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蔣君稼（1901-1966），名正覺，號君稼，別號星翠館主，又號玉筍詞人，常州人，是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開始崛起、而後聲震南北的京劇青衣票友。
蔣君稼的祖父蔣樹德，大伯蔣克莊，都對崑曲極有研究，時常聚諸同好，在他們開設的蔣懋大銀樓裡面設席吹彈吟唱。蔣樹德經常教導他的兒輩，曾說：“使汝曹有此愛好，庶幾不染世俗之陋習。”蔣君稼的父親蔣雪莊，耳目染，對崑曲多少也有點興趣。蔣君稼受其家庭影響，年輕時就迷上了崑曲和繼之而起的京劇。
蔣君稼是雪莊的長子，雪莊希望他繼承祖輩家業，可是君稼卻無意於經營銀樓，倒是十分熱衷於崑曲和京劇，此外，他從小受大伯的影響，也很愛書法。所以每天除相邀三五友好弄弦吊嗓和關了房門習字之外，銀樓的事根本不去過問。蔣君稼的三伯蔣維喬，字竹莊，當時在北洋政府任教育部參事、1920年秋，君稼北上投他三伯，住在三伯的東鐵匠衚衕寓所，到北京後，竹莊就介紹他去北京中原銀行任事。
蔣君稼的三伯蔣維喬
有次，三伯問他:“你還有什麼愛好？”君稼答道:“我愛好皮黃。”蔣竹莊的密友周葆貽在他的《企言隨筆》中有這樣的記述：“竹莊遂請名師教授其京劇，由此日與名伶名票相周旋。”蔣君稼初學鬚生，開蒙教師姓羅，曾教他學《雪杯圓》、《戰蒲關》等戲，可是蔣君稼的鬚生嗓音不十分充實，羅師勸他改學青衣，並介紹他從老伶工李寶琴、票界名流陳彥衡學青衣戲。又因當時習尚京昆同臺，要求唱京戲的必諳崑曲，所以蔣君稼又向溥西園、趙子敬、鍾秋巖等崑曲家習唱崑曲。那期間，他每天黎明即起，練功喊嗓，無論寒暑，從不間斷。和他經常在一起玩票、後結成莫逆之交的除陳彥衡、溥西園外，尚有袁寒雲、言菊朋等，他們都有極深的造詣。因為君稼行四，他們都親暱地叫他蔣四。
陳彥衡是一位琴師票友，曾為譚鑫培操琴多年，熟諳譚派，此外對餘紫雲、時小福、陳德霖的聲腔藝術也頗為精通，因此被時人稱為“第一琴師”、“票界泰斗”。蔣君稼受陳彥衡多方教益，藝事大進，他以後經常貼演的《二進宮》、《南天門》等，都是陳彥衡悉心教給他的。
蔣君稼與陳彥衡、葉庸方、鄭子褒、徐小麟之合影
溥西園名溥侗，號紅豆館主，前清皇室後裔，是當時著名的譚派票友，他能演生旦淨醜各行，也極擅長崑曲，《群英會》的周瑜、《戰宛城》的曹操、《寧武關》的周遇吉都是他的拿手傑作。言菊朋原名錫，專攻譚派，為“言派”創始人，演《讓徐州》、《臥龍弔孝》、《賣馬》等均獨樹一幟。袁寒雲名克文，是袁世凱的次子，常粉墨登場，曾和俞振飛合演《群英會》，飾蔣幹；和梅蘭芳合演《洛神》，飾曹子建；和歐陽予倩合演《審頭刺湯》，飾湯勤。他和蔣君稼也經常合作演出。
蔣君稼和這樣幾位名家交往，切碰藝事，聯袂彩串，使他學到了許多京劇精髓，所以每次演出，都極轟動。當年小說家胡綺緣曾在《申報》撰文《玉筍詞人試歌記》，讚賞他的嗓音“玉潤珠圓，音調獨絕，座客千數，無不擊節稱賞，以為歌喉高亢不如小云（指尚小云），而柔媚過之，與畹華（指梅蘭芳）在伯仲之間”，玉筍詞人即是蔣君稼與紅豆館主配戲時取的號。
