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史

1954年3月，據云南省考古工作者反覆勘察確認，斷定晉寧石寨山存有古遺址及古墓地，遂決定展開研究性發掘。此次考古發掘共出土100餘件銅鼓、貯貝器及反映各類人物形象與活動場景的青銅器。

此後逾半個世紀之久的持續考古發掘逐步披露這類考古遺存所反映文化——滇文化之原始風貌：滇民族經濟形態屬於定居農業，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商業貿易頻繁，除通行漢五銖錢外，當地貝幣依然被廣泛使用。從青銅器文飾窺探滇民族文化，早期圖畫文字業已誕生，音樂上銅鼓、銅鐘、葫蘆苼、錞於、銅鈴等樂器廣泛具備， 舞蹈形式多樣、徒手舞和戈舞、羽舞、刀舞、幹鉞舞、弓矢舞、蘆笙舞等微妙微俏，各種姿態形神兼備、栩栩如生。民俗上，滇民族具備剽牛、鬥牛、打秋、競渡、飾羽翎、 衣飾尾、穿胸、赤口、折腰、飛頭、鼻飲等濃郁的風俗習慣。

根據滇東北及滇中四十餘處大小不一滇文化遺址，復原勾勒出古滇國疆域大致如下——北抵東川，西到楚雄，南接蒙自，東含曲靖全境，據地南北廣四百公里，東西跨約二百公里，以滇池流域為中心向四面輻射。滇國可考七代滇王，曾前後迭代兩個政治中心，分別為呈貢及晉寧。

而在古滇國文化遺存中最為璀璨奪目的一件，自然為1956年晉寧石寨山M6墓葬中出土蛇鈕金質篆體漢字"滇王之印"。於"

滇王之印"出土前，考古工作者並未將絢爛多彩具備雲南地方民族特色的考古學文化與在史籍上如驚鴻一瞥的古滇國聯繫起來。一塊印章，掀開一段曾湮滅時空中的西南開發史。

據《史記·西南夷列傳》，滇國創立頗有一段瑰麗的傳奇色彩："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裡，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莊蹻是否為楚宗室後代，仍具頗多疑點。據黃懿陸先生考證，莊蹻為楚國東地兵首領，領銜大司馬，《戰國策》中，東地兵首領"昭常"即為"莊蹻"的同音異寫。公元前 301 年，秦、齊、韓、魏聯兵攻楚，殺死楚將唐蔑，掠走楚國領土重丘。

此前，楚國為離間齊秦聯盟，將太子熊橫派到秦國當人質。公元前299年，楚懷王不聽昭睢、屈原勸告，決定親赴武關與秦昭襄王談判，結果被秦國扣留，脅迫割地。懷王不肯，即被扣留於秦。在此期間，楚人要立太子為王，但齊王不準太子熊橫回國。熊橫為了順利登上王位，許諾將地理範圍相當於今江蘇、浙江的楚國東地六城割讓於齊國，遭到了東地越人的強烈反對。熊橫回國登基為頃襄王之後，齊國大舉出兵，要收東地六城為齊領地，激起了東地越人軍隊的強烈反抗，在首領莊蹻的率領下反楚自治。

這件事，在《荀子》上的 記載是："唐蔑（昧）死，莊蹻起，分而為三四"；《商君書》上的記載是"唐蔑（昧）死於垂沙， 莊蹻發於內，楚分為五"；《韓非子》說的是："莊蹻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公元前 277 年，秦國"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楚都郢失守之後，莊辛奉傾襄王之命赴東地成功說服莊蹻歸順楚國。面臨國破家亡的關鍵時刻，莊蹻及其東地兵深明大義，放棄擁兵自治主張，迴歸楚國。《史記·楚世家》記載："23 年(公元前 276 年)，襄王（傾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拒秦"。

這一年，說的就是《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言，莊蹻奉命從江浙一帶逆長江而上收復秦國所拔楚國失去的"黔中郡"，也就是《史記·楚世家》載秦人所言"楚人反我（秦）江南"之事。其後，莊蹻大軍歸路被秦所阻，開始率領東地兵入滇稱王。由是，莊蹻先將後"盜"，"盜"後又將，將後則王，成為滇王國實際創始者。

