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辦學，對晉城的文化、教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自此，晉城文風大盛，聲名鵲起，成為“文獻名邦”。
程顥(1032-1085)，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北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家，理學奠基人。他生長在世代官宦之家，自幼深受家學薰陶，勤奮好學，知識淵博，終成一代大儒。程顥25歲時得中進士，歷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等職。在程顥的從政生涯中，他秉持儒家仁者愛人、以民為本的政治理想，心懷蒼生，把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付諸吏治實踐，深得百姓愛戴。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程顥調任澤州晉城縣令，時年34歲。當時晉城的經濟發達，所納商稅佔澤州6縣總額的三分之二，居山西前三名。但文化狀況卻不容樂觀，“其俗樸陋，民不知學”(朱熹《伊洛淵源錄》)。晉城本是“先王遺教”之地，民風甚好，但經過唐末五代長期動亂，民風驟變。正如陳廷敬所言:“當五季迭亂，金革創殘之餘，禮樂詩書弦誦之習，久而未興。”(《體仁書院記》)《風臺縣誌》亦云:“程明道來令晉城，以五代搶攘孑遺瘁苦，安定後，未識禮讓。”
“以興起斯文為己任”的程顥，認為要開啟民智，必須以教化為先，重教興學。他提出了“鄉必有校”的口號，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興辦鄉學的熱潮。晉城原來的財富多用於修建寺廟，但在程顥發展教育的倡導下，好鋼用在刀刃上，轉向興修學校上。“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明道行狀》)，在短短3年內、晉城開設了鄉學72所、社學數十處，可知辦學力度之大。
在辦鄉學、社學的同時，在州城之北的附近辦了一處書院，這就是後來稱為“程顥書院”“明道書院”的古書院。它是晉城當時規模最大的一所書院，也是程顥講學的地方。《二程集》記載:“先生擇其秀異，為置學舍糧具，聚而教之。朝タ督學，誘進學者，風靡日甚。”這座書院就讀的學生，都是程顥從全縣各校中選取的高才生，作為重點培養對象。短短几年，“應書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朱熹《(伊洛淵源錄》)。
程顥於政務閒暇時，常來書院講學，講授的內容以儒家傳統經典為主，亦著重從中發掘新的義理，而非死守舊說。程顥對學生悉心教導，十分愛護和關懷，師生結下深厚的感情。他的講課不僅生動、精闢，而且注重啟發誘導，寓教於樂，學子們恭敬聆聽，如沐春風。據《鳳風臺縣誌》記載，程顆“行縣時親為兒童正句讀。春風藹仁，所在向化。迄今人猶嚮往之。“
針對晉城人尚武的習俗，出於保境安民的需要、程顥還在書院中開設了武科，明萬曆《澤州志》載:“農隙講武事，一時義勇鹹為精兵可用。”朱樟《明道程先生柯堂記》雲:“集義勇較藝，可當一軍。”
為了教化百姓、啟迪民智，營造良好的社會風氣，不論在鄉間的小路上，還是在父老鄉親的家中，程顥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有事至縣者，(程顥)必告以孝弟(悌)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宋史・程顥列傳》)。由於程顥教化有方，使晉城民風為之大變。《明道行狀》記:“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則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鬥死者。”甚至“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宋史・程顥列傳》)，儼然成為一個禮儀之邦。
在程顥的努力下，晉城人人好學，家家思進，“雖窮鄉曲巷，時聞弦誦聲”，甚至出現了“驅兒市上買書讀，寧使田間禾不薅”的動人景象。程顥辦學前，澤州“其民之不喜儒術、境內貢舉五六十年無一人登高第者”(李俊民《重修廟學記》)，而在其辦學之後，“大儒輩出，經學尤甚，雖為決科文者，六經轉註，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知愧謠諑，道文理，帶經面鋤者，四野相望”(郝經《宋兩先生祠堂記》)。宋元豐八年（1085)，河東提點刑獄黃廉來晉城視察，見晉城民眾研文習武，談經論道，蔚然成風，曾經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河東人物氣勁豪，澤州學者如牛毛。大家子弟弄文墨，其次復挎弓刀。去年校射九百人，五十八人同賜袍。今年兩科取進土，落釣連引十三鰲。“（《行縣詩》)生動地反映了晉城在程顥辦學以後出現的文風鼎盛、人才輩出的景象。
程顥的思想及其興學重教的功德，不僅為當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名士大儒，對晉城後來的歷史發展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而且直接影響了周邊地區。明朝官員張璡在《重修程子祠記》中稱:“熙寧、元豐間，應召者數百人，登科者數十人，達乎鄰邑高平，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所謂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者是已。”《澤州府志》和《高平縣誌》中也記載。“宋程明道先生雖為晉城令，教化旁及(高平)士風，發生鉅變”，“多建以廟堂以祀之”。
北宋治平四年（1067），程顥在晉城任職期滿，調往京城開封任職。聽到他要走的消息以後，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扶老攜幼，前來送行。《鳳臺縣志》記載：”程縣令去之日，民哭聲振野，沿街設香案，擺供品，夾道相送，牽衣頓足者不計其數。”此情此景，讓人感動。程顥滿懷深情告別了這片熱土，回到朝中。後來城中建起明道先生祠，以“觀先生之容、誦先生之書，行先生之行”(賈魯《明道先生祠堂記》）。他用心血載植的教育之樹，在日後李俊民、郝天挺、晁會、晁國章、侯大中等一代代教育家的澆灌下，結出了豐碩的果實。
程顥創辦的書院留在晉城大地上。市區書院街以北，有處叫”古書院“的地方，後來逐漸形成村落，便名書院村。清嘉慶年間所刻的明道祠碑文中記載:“明道祠者，宋程明道先生講學地也。斯地舊無居人，因就教而遂家焉，故是村特以古書院為名。“
從宋元至明清，伴隨著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古書院的命運也幾經起伏。金貞祐二年(1214)，蒙古騎兵大舉伐金。攻破澤州城，導致空前慘烈的浩劫。李俊民《重修廟學記》載:“貞祐甲戌春。天兵上大行。烈焰所焚，蕩然一空。”域中建築大多被摧毀，程顥所創辦的古書院很可能在這一時期遭到毀壞。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澤州知州王所用繼承程顥遺教、在書院原址重建“文昌書院”，讓詩韻書聲重傳於世。為解決書院經費，王所用還捐了24畝學田。崇禎末年，巡鹽御使楊鶚將“文昌書院”更名為”體仁書院”，又捐了33畝學田。清康熙三十ニ年(1693)，澤州知州倫可大捐出自已的家財，並動員有錢人和百姓捐款捐物，大規模擴建體仁書院，範圍包括今古書院、前書院、後圪塔三個地方，使程顥書院達到規模上的巔峰。清代名相陳廷敬曾參觀書院並撰寫了《體仁書院記》。光緒初年(1875)，體仁書院更名為“明道書院”。
除程顥書院之外，晉城歷史上的棣華堂、鶴鳴堂、尼山書院、望洛書院、海會別院、文化書院、它山書院、長平書院、正蒙社學、晉城書院、宗程書院、崇正書院、碧峰書院、鏡山書院、雲月書院、白巖書院、榼山書院等，都是著名的書院。這些書院，為晉城培養了大批人オ，是晉城歷史上一道獨特的人文風景。
程顥在晉城創建書院，興學重教，是對晉城文化的積極推動，成為晉城人輝煌的文化記憶，
它將作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世代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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