1922年春夏之際，蔣竹莊調任江蘇省教育廳長，攜眷南行，君稼便獨自留在北京，在李鐵柺斜街賃屋寓居。此時時局飄搖不定，人事幻變無常，他索性辭了銀行職務，專心致志地學起京劇來。後來，代理財政部長潘復又介紹他到財政部掛了一個僉事的職位，他也並未到職，仍沉醉於京劇藝術。
蔣君稼、葉庸方之《四郎探母》
蔣君稼藝術上的成就，還得益於王瑤卿。王瑤卿早年與譚鑫培搭班，加上梅雨田的胡琴，人稱“三絕”。但他中年以後因嗓音失調而輟演，住北京古瑁軒時，君稼便常去他家求教。王瑤卿往往在來客去盡、夜深人靜的時候給他說戲，示範動作身段，所以君稼有時便住在王家，《玉堂春》等戲，便是王瑤卿在這個時期教給他的。他對王瑤卿很尊敬，常去王宅問候。民國18年2月14日《北京晚報》即載：“蔣君稼今日早車來平，下車後即赴梨園公會拜年，住王瑤卿家，舊曆十五赴津，出演天華景舞臺。”以後，蔣君稼又從王瑤卿學《醉酒》、《汾河灣》、《孝義節》、《宇宙鋒》、《梅龍鎮》、《南天門》、《打漁殺家》、《御碑亭》、《寶蓮燈》、《武家坡》、《五花洞》諸劇、一切唱腔、身段都由王瑤卿面授。王曾對人說：“君稼夜間所唱之劇，有在當日由我教授加工，僅費數刻鐘，即通而純無瑕疵者。”蔣君稼受業於王瑤卿，是他後來能在京劇票界中居為翹楚的重要原因。
此期間，各地劇評家對他的表演藝術推崇備至，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詩作。1924年7月2日常州《商報》夢蝶《贈蔣君稼》詩曰：“平原濁世佳公子，偶見梨園一樹花。北地燕支都失色，一時絲繡滿京華。大羅天裡唱刀環，乍下群仙月殿班。慧業三生銷不盡，又傳霓羽到人間。聞歌曾記共歡筵，風絮雪萍一面緣。正是江南花落時，春愁萬種託哀弦。”同年8月1日的《商報》雪侶《清平樂》詞雲：“從來多名士，多有佯狂意。濁世消愁無別好，縱酒狂歌已矣。丰神俊逸堪誇，天教點綴花華。疑是前生衛玠，還防擲果盈車。”1926年3月7日牛解在《翰海》“觀戲偶言”撰文說：“票友演戲既易犯急促之病，而動作又有時失之遲滯，雖好手亦有所不免。票友出身無此弱點，只有蔣君稼、朱琴心二人而已。此二人亦非工夫獨純，蓋能勤學苦練，又各自天生一副好戲料耳。”
蔣君稼受到王瑤卿等前輩的教誨，表演藝術更趨精湛，終於超逸出群，聲名速振，被京中人士譽為“青衣祭酒”，君稼成名以後，北京、天津凡有盛大堂會，都以能邀他演出引以為幸，許多著名藝人也樂意和他同臺演出。這個時期，他曾和言菊朋合演過《汾河灣》、《梅龍鎮》；郭仲衡、王又荃合演過《玉堂春》、《御碑亭》；和高慶奎合演過《汾河灣》；和王又宸、祝蔭亭合演過《四郎探母》；和溥西園合演過《梅龍鎮》、《汾河灣》和崑曲《琴挑》；和餘叔巖合演過《御碑亭》，陳彥衡曾說：“酒後能與君稼琴歌相合，亦人間一樂事”。
蔣君稼與陳彥衡
1924年陰曆正月初六，北京開明戲院有一次盛大演出，票價每位大洋六角，戲目有董俊峰的《探陰山》、金仲仁、小荷花、馬富祿的《穆柯寨》，劉景然的《七星燈》，臥雲居士的《行路訓子》，蔣君稼、吳富琴的《五花洞》，祝蔭亭、茹富蘭的《八大錘》。戲單上蔣君稼、祝蔭亭、臥雲居士三人的名字上特冠“清客串”三字，以示尊敬和說明與內行的區別。這次演出，群英畢集，傾倒滿座戲迷。
