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治
《谈艺录》初版即分成九十一则，“附说”二十四节，各有标题，但没有序号。作者钱锺书大概心里还是有数的，他一直重视形式，好记录一些数字，故而想必此书分章节的时候也有个想法。其实前面六则，后面四则，从内容看可以视为引论和结论部分。中间是八十一则，暗含九九之数。《围城》里面也正好是分成九章，过去已经有人说这个数并不是随便来的。比如说希罗多德历史就是缪斯九书的概念，普罗提诺的《九章集》，钱锺书译作“六书九章”，都是如此。《谈艺录》在中间八十一则所主要围绕的诗人，也主要可提出九位：李贺、梅尧臣、王安石、陆游、杨万里、元好问、王士祯、钱载和袁枚。但有几则似乎是超出了这个范围，有的我能看出逻辑，有的我觉得还不好进一步明确论证。所以《谈艺录》是否就以此九家为枢纽，还有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如何，这一点我想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
其中关于王安石的部分，应该是从第十六则到二十三则。第十六则，读起来好像不是在说王安石，前面一大段写的是韩愈的接受史，主要意思是韩愈在北宋受到特别大的推崇。欧阳修尊之为文宗，石介列之于道统。理学家们不喜欢的苏门师弟，也都敬爱他。只有禅僧契嵩写了三十篇《非韩》，吹毛索瘢，但是影响不大。从此直到明代，也基本都是肯定态度。那么有没有对韩愈是“概夺而不与”者，持完全否定意见的呢？“有之，则自王荆公始矣”，就这样算是把王安石引出来了。除了早年偶尔还称赞韩愈，王安石后来持论都是责备求全之说。下面举出了很多的例证，中间有一节补订文字，涉及的是“小王安石”即王令对韩愈的摹仿。然后钱锺书开始为韩愈申辩，他说契嵩、写《旧唐书》的刘煦，都批评过《毛颖传》，这都是煞风景，不值得讨论。因为游戏文字、好辩论、好嘲笑人戏耍，这都是韩愈个人的人性，钱锺书说“豪侠之气”“真率之相”，和拘谨、头巾气的儒生不一样。惟有大事上才会毫不让步。王安石对韩愈各种贬词，分析下来，其实是意气之争。而这种争意气的态度，好辩的天性，也就使得王安石有王安石的精彩。因此退之、荆公，也是一样的风格。他引前人的说法，谓韩愈、王安石都好孟子，都是君子必辩的性格。于是判断说：
彼此好胜，必如南山秋气，相高不下；使孟子而生于中古，或使当荆公之世，无涑水、旴江辈之非难孟子，恐《七篇》亦将如韩集之遭攻击耳。
要不是司马光（涑水，著有《疑孟》一文）、李觏（《旴江集》有三篇《常语》反孟子学说）先批上了，王安石肯定非批孟子不可。他外号是“拗相公”，故作别调，乃是“杠精”本色使然。这一则后面没太大意思，说此后鄙薄韩愈的人多姓王，这只能说是凑巧，或者说钱锺书真是读书多，能排列事件这么整齐。
第十七则开始，也还是延续“韩愈在北宋的接受史”这个话题。从北宋人对韩愈和一个和尚大颠的关系说起，这么写很容易变成笔记掌故，但钱锺书试图穷尽文献进行罗列排比不同说法，最后我们发现，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韩愈因进谏迎接佛骨这事情，被贬官到潮州，在那里和一位僧人大颠反而常往来，传世就是三封书信。韩愈在北宋这么受欢迎，那他为什么排佛教之外又和僧人往来呢，韩愈在《上宰相书》中自白道：“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我心。”作为儒家道统的代表，号称孟子继承人的韩愈，怎么和别教打交道呢？这就好像程颐和灵源的书信往来一样了。各家在诗文里提出了多种不同的看法，首先，书信是不是韩愈写的，这涉及文学品鉴和文献考据；苏轼认为假，欧阳修认为真；陆游认为是狡黠的僧人伪造，朱熹却写了《韩文考异》判断是退之之笔。再者，可能真是有交情，而且韩愈往来的佛门僧众还不少，有名有姓的可以查到十四人以上，那韩愈是什么立场和他们交往？