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19年第39期，原文標題《新中國70年的復興之路》，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從新中國成立時的滿目瘡痍，到現在一躍而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用70年時間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蹟。奇蹟的背後，中國曆經了無數的曲折，付出了血淚的代價，當然，更是奉獻了令人驚歎的智慧和勇氣。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IC photo供圖）

1949：新中國的家底

只有瞭解了新中國成立時的各種困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在70年裡所獲成就的不易。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已經跌至歷史上的低谷。在清朝乾隆年間，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比重高達1/3，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經濟總量佔比下降到9%左右。雖然幾千年的封建帝制轟然倒塌，但這並沒有給中國經濟帶來好運。從民國到新中國成立這段時間，由於幾十年的戰火連連，加之國民黨的統治無能，中國的經濟實力持續萎縮，到新中國成立時，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比重下降到只有4.6%。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這是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地位最低的時刻。

對於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困境，毛澤東曾用“一窮二白”來形容。“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

而更準確的描述來自中共七屆二中全會。1949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當時在報告中對中國的經濟狀況做了更清晰的描述：第一，中國已經有大約10%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這是和古代不同的；第二，中國還有大約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後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90%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

總體來看，當時的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工業基礎相當薄弱。從農業來看，當時的農業基礎相當落後，基本上處於看天吃飯的狀況。由於受到長期戰爭的破壞，糧食、棉花、牲畜等主要農產品的產量均大幅下降，農業總產量只有戰前平均水平的75%，大量農村地區一片凋零，農村災民高達4000萬。從工業來看，工業生產規模相當小，佔當時GDP的比重大概只有10%，工業部門十分單一，只有採礦業、紡織業和簡單加工業，工業水平相當低下，大量工業產品都依賴進口。

除了這些宏觀層面的問題，當時的新中國還面臨更多現實層面的挑戰。首當其衝的就是通貨膨脹。當時的通脹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民國時期遺留下來的爛攤子。1935年，在美國《白銀收購法》的影響下，國民黨放棄銀本位，實施法幣改革，因此拉開了幾十年惡性通脹的序幕。由於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以及國民黨後來主動挑起內戰，持續不斷的戰爭導致國民黨財政緊張，不得不通過濫發貨幣來解決問題。在放棄銀本位之後，國民黨濫發紙幣的行為，使得十幾年間的通貨通脹高達幾千億倍。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於過去的常年戰爭導致工農業生產能力下降，物質供應緊張，加之新中國成立後戰爭也沒有完全停止，戰爭、人員安置等各方面帶來巨大的財政支出壓力，新中國的通貨膨脹勢頭繼續惡化，嚴重影響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對經濟恢復帶來極大困難。

除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之外，另一大挑戰就是失業。新中國成立之前，由於城鎮工業水平落後，加之戰火導致很多經濟活動停滯，城鎮勞動力大多數處於失業狀態。1949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1.8億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僅有1533萬人，城鎮失業率高達23.6%。

城鎮人口大量失業，農村人口大量災民，如何讓老百姓活下去成為巨大挑戰。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就認為中國政府可能連人民的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1949年7月，艾奇遜給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寫了一封信，艾奇遜在信中表示：“人民的吃飯問題是每個中國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個問題。一直到現在，沒有一個政府使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

儘管當時的中國滿目瘡痍，“泥腿子”們終於還是進京趕考了。1949年6月，毛澤東在政協籌備會議上宣佈：“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盪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汙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

上海城市夜景（視覺中國供圖）

1950～1956：新舊時代的過渡

新中國成立之後，面臨的第一個重大挑戰就是治理通貨膨脹。如果不能迅速抑制住飛漲的物價，其他所有的經濟建設都無從談起。

雖然當時很多資產階級認為共產黨“軍事內行，經濟外行”，但從治理通脹之戰來看，共產黨對於經濟也並不外行。面對國民黨時期遺留下來的通脹爛攤子，共產黨採用了標本皆治的辦法，事實證明這樣的舉措成效斐然。