1925年，黎元洪已辭大總統職，寓居天津，他68歲生日那天，在天津府邸邀集一次隆重的堂會，因為他一向景慕蔣君稼，便派人專程到京敦請。那天演出的劇目，有《百壽圖》、《八仙慶壽》；七陣風的《泗洲城》；婁琴芳的《綵樓配》；魏得奎的《青風寨》；小凌雲的《麻姑上壽》；陸樹田、馬少山的《群英會》；容麗娟的《鳳陽花鼓》；劉永奎的《上天台》；花翠蘭的《蟠桃會》；趙鴻英的《硃砂痣》；蔣君稼、邢蘭芳的《虹霓關》；劉叔度的《桂英進室》；趙小樓的《長坂坡》等十四出，角色均為一時之選。蔣君稼的名字在戲單上書為“蔣君君稼”，戲碼排在倒第三。
另一次北京某府堂會，共演出十多個劇目，喜、連、富三科弟子搭配班底，自中午起一直唱到午夜，大軸為梅蘭芳、楊小樓的《霸王別姬》，倒第二為程豔秋（即程硯秋）的《金鎖記》，倒第三為龔雲甫的《釣金龜》，倒第四為蔣君稼、姜妙香的《琴挑》，倒第五為言菊朋、陳德霖、裘桂仙的《二進宮》。這次陳德霖唱在前面，除說明老夫子謙讓外，也可見蔣君稼當時的聲望確非一般了。那時，京津各報對蔣君稼有很高的評介，《北京畫報》發表暑名文章，說他“年來藝事益精，聲名亦及大江南北。蔣君攻文學，尤工書法，誠票界傑出人材也。”因此，他和同期的朱琴心、林鈞甫、臧嵐光被譽為京劇票界四大名旦。
（二）
二十年代初期，國內軍閥割據，戰亂連年，天災人禍，民不聊生，這時，京津兩地伶票兩界的許多知名人士，為解救災民燃眉之急，經常舉行賺災救荒義演。青年時代的蔣君稼對此作過許多貢獻，多次受到社會輿論的褒揚。
1924年，天津京劇界舉辦“江浙兵災籌賑義演”，當時的《新聞報》報導：“江浙義賑戲於十二月三十一日起，在廣和樓開幕，連演三天，得上好之成績……所得票資逾六千元，當場捐款者，亦頗不乏人。京津票友如王頌臣、劉叔度、張紫宸、陳煥之、蔣君稼、臥雲居士、郭仲衡、鐵林甫、王華甫諸君，以及在津久未登臺的名伶李吉瑞，皆每日串演其得意之作，熱心公益，可嘉也。”該報接著報導：“蔣君稼為北京票友中後起之秀，唱青衣極可與小梅（指梅蘭芳）相抗，梅去香港時，京中愛梅者，群探蔣君堂會之所，一聆其清音，以過梅癮……此次蔣第一日演《汾河灣》，郭仲衡去薛仁貴，第二日演《二本虹霓關》，去王伯黨者為鐵林甫，去東方氏者為小如意，第三日演《御碑亭》，郭仲衡去王有道，蔣之琴師某右手握琴，左手操之，亦一可志之奇藝。”同臺演出的有津名票王頌臣的《洪羊洞》、《空城計》；臥雲居士的《釣金龜》、《太君辭朝》、《徐母罵曹》以及李吉瑞的《獨木關》、《刺巴傑》和《翠屏山》。
同年7月22日，北京地安門外毅成平民學校為籌建基金，以富連成科為班底，特邀伶票兩界，在吉祥園義演，那天演出的劇目有臥雲居士的《釣金龜》，王華甫配演張義，蔣君稼的《南天門》，楊寶忠飾曹福。當時北京報紙評論，說“是日君稼之嗓音清越，行腔宛轉，歌來極為動人。表演山路崎嶇、飢寒交迫之情景，描摹細膩，妙不可言。”該日大軸戲為沈富貴的《詐歷城》。
