域被正式推到了全國發展的主導地位上。在這次重心南移中，四川盆地優勢盡顯：相對封閉的環境避開了長期戰亂騷擾，特殊的樞紐位置極有利於南北交流，由是大大促進了巴蜀文化的交融與發展。
行政區劃合一，則讓巴蜀融合如添薪催火。隋代仿漢制分全國為九州，巴與蜀同劃屬梁州，這是歷史上中央政權第一次確認巴與蜀的合治。唐代雖曾迴歸分治，但宋代的合治卻更徹底。自北宋真宗設置“川峽四路”(簡稱“四川”)到上世紀抗日戰爭時期重慶第一次直轄，巴蜀延續了八百餘年的合治，從此不管巴人還是蜀人，都發自內心地認定了：我就是“四川人”。
作為中華帝國的一個重要地區，唐宋兩朝都十分重視對巴蜀的治理。《全唐文》中甚至有如是記載：“非上將、賢相、殊勳、重德、望實、為人所歸伏者”，不能出任劍南節度使。宋太祖陳橋兵變以後即明確認定：“先取西川”則“國用富饒”。而反過來，這些政策措施也加速了巴蜀邁入中華文化體系並自身一體化的進程。
唐宋兩朝，巴蜀科技突進，經濟空前繁榮。水利、種植、數學、醫學、天文學、造紙、製鹽、製茶、制漆器、絲麻紡織、瓷胎竹編等都極負盛名，特別是唐代的造紙術與雕版印刷術榮稱全國之冠，北宋還發明瞭全世界最早的紙幣“交子”。早在《隋書·地理志》中就記載了巴蜀一時之盛景：益州“水陸所湊，貨殖所萃，蓋一都之會也。”唐初的巴蜀已成朝廷財賦的主要供應地，如陳子昂《蜀州安危疏》雲：“國家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西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莫不取辦於蜀。”兩宋更是富甲天下。南宋高宗時四川歲貢朝廷2650餘萬貫，佔了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強。益州的成都在唐宋兩代皆稱商業大都會，與江南揚州處於伯仲之間，贏得了“揚一益二”的美名，地位甚至超過了長安、洛陽。若拿現在來作個比較，那就是“北上廣深”。
大融合還催生了巴蜀文學藝術的大繁榮。唐宋兩朝為數眾多的文化名人都與巴蜀息息相關，或出自本土，或因緣入蜀。比如：唐代詩人王勃、楊炯、盧照鄰、陳子昂、李白、杜甫、岑參、高適、劉禹錫、白居易、元稹、賈島、李商隱、薛濤等;宋代詩人三蘇父子、黃庭堅、范成大、陸游等;殘唐五代以韋莊為首的花間派和花蕊夫人等。劉禹錫、白居易等人就“武陵夷俚”民歌發掘翻新而成的“竹枝詞”，是巴蜀文化大融合的一個生動例證。史學也十分發達，按照蒙文通先生的說法：兩宋時期的巴蜀“史學特盛”，尤其“蜀中史著之名，方誌之富，更為特出”。
儒釋道三教共融也是這一時期矚目的現象。隋唐五代巴蜀佛寺興盛，產生了眾多的佛學宗師，如生於眉州(今四川眉山)的悟達國師，生於漢州(今四川廣漢縣)的馬祖道一，生於果州西充(今四川西充縣)的宗密;還有那個“西天取經”的玄奘高僧，也是在成都大慈寺律院受戒並坐夏學律的。川中道教之風亦盛極一時，出了眾多的泰斗人物，如晚唐隨僖宗入蜀的前蜀道門領袖杜光庭，生於普州崇龕縣(今重慶市潼南區崇龕鎮)的北宋道學宗師“陳摶老祖”。在理學上南宋也出了兩個大師，一個是與朱熹、呂祖謙並稱“東南三賢”的漢州綿竹(今四川綿竹)人張栻，另一個是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 )人魏了翁。
這一時期的巴蜀文化誠可謂大放異彩，唐末僖宗時竟有“菩薩在蜀”、“道源在蜀”、“易學在蜀”、“天數在蜀”之類說法，入載《宋史》的川人竟然多達185人。難怪時人稱頌“人文之盛，莫盛於蜀”，“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 此亦足資證明，唐宋之時巴蜀已由“化外之域”徹底“中國化”了，同時二者自身也已全然融為一體。
元朝以降，巴蜀文化基本上以中國的一個定型區系文化面目呈現，一直延伸到近現代，只是其光焰相對黯淡了。
元明清三代，巴蜀地區有兩個矚目的文化現象，一是戰亂，二是人口大遷徙。出於爭奪軍事戰略要地的原因，四川盆地接連經歷了宋蒙戰爭、元末紅巾軍造反、明末闖獻動亂、清初三藩之禍、民初軍閥割據等頻繁戰亂，導致四川“地荒民散，無可設官”(《內江縣誌》)，繼而引發了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兩次“湖廣填四川”的大規模移民運動。秦漢以來的“世外桃源”變成了“是非之地”，清初歐陽直之《蜀警錄》謂為“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騷亂逼迫華夏文化的重心不得不繼續南移，被更具活力的東南文化所取代。巴蜀文化逐漸邊緣化了，唐宋人才鼎盛的局面不再。據說元仁宗恢復科舉，四川本土中舉進士竟然不足60人，以致民間出了句俚語：“江南出才子，四川無舉人。”
當然，這些都並不妨礙巴蜀文化(以及巴文化與蜀文化)繼續其獨具個性的強化、發展，恰如中原文化、荊楚文化、三湘文化、齊魯文化、徽州文化、嶺南文化、西域文化、漠北文化等其他區系文化一個道理。只是長期的戰爭屠戮導致四川人口銳減，大規模的移民則導致人口構成發生變化，外省人反而比原住民多了(即如筆者祖上就是“湖廣填四川”來的)，於是血緣、方言、習俗等諸方面再一次變異轉型。秦漢以來的中原文化影響力逐漸減弱，來自長江中下游的湖廣文化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乾隆年間竇啟瑛的《四川通志·序》如是描述：“其民鮮土著，率多湖廣、陝西、江西、廣東等處遷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賈。俗尚不同，情性亦異”。從此，巴文化、蜀文化與湖廣文化奇妙混合，在四川盆地裡造就出了一種新的近代巴蜀文化。
(此文由重慶故人舊事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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