從治標的辦法來看，當時的人民政府主要是集中力量打擊市場上的投機資本。針對當時的銀元投機，人民政府查封了上海證券大樓，拘捕了大量的投機分子，遏制住了銀元的瘋狂上漲。銀元之戰後，人民政府又向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大規模投放糧食、棉紗等重要物質，打擊市場上的囤積居奇，很多投機商損失慘重，物價也迅速回落。

從治本的辦法來看，1949年底，中共中央確立了全國財經工作實行統一管理的方針。只有通過統一財經工作，實施嚴格的財政紀律，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通貨膨脹的源頭。新中國成立之後的頭幾年，國內的財政收入明顯改善，除了1950年之外，其餘年份都實現了財政盈餘。

財政狀況好轉之後，人民政府開始大規模回收貨幣，通貨膨脹的源頭被封堵，物價迅速回落，1951年開始，國內的物價指數甚至出現了明顯下跌。從國民黨時期就開始的惡性通脹，在新中國成立短短兩年時間之內就得到了控制。對於統一財經、平抑物價的勝利，毛澤東的評價是“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在通貨膨脹得到治理之後，新中國終於可以開始實施大規模的經濟建設了，但當時中國還面臨一個重大路線抉擇，應該直接進入社會主義，還是延續過去的新民主主義？

從國民黨時期延續而來的中國經濟成分還相當複雜，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提出：“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加上私人資本主義，加上個體經濟，加上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人民共和國的幾種主要的經濟成分。”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並不現實。1949年9月，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確認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中國共產黨最終選擇了一條更務實的道路，黨中央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再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國有化和個體農業的集體化。這至少要10年到15年，然後視情況而定。

1953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討論和制定了中國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農村，土地改革無疑是當時的焦點。雖然土地改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轟轟烈烈地推進，但到了1950年上半年，全國還有3億農業人口沒有實施土改。1950年，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新解放區的土地改革拉開序幕，到了1953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土地改革極大地釋放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糧食、棉花等重要農產品的產量開始大幅增長，為中國經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除了農業之外，工業部門的恢復生產也迅速展開。1953年，我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確定了兩大主要任務，一是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二是加快推進各經濟領域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工業建設來看，當時的中國工業水平還相當低，毛澤東曾經說：“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做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決定。“集中主要力量，進行以蘇聯幫助中國設計的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由限額以上的694個建設項目組成的工業建設。”在計劃模式的推動之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增長，工農業總值增長了70%左右，國民收入增長了50%多，鋼鐵、煤炭等重要原材料產量都獲得數倍增長，為我國的工業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一五”期間的另一大任務是推進社會主義改造，雖然此前預計這個過程至少要10到15年，但實際推進速度大大超過了預期，最終只用了3年時間，到1956年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

社會主義改造首先以農村為突破口。1953年土地改革完成之後，農民擁有了土地和生產資料，而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要將農村的個體所有制轉變為集體所有制。首先是把分散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互助組，然後引導農民發展初級合作社，最後是成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了這個階段，農戶的土地轉為集體所有，合作社統一經營、按勞分配，到1956年底，將近90%的農戶加入了高級農業合作社。

農業合作社的快速推進，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家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是由國家對私人工商業實行統一收購、加工、訂貨、銷售等等，而高級階段就是實行公私合營，到了1956年底，資本主義工商業基本全部完成了公私合營。

社會主義改造的第三大領域發生在個體手工業，在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個體手工業三大領域完成改造之後，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標誌著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階段全面結束，新中國開始正式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自行設計、自己製造的大客輪“民眾號”，1954年從上海首航出發，抵達重慶時群眾舉著鮮花歡慶（視覺中國供圖）

1956～1978：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徘徊與掙扎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就開始照搬蘇聯模式，進入了計劃經濟時代。隨著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其他經濟成分，中國的計劃經濟迎來前所未有的高度。

蘇聯模式雖然短期內幫助中國經濟實現了恢復性增長，但是計劃經濟的種種弊端很快顯現出來。毛澤東本人也對此有深刻反思，認為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主要弊病在於“權力過分集中於中央”。