“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各界反帝情緒激昂高張，舉行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鬥爭，為聲援上海人民，天津南開大學學生組成“滬案後援會”，並會同津埠紳商兩界的“特別委員會”，發起援滬援粵大義演，由天津知名人士李組才、葉庸芳、王鏤冰等出面，於8月1日和2日兩天，假廣東會館演出。這時，蔣君稼正在病中，他不但抱病登臺，而且額外捐助大洋一百元，援助罷工中的工人兄弟和受難同胞。8月1日演出的劇目有容麗娟的《打花鼓》，劉叔度、趙鴻慶、邢蘭芳的《轅門斬子》，松介眉的《行路訓子》，李吉瑞、侯喜瑞的《盜御馬》、《連環套》，楊寶忠的《打鼓罵曹》，包丹亭的《雅觀樓》，郭仲衡、王又荃、蔣君稼的《御碑亭》；8月2日有容麗娟的《六月雪》，侯喜瑞的《青風寨》，劉叔度、趙鴻慶、邢蘭芳的《斬黃袍》，李吉瑞的《獨木關》，王又荃、郭仲衡、蔣君稼的《玉堂春》，松介眉、侯喜瑞、包丹亭、楊寶忠的《八大錘》帶《斷臂說書》；臨時又添演袁寒雲的《審頭刺湯》。
當時，天津各界對蔣君稼的義舉大加讚許，《津報》遊戲雜談說：“著名票友蔣君稼，此次最拿手之傑作於廣東會館，本系熱心義務，而扶病登臺者，非特此也，且捐助大洋一百元，以作援助滬粵罷工團之經費，當此形勢危急不堪設想之際，吾同胞之有財力充裕者，若盡如蔣君之所為，何愁最後之勝利耶！”該報《看看人家，比比自己》指出：“按票友二字，本應慷慨仗義，凡遇善舉，首當竭力提倡……始不負票友名稱也……吾津土地之大，票友之多，卒無如蔣君稼之熱心者，何哉？不惟不慨出囊錢盡力襄助，且有以義務之名，從中揮霍者，真真令人羞煞。”
這次反帝愛國義演的情況，也可以從蔣君稼在農曆6月16日給雪農的一封親筆信中看到大概：“南大義務戲結果非常圓滿，兩夜收入，除開銷一切外，淨餘四千餘元……臨時因座滿而退出者，每晚有三四百人之多，盛況為從來所未有。稼嗓音託福極好，居然得前後臺熱烈之歡迎，實非始料所及……再稼因鑑於此次義務，能使開支多省一份，即可憐同胞可多得一份援助，是以除前捐助洋一百元外，並將稼名下應由該會支出之場面（琴、鼓、月琴、弦子）、梳頭、跟包等兩天應得工資計洋一百零五元，全部由稼自給。津地輿論界因弟如此，連日大加獎許。知所樂聞，謹以奉告。”
（三）
蔣君稼和梅蘭芳，常被一些報刊稱為“伯仲之間”，他倆都拜過陳德霖，出於同一師門，在二十年代初，都已聞名藝壇，而他倆的私交，稱之為“伯仲”也是非常恰當的。
蔣君稼與梅蘭芳合影於浙江義園
蔣君稼比梅蘭芳小7歲，1923年，蔣君稼經溥西園介紹，在梅蘭芳三十歲生日那天拜會了他，當時梅蘭芳熱情地向在座賓客介紹說：“這位就是蔣君稼先生，老夫子（指陳德霖）都稱讚他好呢！”原來，蔣君稼在北京第一次唱堂會，貼演《孝義節》，那次同臺的就有陳德霖的《宇宙鋒》，陳的戲排在蔣的前面，當陳唱畢在後臺下妝時，聽出臺上《孝義節》中大段正反調聲腔，唱得剛柔相濟，宛轉動聽。就問唱的是誰？管事告訴他是票友蔣君稼，陳德霖不禁頻頻頷首，說蔣是“正工青衣的好材料”。打這以後，老夫子盛讚蔣君稼這件事便在京劇圈子裡傳開了後來，蔣君稼正式拜了陳德霖，和梅蘭芳成了師兄弟。在此期間，他倆還經常同到王瑤卿家求教，過往甚密，並互相推重，終成知音。