比如刘克庄说，韩愈大多对之嬉笑嘲讽的。但是晁公武的弟弟晁公遡，他却说韩欧诸公看起来力排浮屠，却实际上对僧人很纵容。此外就连佛门内历代著作对于韩愈也持不同意见。契嵩《鐔津文集》认为韩愈表面维持儒道正统，内心却默重佛法等等；明代高僧莲池大师却认为韩愈和佛法不沾边的，这一点，钱锺书说“缁流之有识者”还是不至于“引退之以自张门面”的。这些话是成书于1947年的《谈艺录》初稿里的，几年之后，陈寅恪写了一篇《论韩愈》，其中主要观点，是韩愈思想受孟子影响，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同时也受佛教禅宗的影响。文章写于1951年，发表于1954年《历史研究》第2期。陈寅恪的依据只有一个材料，就是他注意到韩愈幼年，十一二三岁，在广东韶州住过（其兄韩会贬官至此），《西游记》说“曹溪路险，鹫岭云深”，曹溪就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法处，就在韶州。但这个证据不足以证明韩愈受禅宗影响，尤其后来山东大学的黄云眉就特别批评了陈寅恪。
陈寅恪文章善于从一个资料抛出来一大堆观点，这是他的风格。钱锺书是反过来做学问的，就是各种材料一大堆，诸家论点逐一引述评价，排座次，先后优劣高下，谁有什么漏洞，哪句话又不如谁说的了。——经常把大家绕晕了。但是钱锺书绝非乱摆资料，他后来给钱仲联先生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写书评，说集释不光是要集的，各种材料很多，“现在聚集一起，貌合神离，七张八嘴，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它们的分歧，综括它们的智慧，或者驳斥它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钱先生（仲联）往往只邀请了大家来出席，却不肯主持他们的会议。”
在这一则接近尾声的时候，钱锺书说出了他的判断，我觉得是隔着时空发生的非常毒辣的批评：
余尝推朱子之意，若以为壮岁识见未定，迹亲僧道，乃人事之常，不足深责；至于暮年处困，乃心服大颠之“能外形骸”，方见韩公于吾儒之道，只是门面，实无所得。非谓退之即以释氏之学，归心立命也，故仅曰：“晚来没顿身已处。”盖深叹其见贼即打，而见客即接，无取于佛，而亦未尝有得于儒；尺地寸宅，乏真主宰。
在陈寅恪那里，韩愈被标榜得如何伟大，什么古文运动就是尊王攘夷了，什么从禅宗吸收思想在《原道》里推崇《礼记·大学》了，使得“抽象之心性与具体之政治社会组织可以融会无碍”了，这些看法在钱锺书心里都没有，他看来韩愈就是个出色的文学家，信仰方面就不要谈了。所以今天要是赶时髦，就该写一本书，题目可作《制造韩退之》，就是把《谈艺录》提供的这些资料组织组织，应该可以充满篇幅的。
这一则讲这么多，这时才又到了王安石那里。钱锺书说，王安石也经常摆出一副“辟佛”的姿态，诗文里却禅语不断，还写过《楞严疏解》，晚年还舍宅为寺，神宗元丰七年，王安石两度上书，请求把自己的半山宅改为寺院，后来还捐了田产给寺院。就是报宁寺，明初拆了，现在南京城东还留了个遗址，就叫半山园。那这和韩愈本质上也没有区别的。那王安石却在《送潮州吕使君》提到韩愈时大加批评，算什么道理呢。钱锺书没有说，但联系这两则，我有个基本体会，就是前一则说韩愈、王安石都是头号争强好胜的人，后一则说他们辟佛，自己政治主张失败了，然后和佛教关系却密切起来。这难道不就是一种正常普通人的心理慰藉吗？当然这要进一步谈，需要很多论证。我觉得钱锺书那里应该有一个类似的答案，他聪明透顶，觉得不要多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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