1956年，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講話，表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鑑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如今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在《論十大關係》中，毛澤東重點討論了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等等。

由此，新中國在1958年開始了第一次經濟改革，改革的主要重點是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但這場改革並沒有觸及計劃經濟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大躍進”幾乎同時拉開了序幕，新中國的第一次經濟改革嘗試，最終以失敗告終，在隨後的20年時間裡，中國一直無法走出計劃經濟的陰影，為此付出了慘痛代價。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由此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在農業領域，當時最著名的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為了追求高產量，農業生產違背基本的科學規律，反而導致產量大幅下降，而各地浮誇虛報產量，導致糧食被高額徵收，農村開始面臨大規模饑荒。在工業領域，中國更是雄心勃勃地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尤其是大鍊鋼鐵導致農村勞動力嚴重缺失，又進一步影響了農業生產，加劇了農村饑荒的程度。

1958年8月的北戴河會議，正式提出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試圖通過人民公社這種形式探索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途徑。除了統一生產之外，人民公社最大的特點就是按需分配，對社員生活實行“七包”，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等全部由公社負責，其中最富特色的就是公社食堂，最多時全國90%的農民都在食堂吃飯。但很顯然，這種按需分配的模式大大超過了中國的經濟實力，更重要的是，這種平均主義嚴重打擊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1958年，位於河南遂平縣的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視覺中國供圖）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等運動，完全以個人意志來決定經濟發展，將計劃經濟的弊端凸顯到極致，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傷害。1961年，國內生產總值大幅下滑了16%，財政收入下滑了38%。財政收入下滑帶來財政赤字增加，為了應對財政赤字，貨幣超發也就隨之而來，通貨膨脹被迅速推高。

不過，中央很快就開始反思並調整經濟政策。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中國經濟結束狂熱的“大躍進”，進入調整階段。經過5年調整時間，到了1965年，中國經濟開始全面好轉，工農業總產值達到歷史上最好水平，和1961年相比，1965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大幅增長了40%，財政收支也實現了盈餘，物價指數大幅回落，可以說，經過幾年的及時調整，中國終於度過了這次劫難。但令人遺憾的是，1966～1976年，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次給中國經濟帶來嚴重破壞。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同年10月，“四人幫”倒臺，“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經濟開始迎來新的發展時期。在經歷了過去10年的壓抑之後，中國經濟再次迸發出極大的熱情，但可惜的是，因為太過急於求成，這一次再度出現了“左”傾冒進的勢頭。1977年，中央下發了《1976～1985年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對未來10年的發展目標做出了過於樂觀的規劃，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中國經濟的現實情況。由於大量引進國外先進設備，這一輪經濟發展被稱為“洋躍進”，當時希望利用外資來建設幾十個重工業項目，但最終這場“洋躍進”很快終止。

和“洋躍進”帶來的傷害相比，當時對中國經濟更危險的是思想的僵化。 “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在當時極大束縛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1978年5月，《理論動態》發表了一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全社會關於“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的激烈討論。1978年12月，鄧小平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指出：“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現在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靠實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縣委、公社黨委，就是一個工廠、一個機關、一個學校、一個商店、一個生產隊，也都要實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開動腦筋想問題、辦事情。”

經過這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之後，中國經濟的大時代即將到來。

江蘇省南京長江大橋（攝於1968年）（視覺中國供圖）

1978～2001：擁抱市場經濟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根本原則，由此粉碎了阻礙中國向前發展的思想枷鎖。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十一屆三中全會被視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起點，但其實在三中全會的公報中，全篇沒有出現“市場”二字，但三中全會的歷史意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全會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做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而且，全會將發展生產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事實上已經暗含了對市場經濟的追求。中國浩浩蕩蕩的改革開放由此啟航。

十一屆三中全會首先重新肯定了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會議認為：“毛澤東同志1956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改革路線，是建立在《論十大關係》之上的，改革的重點還是以下放權力為核心。

不過，和1958年毛澤東主導的經濟改革不同的是，當時的分權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權，而1978年的這一輪改革，主要是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表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