蔣君稼在北京票戲，起初幾年，自己沒有置辦衣箱，凡有演出，都是借用梅蘭芳的“行頭”，梅蘭芳總把最好的借給蔣君稼。梅蘭芳每有新戲排練，總要把蔣請去，認真聽取他的意見，有些地方他們還會當場商量修改。蔣君稼私下多次對朋友談過，他在京劇界裡最為欽佩的有三人，即梅蘭芳、楊小樓和餘叔巖。
當時有些好事的人，很想請他倆來個同臺演出，以飽眼福，剛巧天津齊耀珊府假安徽會館唱堂會，他們便從中斡旋報合，同時邀聘梅、蔣參加演出，並議定雙演《五花洞》，商請楊小樓、裘桂仙為其配戲、誰知到演出的前一天，梅蘭芳忽然通知“回戲”，因故不參加演出了，原來《五花洞》裡的真假潘金蓮，必須一人一句輪唱見功的西皮慢板，在戲臺上誰把誰唱砸了都不合適，當初梅蘭芳的管事姚玉芙就不主張唱這出戏，後來梅蘭芳也覺得犯不著在那些闊老面前和師弟爭什麼輸贏，便藉故回了戲，梅蘭芳回戲後，主人只得臨時商請餘叔巖，和蔣君稼合了《御碑亭》，餘去王有道，蔣去孟月華，程繼先去柳生春，小翠花飾王淑英。第二天，蔣君稼專程訪梅，感謝他謙讓之意。
梅蘭芳回戲後，那些好事者便互相謠傳，有說“有蔣無梅”的，也有說“有梅無蔣”的，某小報更是推波助瀾，說什麼“惟梅與蔣，差可相代而不容並立。”1925年2月20日，蔣君稼和餘叔巖、楊小樓、尚小云等應邀去奉天，參加張作霖壽辰堂會，梅蘭芳沒有去。次年同日，張府再唱堂會，梅蘭芳去了，蔣君稼卻沒有去，於是“不容並立”之說更囂塵上。其實經辦頭年堂會的吳俊升，事前因為梅蘭芳技藝已獨步一時，如果請來演出，勢必因一人而掩眾長，已經約好的其他旦角便會相應減色，所以便沒請。他覺得明年張帥壽辰堂會，再請梅蘭芳也未嘗不可。後來，少帥張學良認為還是應該把梅蘭芳請來，吳俊升徵得少帥同意，決定把堂會延長兩天，隨手發電給梅蘭芳，請他來奉天，可是梅蘭芳已經允承了金城銀行周作民家的堂會，不能違約，只得回電婉謝，吳俊升延長兩天的打算，也就只能作罷了。
那次堂會一共唱了三天，戲單上的名角都直書其名，惟蔣君稼例外，稱“蔣君君稼”，蔣君稼演出的《汾河灣》《寶蓮燈》很受大帥讚賞，最後一天上午，張作霖特地召見蔣君稼，稱讚他的唱做功夫，另外饋贈重金和禮品，少帥張學良更隆重設宴款請蔣君稼和其他角兒。
第二年張府堂會，果然請了梅蘭芳，沒有再請蔣君稼，這就是隔年裡吳俊升的主意。“不容並立”之說，純屬子虛烏有，梅蔣之間是一種互愛互重、互學互補、互讓互諒的君子之交。
梅蘭芳贈蔣君稼的照片
1929年10月13日，天津商界巨頭葉星海病故，其子葉庸芳在天津浙江義園舉辦喪事，京劇名流陳德霖等都到津弔唁。那時蔣君稼正回常省親，聞訊後特地趕到天津追悼。祭奠儀式後，梅蘭芳和蔣君稼在義園門前合影留念，許多報紙的戲藝欄目裡登印了這幀照片，10月27日《上海畫報》還附了一段說明：“畹華入主菊部有年，君稼則票界旦角祭酒，昔雖同在舊都，各以事牽率，未嘗合影，乃不圖於吊葉之際，造成此像，其名貴為何如也。亟寄上畫，以供江南人士之想望二君者。”
1938年，蔣君稼告別北京，旋歸故里以後，他倆身處南北兩地，卻仍保持著親密情誼。遇有朋友自常州來京，梅蘭芳總要詳細打聽蔣君稼在常州的藝事活動以及生活起居。梅蘭芳每次南下演出，蔣君稼亦必專程前去拜會，暢敘離情。1945年蔣君在常州領銜一次義演，梅蘭芳還特地寫了一幀“宏我夏聲”橫幅，從北京寄到常州送給君稼，並記有“君稼仁兄精研國劇有年，南歸後不常弄，今以義舉演出，書此志盛”等語。
