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25年前誕生於美國大銀幕的大名鼎鼎的名字，一個出身普通、智力平凡、工作勤奮、態度積極的白人男子形象，曾經強化了人們對“美國夢”的信仰。但這個“夢”，卻在現實中被後來1/4個世紀中數百萬基礎工業工人的潦倒命運生生擊碎。
與大批工人失業同時發生的，是越來越多白手起家的青年被富裕階層拒之門外。階層上升的大門不可阻擋地被關閉，這正是厄爾·懷松等人在《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一書中所描述的“新階級社會”圖景中的重要一幕。
談到為什麼會翻譯這本書，張海東說起他在上一次美國大選前後兩次訪美的經歷。兩次訪學，雖只相隔一年，但他明顯感受到知識界態度的極大轉變。2016年大選前，他遇到的大部分教授都認為“特朗普參選就是一場鬧劇，沒有獲勝的機會”。到了2017年，知識分子們已經開始反思這種集體誤判的深層原因。“越來越多的反思指出，知識精英忽視了美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以及這種變化給包括大選在內的方方面面帶來的影響。”
當時，同樣身處這種氛圍的張海東偶然在美國一所大學圖書館發現了《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仔細讀完後，這位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覺得，書中雖對大選隻字未提，卻深刻地回答了人們的關切：美國社會的結構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令聲稱代表著美國大眾或底層民眾的特朗普出人意料地當選？這種變化的動力是什麼？它又如何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
來自美國三所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厄爾·懷松（Earl Wysong）、羅伯特·佩盧奇（Robert Perrucci） 和大衛·賴特（David Wright） 提出了一種有別於馬克思和韋伯的階級分析範式。他們描繪的社會圖景已不是二戰前高度不平等的金字塔結構，也不是為人熟知也令美國人引以為豪的穩定的鑽石型（橄欖型）結構，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結構——他們將之命名為“雙鑽石型結構”。從這一分析出發，作者們編織起一張大網，描述了湧現在政治、金融、教育、日常生活和文化產業上的新特質，以及這些系統如何相互影響，共同加固了新的結構。
“鑽石型社會結構是美國夢得以維繫的前提，也是美國夢能夠得到確證的表徵”，張海東這樣解讀作者的觀點。而鑽石型結構的瓦解，意味著美國夢的土壤在過去40年裡逐漸消逝了。正如書中分析的那樣：在新的“雙鑽石型結構”中，社會日益分化為近乎斷裂的兩大階級——20%的特權階級和80%的新工人階級，構成了頂部和底部兩顆鑽石。上下兩個鑽石間的通道極為狹小，這意味著階層固化。而二戰後至上世紀70年代之前，曾佔據美國80%人口的中產階級，在這張圖裡消失不見了。
造成新階級結構的動因，在三位作者的分析中，正是取代了二戰以後美國經濟模式的“新經濟”。以新技術、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全球化及跨國企業為特徵的“新經濟”，造成了勞動力市場二元分化日趨嚴重，“好工作”與“壞工作”的差距越來越明顯。“好工作”意味著有保障、工資高、提供許多福利、有晉升機會，各個領域都會得到改善。但事實上，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只能從事一份與此標準相反的“壞工作”。
1999年初版的《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如今已出到第四版。雖然它早就有理有據地向人們發出了“美國夢”墜落的警示，但直到20年後的今天，作者們依然覺得，這些分析沒能叫醒他們的同胞。書中引用的社會調查數據顯示，大部分美國人仍以“中產階級”或“準富群體”自居，對上升機會的消散、社會資源的削減渾然不覺。階級不平等的議題幾乎處於民眾意識之外。
作者們把這種集體性的不清醒狀態，歸咎於精英階層對經濟、社會和政治議題的把控，文化公司和媒體集團在掩蓋階級分化方面作用非凡。在美國，一個十分明顯的趨勢是美國人在電子媒體消費上花的時間越來越多。作者通過對美國電影、電視和互聯網節目的逐一分析，發現在這些產品中，涉及階級不平等的內容只佔很微小的比例。另一方面，因為脫口秀等節目的盛行，美國人的頭腦正逐漸“奧普拉化”，以膚淺、時尚、流行文化為中心的概念框架佔領了大腦，輕快、聳動、不斷變化的新奇玩意兒抓住了最多的吸引力。相反，對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議題的批判性思考則消亡了。
在張海東看來，這樣全面和深入的剖析，可以幫助中國讀者更好地瞭解美國社會階級結構演變的全景。
《新階級社會：美國夢的終結？》（第四版）
[美]厄爾·懷松、羅伯特·佩盧奇、大衛·賴特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9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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