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改革很快就提高了企業的積極性，但是負面效應也很快顯現出來，由於當時仍處計劃經濟時代，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形成，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並不能形成資源的優化配置，反而引發了很多矛盾。由於企業可以自己保留利潤，政府的稅收減少，財政赤字和通脹水平雙雙上升。這個階段的改革，可以算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階段的一次嘗試。

雖然對國有企業的改革遭遇挫折，但改革還是在農村釋放出巨大的活力。1980年，中央正式批准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緊隨其後，鄉鎮企業也開始蓬勃興起，在國企改革陷入困境時，鄉鎮企業成為當時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部分，也為日後中國民營經濟的興起埋下了種子。

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表示：“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穫，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很多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這不是我們中央的功績……如果說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點功績的話，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對頭的。”

1972年4月18日，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白宮玫瑰園接見中國乒乓球隊代表隊，中國代表隊訪問美國推動了中美兩國之間的和平與友誼（視覺中國供圖）

在經歷了改革開放頭幾年的各種經驗和教訓之後，中國對於改革開放的方向有了更加清晰的認識。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還處於朦朧狀態，到了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國對於市場經濟終於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首次正式確認了商品經濟的地位。“改革計劃體制，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複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

對於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確認商品經濟的地位，可以算是一次石破天驚的歷史性事件。鄧小平對於十二屆三中全會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在全會結束的第二天，鄧小平表示：“這次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

此後，中國開始不斷提升市場經濟的分量，1992年召開的“十四大”首次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在20世紀末建立起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終於將中國帶上了正確的道路，中國的高速增長從此一發不可收。

中國在推動內部經濟改革的同時，也開始打開國門對外開放。1980年8月，全國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設置經濟特區，隨後幾年開放程度不斷提升，1984年開放了大連、天津等14個港口城市，1985年開放了長三角和珠三角等地，1988年興辦海南經濟特區，1990年開放上海浦東……這些開放城市吸引了規模巨大的外資流入，迅速提升了當地的投資和進出口水平，成為中國經濟最富活力的部分，同時，這些開放城市也成為內地和國際市場連接的樞紐，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對外開放水平。

當然，對外開放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以深圳來看，作為當時對外開放的排頭兵，深圳的很多做法因為過於接近資本主義，在國內備受爭議。而當時國際形勢風雲突變，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使得中國對市場化改革開始出現懷疑態度。1992年鄧小平去南方視察並發表“南方談話”：“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為改革開放爭取到了更大的空間。

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攝於1988年）（視覺中國供圖）

雖然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84年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更是史無前例地提出了發展商品經濟，但是一直到90年代初期，國內對於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爭論一直沒有中斷。比如陳雲就提出過著名的“籠中鳥”理論，“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麼，籠子就是國家計劃……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籠子”，以此為基礎，陳雲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政策。所以，在相當長時間裡，中國雖然已經開始承認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一直處於邊緣角色。甚至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還時常出現“姓社姓資”的大討論，意識形態的枷鎖仍然在相當長時間裡禁錮著中國經濟的發展。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此番講話，無疑為姓社姓資之爭畫上了句號。在稍作停頓之後，中國改革開放的巨輪繼續滾滾向前。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報告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中國到底該如何認識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爭議，“十四大”給出了明確的答案。

深圳深南大道(攝於1992年)（視覺中國供圖）

隨著中國逐漸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國際資本也增加了對中國投資的信心，並且發現了中國的潛在巨大投資機會。由於中國市場具有充沛、廉價、熟練而且勤勞的勞動力，國際企業開始將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由此啟動。而這場前所未有的產業轉移，無論給國際資本還是中國都帶來深刻影響，在世界範圍內創造了一個多贏的局面，國際資本可以大幅減輕勞動力成本，提升利潤空間，而中國農村大量貧窮人口得到了工作機會，也大大改善了家庭的經濟條件，中國的國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

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的開放只是中國打開國門的第一步，更大程度的開放很快到來。1995年，中國開始正式申請加入WTO，試圖全方位融入世界經濟，經過艱難的談判之後，到了2001年12月，中國正式加入WTO，成為WTO組織的第143個成員國。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和世界的關係開始發生更深刻的變化。