（四）
蔣君稼馳名京津後，震動了京劇的第二發祥地上海，於是各大劇場紛紛託朋友致意，邀他南下，1923年5月，林屋山人在《論譚富英》一文中說：“……至於君稼者，世家公子，新習劇，有名於京師，美貌清聲，後起中實無其匹，異日來滬，得名未必在豔秋、小云下”首先透露了蔣君稼可能到上海的消息。民國13年，上海《新聞報》報道“丹桂第一臺現聘祝陰亭、蔣君稼”的新聞；8月11日上海《金鋼鑽報》也有“海人第一臺近派人去京向蔣君稼極誠邀請”之說。北京《世界晚報》“劇場消息”也說“蔣君稼在上海，搭入天蟾舞臺演戲，暫不來平”，上海《申報》又連連發稿，報道“丹桂第一臺挽人聘蔣君稼，馬連良亦極力勸駕，並願以同來之條件為助雲。”以後，北京《輿論》、上海《大報》又多次透露蔣君稼將在上海演出的消息，民國15年（1926）農曆3月初十上海《晶報》新聞：“共舞臺已聘定言菊朋、王瑤卿、王少卿，丹桂第一臺亦聘定蔣君稼、祝蔭亭來滬獻藝，將與大新舞臺之梅蘭芳同時登臺。”《小日報》7月初八的“菊訊”更有“蔣君稼昨電北京親友，以及梨園界雲，已在滬梨園聯誼會掛號入名，實行下海”云云。
那時的報紙新聞，準確性是極差的。蔣君稼到上海演出的消息鬧了兩年，還是不見他的蹤影，弄得大上海的戲迷一次次空歡喜，林屋山人在當時曾寫有一詩遙寄君稼，詩云:“都下歌聲海內聞，江城絲管亦紛紛，北來法曲都聽遍，玉步姍姍只有君”，表達了上海戲迷急切盼望蔣君稼來滬的心情，蔣君稼當時也不是一點沒有南下演出的念頭，可是正當權衡利弊的時候，看到上海報紙有關他“實行下海”的消息後，才覺得有闢謠的必要，因為“下海”唱戲，是他蔣家的族規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的，於是他就寫了一封信給《實事白話報》的“大主筆”，略雲：“7月30日、8月22日報載鄙人在滬大新舞臺劇及致電北京親友，在滬梨園聯誼會掛號入名實行下海各節，深為詫異。緣鄙人於今春回南，在裡者四月有餘，皮黃之調不彈已久，故決無在滬演劇之舉。至於掛號下海一層，則更無其事也。恐系傳聞之誤，務請速為更正，以昭翔實，而免各界誤會，幸甚。”
這家報紙全文發表了蔣君稼原函，上海戲迷始覺盼了許久，全是空穴來風，大失所望，1926年9月，蔣君稼終於打定主意，應了上海大新舞臺聘邀。南下之前，他在北京宴請王瑤卿、溥西園、朱素雲、陳彥衡、言菊朋，商量組班。最初他想和言菊朋合作，請陳彥衡操琴，言菊朋當時因故不能成行，便改約老生祝蔭亭和武生孫毓堃入班。商定祝蔭亭掛二牌，孫毓堃掛三牌，蔣君稼掛頭牌，再加上蓋叫天、金少山等大新基本演員，可說是陣容強大了。
消息到了上海，大新舞臺門面裝飾一新，用電燈成的“蔣君君稼”四個大字大放毫光，上海《新聞報》也以八開版面，刊登了巨幅廣告。正當蔣君稼籌劃就緒之際，他的天津好友葉庸芳卻出來干預，扣住他的行頭，對君稼曉以利害，多方勸阻，原來當時的上層社會，認為玩票尚不失為雅趣，可要正式掛牌下海，那就屬於“倡優隸卒”一類了，蔣家老前輩當初也反對君稼唱戲，曾有“他真要唱戲，就不讓他續進家譜”之說。