秦王朝曾在川滇貴區域開闢五尺道，設置有郵驛系統，並於某些關鍵節點上派駐官員進行管理。不料秦旋踵而王，西南地區重新恢復大小民族、勢力犬牙交錯狀態。斗轉星移，如月如梭。西漢文景之治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海內昇平，國家富庶。

武帝則傾盡府庫所藏，反擊匈奴，並派出使者西向尋求盟友。公元前116年，博望侯張騫提到他出使大夏（今阿姆河以南至阿富汗境內）時，曾經看到邛山（今四川邛崍山）出的竹杖和蜀郡（治今四川成都）產的細布。大夏人說，是他們的商人從身毒國（印度）買來的。張騫分析說，大夏在漢朝的西南，距離是一萬二千里，身毒在大夏的東南幾千裡，卻有蜀郡的物產，這說明身毒離蜀不遠。張騫認為，漢朝如果派人出使大夏，從羌人居住的地區經過，地形險惡，羌人也不高興，一旦稍微往北一點，還會被匈奴人俘虜；如果從蜀地經過身毒到大夏，這條路可能沒有什麼危險。由是則開啟西漢政府經營西南的濫觴。

史籍記載，滇國舉國內附，漢武帝賜予滇王金印，以其為王爵，並繼續行使對於滇國統治。此後，伴隨漢益州的設置，中央所派駐官吏逐漸取代滇王族實行對於該區域直接統轄權。這一時期，關於滇民族記載由逐步凋零走向杳無音信。公元 14 年，益州郡僰(白)人首領若豆、 孟遷起義，殺益州大尹程隆。 此時，關於西南民族記載中已全然不見滇人身影。

根據黃懿陸先生考證，古滇國消失或與"滇王之印"間存有直接關係

印綬制度起源於先秦時代，作為官員身份、權力與地位重要識別標誌，須臾不得離身。漢武帝時，窮得連老婆也養活不起的朱買臣忽然被任命為故鄉會稽郡守，當其回到下榻的會稽郡駐京辦事處時，吏員們仍把他當窮漢看待，不予理睬，及至發現他懷裡揣著印綬，"坐中驚駭"，馬上排好隊，一起跪拜。在人像繪製與鑑別技術尚不發達漢代，素未謀面下屬自然無法根據相貌特徵辨別官員，憑印綬作官，只認印不認人自然成為政治領域常態。接受"滇王之印"的滇王嘗羌亡故之後，滇王家屬與舊臣基本上按照滇傳統習俗料理後事，把已故滇王生前佩戴、穿戴、使用過的東西都充當隨葬品，絲毫沒有意識到隨葬漢賜金印會帶來的嚴重後果。

而漢武帝以此為藉口，剝奪滇王世襲特權，從此益州郡也與全國其他郡守一樣，太守代替皇帝統治民眾。由是，綿延七代之久的古滇國便在毫無徵兆地突然消失。

上圖為晉寧石寨山M6墓地出土"滇王之印"，下圖為日本福岡市博物館藏"漢委奴國王"金印

值得一提的是，"滇王之印"除釐清古滇國基本實事外，對於甄別它印真偽，確認中日關係史上也具備特殊功用。"滇王之印"的印面邊長2.4釐米，和漢朝賜給日本的"漢委奴國王"金質印，印面大小相同。由此可見，漢王朝賜給少數民族君長及周圍國家印章形制大小有統一規制。據說，一七八四年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整修農田水溝時發現此印，後來福岡藩的儒學者龜井南冥看出金印的重要性，因而獻給了黑田藩。最為可笑的是有日本學者認為龜井南冥是偽造金印的最大嫌犯，企圖有意顛覆這段一向被人相信的史實！"滇王之印"出土則使得這種說法不攻自破，東漢光武帝曾經賜給日本倭奴國一顆“漢委奴國王”的金印，這是不爭的事實！

關於“滇王之印”的意義，有一點值得指出。“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確證了“古滇國”的存在，同時也證明了《史記》文獻記載的可靠。就是說，一顆金印，既證明了雲南古代歷史，也證明了中國古代歷史。在考古學上，像這樣出土文物與歷史文獻相一致的情況並不多見。這也是為什麼“滇王之印”會由國家徵調而入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