2004年三峽大壩洩洪（視覺中國供圖）

2001～2010：復興！復興！

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商品以價廉物美的優勢迅速贏得了全球市場的歡迎，大規模的出口為中國經濟增加了新的增長引擎。

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前，中國的經濟增長基本上是以大規模投資為主要驅動力，以2001年的數據來看，當年GDP的三駕馬車中，投資貢獻了64%，消費貢獻了49%，而進出口的貢獻度為-13%。加入WTO的第二年，進出口就已經開始為中國經濟做出貢獻，在2002年的GDP構成中，進出口對經濟的貢獻已經從負數變為5%，到了2006年，進出口對中國GDP的貢獻已經高達15%。直到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後，外部需求疲軟，淨出口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度才開始大幅下降。

在內外需兩大引擎的共同作用下，中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從2003到2007年，中國的GDP連續5年增速都在10%以上。隨著經濟總量大幅提升，中國的人均GDP也快速增長，2002年的人均GDP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2006年突破20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如果以五年規劃期來看，“十五”時期，我國的年均GDP增速為8.3%，而“十一五”期間，年均GDP增速高達11.2%，幾乎高出了3個百分點。

中國在這個時期的經濟之所以能夠高速發展，除了加入WTO給中國帶來了更多的外部需求，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仍在不遺餘力地推進市場經濟改革，而深層次的改革對中國經濟釋放了更多的紅利。這個階段最引人關注的改革，是對非公有制經濟的大力扶持。

2003年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要改進對非公有制企業的服務和監管。”由此拉開了非公有制改革的序幕。

港珠澳大橋（視覺中國供圖）

要知道，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用短短數年時間就實現了對農業、資本主義工商業和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國有經濟開始一統天下，到現在開始重新鼓勵非公有制經濟，在中國經濟的改革史上又是一次重大的飛躍。而事實證明，非公有制經濟即將對中國產生的影響，無論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到了2005年，國務院發佈《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意見指出：“積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有利於繁榮城鄉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利於擴大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有利於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意見》同時還提出了非常具體的36條扶持要求，包括“放寬非公有制經濟市場準入、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完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服務、維護非公有制企業和職工的合法權益”等等，後來被稱為“非公有制經濟36條”，成為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革。時隔5年之後，國務院在2010年發佈了《關於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同樣提出了非常具體的36條扶持意見，這份文件被業內人士稱為“非公經濟新36條”。

雖然民營經濟始終面臨各種困難，比如融資難和融資貴，在市場準入上面臨各種玻璃門和彈簧門等等，不過，在政策扶持和自身的努力下，民營經濟還是表現出了驚人的活力。按照現在的統計數據，民營企業為中國經濟“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如果沒有非公有制經濟的崛起，很難想象今天的中國經濟還處於怎樣的地步。

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增長，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國際地位不斷提升。2008年，無論對於全球還是中國，都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年份。這一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全面爆發，殺傷力之大堪比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雄踞全球霸主幾十年之後，美國模式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質疑，美國的全球影響力開始不可避免地下降。在次貸危機進入高潮之際，中國成功舉辦了第29屆夏季奧運會，讓全球看到了中國的崛起。

奠定中國國際地位的當然不只是一屆奧運會，次貸危機爆發之後，國際上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聲音，希望中國承擔起更多的全球領導責任，G2的概念也正是在當時橫空出世。在次貸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的背景下，如何拯救美國甚至全球經濟，當時美國的主流學者提出了G2的想法，認為美國應該和中國分享全球經濟的領導地位。也正是從次貸危機之後，全球開始形成共識，在解決全球性矛盾面前，中國已經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到了2010年，中國的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復興又迎來一個歷史性時刻。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在國際舞臺上的話語權也不斷增加。2010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推行份額改革，主要目的是讓IMF的投票權和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的地位提升更加匹配，將6%的份額向新興經濟體轉移。因為受到美國國會的百般阻擾，IMF的份額改革在時隔5年之後才獲得正式通過，中國在IMF的投票權份額從3.8%提高到超過6.39%，份額排名從第六位提升到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在份額改革完成之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很快就正式批准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在SDR貨幣籃子中佔據10.92%的比重，僅次於美國和歐元位居第三，高於英鎊和日元，人民幣從此正式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次貸危機也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嚴重衝擊，在經歷2003～2007年連續5年的兩位數增長之後，中國在2008年的經濟增速放緩至9.7%，2009年繼續放緩至9.4%。次貸危機也嚴重衝擊了我國的就業市場，當年春節前幾個月，一度有2000萬農民工提前返鄉，給就業市場帶來極大壓力。