這時蔣君稼也有點後悔起來，想到年前父親染病時南下探親和北上接眷途經上海期間，以及年內上海總商會，中華義勇團等都曾再三請他“幫忙”或參加遊藝會的演出，都被自己以父病為由而加以謝絕，如今時隔未久，忽而在上海掛牌登臺，難免授人以口舌，於是他只得推託家事，終止南下。上海《時事新報》被露了“君稼之三怕父竹莊先生，以君稼未便彩唱”的消息，由蔣竹莊出面，以平息風波。大新方面由葉庸芳調停，賠償經濟損失銀元五千，才算勉強了結，這時，其他角兒都已在上海到齊，遭此變故，只得倉卒上陣，由祝蔭亭、孫毓堃挑梁，仍由原班人馬開鑼，那時戲迷的胃口歡喜旦角，一個北京來的班子，沒有頭牌青衣，當然大煞風景。頭一天，看客就稀稀拉拉，以後幾天更是一落千丈，事後祝蔭亭十分懊喪，一氣之下，發誓脫離梨園，從此不再登臺。大新舞臺也虧了本，多次揚言“蔣君稼今後再到上海唱戲，還要找他算帳”，上海的流氓頭子也罵了許多撤潑話，所以蔣君稼以後再也不敢到上海演出了。
蔣君稼與夫人丁淑琇
後來，蔣君稼又一次到了上海，住在新大沽路永慶坊，他在上海的朋友丁慕琴、張小漁、舒舍子、鄭子褒等在大雅樓請他吃飯。那天，朋友們見他興致極好，便臨時請人央來一位名叫四寶的琴師，請他清唱。蔣君稼情面難卻，即席唱了一曲《三擊掌》，又唱了一段《孝義節》，聽的人都忘記了吃喝，連堂信也坐下來聽戲，平時十分擾雜的大雅樓一時鴉雀無聲，只有他的歌喉獨佔春色。這時，賓客中有位姓田的，忽然家裡打來電話要他回去會客，田某說:“要聽蔣君稼唱戲，沒工夫回家。”他家裡人聽了，急忙擱下電話，乘車趕到大雅樓，可是廳內連插足的地方也沒有了，只得進入隔壁房間聽“隔壁戲”，總算聽到了蔣君稼和張小漁合唱的一曲《南天門》，蔣君稼事後得知此事，不禁深深嘆息：“上海人這樣見愛、可惜我因為某種原因，不能在上海演出，真令人遺憾”，他所說的“某種原因”當然是指大新舞臺毀約的事了。
蔣君稼在上海雖然未曾演出，但他的聲名卻在上海廣為傳播，於是上海戲迷便買了他灌製的唱片來聽，一時竟至商店備貨脫空。各唱片公司見有利可圖；便爭相禮聘他灌製唱片。上海蓓開公司曾在請定梅蘭芳、程豔秋、程玉菁、朱傳茗、楊寶森、譚小培、譚富英、蘇少卿、金少山、潘雪豔等名家灌片的同時，也請了蔣君稼，蔣君稼在蓓開公司所灌製的唱片，有《貴妃醉酒》全本二片，《五花洞》、《探寒窯》合一片，《二進宮》一片。據梅花館主介紹，《二進宮》的唱詞，為孫春山太史所編，外間罕有流傳，只有陳彥衡有這個秘本，是陳親自為君稼說腔傳授的。君稼以前在高亭公司曾經灌製過《五花洞》前段，銷路奇暢。這次蓓開所灌的乃是由“十三咳”起接唱二六的後段，蔣君稼在天津為高亭公司灌唱的有《南天門》、《五花洞》，由陳彥衡操琴。
美國維克多公司也請蔣君稼灌唱了《孝義節》、《醉酒》、《虹霓關》。同時灌唱的還有梅蘭芳的《廉錦楓》、《西施》、《玉堂春》；程豔（硯）秋的《玉堂春》、《青霜劍》，上海謀得利公司請蔣君稼灌製了《孝義節》、《汾河灣》、《梅花鎮》、《回龍閣》、《虹霓關》，後來高亭公司又請他和陳彥衡合作，灌唱了《戰蒲關》，這次在高亭同期灌唱的還有徐碧雲的《寶蓮燈》、徐碧雲和蕭長華的《女起解》、蕭長華的《連升三級》、馬連良的《雍涼關》。
蔣君稼所灌唱片，大都載入那時的《新大戲考》。
（五）