面對前所未有的外部衝擊，2008年11月，中國通過了擴大內需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基建投資大潮，從穩增長的角度來看，4萬億計劃可以說是立竿見影，在經歷2008年和2009年兩年的增速放緩之後，201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達到了10.6%，重回兩位數的高增長。

不過，依靠政府主導的投資來穩增長，只能在短時期內見效，中國經濟在2010年重返兩位數高增長之後，很快就開始回落。而更重要的是，依靠大規模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在鋼鐵、水泥、玻璃等行業帶來了明顯的產能過剩，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深深的困擾。次貸危機爆發之後，歐債危機接踵而至，歐美等發達國家經濟放緩，中國的外需開始變得疲軟，外部需求大幅下降，使得中國產能過剩的矛盾更加凸顯。

對於中國經濟而言，在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過去的發展模式也遭遇了重大挑戰，深化改革已經變得迫在眉睫。當過去粗放式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時，只有通過釋放改革紅利才能繼續保持增長。

2017年7月2日，搭載著“實踐十八號”衛星的長征五號遙二火箭在中國文昌航天發射場點火升空（視覺中國供圖）

2010～2019：告別高增長，深化改革

4萬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2010年將中國GDP重新推到兩位數的增速，但這只是曇花一現，2010年之後，中國經濟就此告別了兩位數的增長。2011年，中國GDP增速跌破10%，2012年跌破8%，2015年跌破7%，幾乎是每隔幾年就下一個臺階。

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滑，也引發了人們的擔憂，中國經濟到底怎麼了？2016年5月，《人民日報》發表權威人士“開局首季問大勢”的訪談，權威人士對中國經濟提出了L型的判斷。“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權威人士同時表示，“這個L型是一個階段，不是一兩年能過去的。今後幾年，總需求低迷和產能過剩並存的格局難以出現根本改變，經濟增長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旦回升就會持續上行並接連實現幾年高增長。‘退一步’為了‘進兩步’。我們對中國的發展前景充滿信心，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強、迴旋餘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裡去。”

中國經濟增速之所以持續放緩，一方面源於外部和內部的壓力：次貸危機之後，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需求萎縮，中國的進出口紅利開始減少；而從內部需求來看，大規模投資建設之後，繼續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越來越小。內外需同時萎縮，經濟放緩自然也就在所難免。

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也是中國開始主動調低經濟增長目標，為深化改革留出更多的空間。因為中國以投資驅動增長的模式，雖然在短期之內依然有效，但是負面效應已經越來越突出，比如加深產能過剩的矛盾、加劇環境汙染等等，因此，中國必須主動轉型，提前終結投資驅動模式，尋找到更具持續性的發展模式。從2012年開始，中國政府主動放棄了多年來堅守的經濟增長“保八”的目標，只有降低增長目標，才能為經濟轉型留出更多的空間。

長期以來，中國之所以一直堅持較高的增長目標，主要目的是為了保就業，因為中國的增長模式相對粗放，在產業結構上以製造業而不是第三產業為主，創造就業的能力比較弱，因此必須以相對較高的經濟增速，才能將就業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不過，隨著最近幾年中國的產業結構開始得到改善，尤其是第三產業佔比大幅提升，中國經濟創造就業的能力大大改善，中國經濟不再需要維持兩位數的高增長，就可以實現不錯的就業，因此，中國經濟也就有了主動調低增長速度的底氣。

中國政府主動調低經濟增速，並不意味著無所作為，最近幾年，中央反覆強調不搞大水漫灌，就是為了向舊的增長方式告別，與此同時，轟轟烈烈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眾所周知，過去幾十年，中國政府最擅長的就是需求側管理，通過投資、消費和進出口這三駕馬車來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在產能過剩的大背景下，需求側已經越來越弱，中國政府開始轉變管理方式，告別大水漫灌的同時，將重點從傳統的需求側向供給側轉移。

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改革首次出現在最高級別的經濟會議上。到了2016年，經濟工作會議的提法變為“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適度擴大總需求”，供給側改革已經躍升為主線，而需求側管理退居其次。而到了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於“擴大總需求”已經隻字不提，只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在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再次確認，“我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

在2015年首次提出供給側管理的時候，中央就確定了供給側管理的五大重點任務，分別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槓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之中，去產能尤為引人關注，具體要求是——各地要明確具體任務和具體目標，加大環保、能耗、質量、標準、安全等各種門檻准入、制度建設和執法力度；處置“殭屍企業”，該“斷奶”的就“斷奶”，該斷貸的就斷貸，堅決拔掉“輸液管”和“呼吸機”。從中不難看出，中國經濟和舊增長模式告別的決心和勇氣。

除了供給側改革之外，中央對房地產重新定位，也是最近幾年中國經濟的重大改革。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將房地產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引擎，房地產的支柱地位牢不可破。由於房地產市場體量巨大，對於相關產業的帶動性也很強，因此，房地產的快速發展，的確對拉動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此也帶來了諸多負面因素，首先是房價過快上漲，超出了很多普通人的承受能力，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民生問題。其次，房地產過度發展，對其他產業產生了越來越大的擠壓效應，由於房價持續上漲，土地、人工、房租等成本也都水漲船高，其他產業的生產成本急速飆升，尤其是一些傳統制造業，原本利潤微薄，在房地產的擠壓之下，生存空間越來越小；而房地產對信貸資源的巨大需求，也對其他行業帶來了巨大影響，我國民企長期以來面臨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一定程度上也和房地產市場對信貸資源的過度佔用相關。

2016年，中央首次提出了“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房住不炒”開始成為我國樓市調控的最高準則。雖然過去中國樓市過熱時，也經常出臺樓市調控政策，但是每當經濟遭遇困難時，最後總是對樓市鬆綁，導致樓市迎來更猛烈的報復性上漲。但是這一次“房住不炒”的樓市調控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從2016年首次提出到現在，樓市調控沒有任何鬆動，反而在一步步加碼，尤其在中美貿易摩擦導致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壓力時，中央依然在強調“房住不炒”。

中美貿易摩擦的爆發，可以說是中國房地產命運的一個分水嶺。過去經常有有識之士呼籲實業立國，抨擊中國經濟過度依賴房地產的弊端，但由於房地產拉動經濟的效果確實立竿見影，所以實業立國的呼聲一直很微弱，並沒有得到真正的重視。但是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之後，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產業實施高強度打壓，有了切膚之痛之後，國人才真正意識到高科技行業才是立國之本，長期依靠房地產行業註定沒有出路。

隨著房地產行業逐漸退出中國經濟的舞臺中央，高科技行業開始迎來發展的春天，今年7月份，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了科創板，充分印證了中國對發展高科技產業的渴求。對於中國經濟而言，過去依靠勞動力和資本投入拉動經濟增長，在特定的歷史時期，這種模式在最大程度上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但是隨著這種模式逐漸走到盡頭，依靠高科技生產力來拉動增長，已經成為中國經濟轉型的必經之路，這也是更加強大的增長引擎。

拋棄過去的增長模式當然會帶來陣痛，但是，只要堅持正確的方向和道路，陣痛之後，迎來的必將是新生。新中國70年的經濟發展史，其實就是和舊的不合理模式不斷告別的歷史，而正是這種持續改革的智慧和勇氣，才奠定了新中國70年來的輝煌和成就。

（參考書目：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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