蔣君稼長期寓居北京，但在二十年代期間，曾多次回常省親，每次回到故里，鄉親友好及本地票友，總要請他唱上幾曲，以聆清音。民國13年（1924）6月，蔣君稼去北京後第一次回常，他在家中接待了同鄉友好張肖傖、王春舫、吳純伯和他在冠英小學的同學邱元生。張肖傖有一份手稿，記述了這次聚會的情況：“蔣君之歌，所以能負盛名於京津及各地者，在蔣君之戲，不趨俗尚……蓋其心志在上追紫雲、德霖，其所造就，則在王瑤卿、陳彥衡等之指示，而陳德霖稱其為票界之奇才，餘叔巖稱其遠勝尚小云，內外行一致推崇，全由蔣君稼天賦歌喉，剛健而兼婀娜，故字字珠玉圓潤，高下得宜，其最好處，尤在聲細如遊絲飄空，幾令聞者閉目神往，而聲高時又繞樑有致。是日蔣君先唱《汾河灣》頭段，繼唱《孝義節》二黃正板，聽者固多知其音節之佳，唱腔之宗德霖，實為他伶所望塵莫及，又歌《二本虹霓關》之小生四句搖板，極饒小生韻味，絕然不與青衣相混。繼又接唱《醉酒》頭段，高下疾徐，宛轉動聽，有壓倒京中之以《醉酒》稱名者。最後歌《二本虹霓關》之二六與流水，蔣君稼之二六、流水在京每唱必博得滿堂彩聲，宜共聽者，嘖嘖讚歎矣！未由莊福生奏笛，君稼又歌崑劇《琴挑》一曲，極輕盈流利之妙，是日聽者甚多，立於戶外靜聽妙音者，途為之塞。”
蔣君稼便裝照片
同年8月1日，他的母校冠英小學召開第二次年會，決定於8月8日舉行校友大會，蔣君稼高興地接受了校方的邀請，遊藝會那天，由邱元生操琴，他唱了《汾河灣》《醉酒》和《虹霓關》三出，那些聽到消息後專程來常聽蔣君稼唱戲的上海、蘇州、無錫、江陰等地的票友，都說：果然名不虛傳。
民國14年（1925）間，崑曲名家俞振飛由本地人陶希泉陪同來到常州，商會會長郭次芬在家設宴招待俞振飛，這時蔣君稼適巧又一次回裡，也應邀出席郭家宴會。南北兩位名家早已互相傾心，縱談古今劇事之餘，蔣君稼清唱了《虹霓關》、《孝義節》，俞振飛奉陪了崑曲《金雀記·喬醋》。唱畢，彼此稱羨不已。
民國17年（1928）蔣雪莊病故，蔣君稼束裝回常，繼承他父親的蔣懋大銀樓，同時他又被推為“乾運公所”委員會主席。此後，北京、上海雖多次懇請，都未應承，在家鄉常州也很少參加演出。
活動民國19年（1930）年9月，常州票界在縣中操場舉行了一次為期三天的演出，經再三商請，蔣君稼唱了三場清唱，頭天《坐宮》，次日《武家坡》，第三天《孝義節》。周葆貽《企言隨筆》記載了當時蔣君稼清唱時的情景：“廣場群眾細語，初若眾蚊成雷，至君稼發音，四座無言，萬籟俱寂，此際但聞繞樑之音，莫謂此間無賞音人也。”知名人士顧嶠若在這次集會間說：“君稼極認真研究一字一音，嘗因一字之疑，而不惜奔馳遠道，就教於知音，以求準確，用心如此，故其成就者大，雖在少年，早已名滿天下矣！”
民國27年（1938）抗日戰爭期間，華北國土淪陷，蔣君稼決定南歸時感慨萬分，在北京《京報》發表一則啟事，向北友好告別：“敬啟者，君稼累年燕北巢痕，宣南泥爪，叨近蘭臺之群彥，過辱藻鏡之頻施，往者聽湘靈之鼓瑟，每虞絕響於朱弦，慕郢客之能歌，時寄遐思於白雪，緬惟北林逸韻，敢希曇首之前塵，藐茲南部新聲，亦忝昌齡之畫壁。珠璣百琲，殊榮則字寓袞褒，金石千聲，清誨則談霏玉屑，不謂輕輇之末技，盛邀大雅之賞音。今者禮讀曲臺，帆掛虞裡，緘留尺鯉，輒斆詹詹之小言，身似歸鴻，仍貯依依之別思。他日高樓風雨，定低徊於崔九堂前，故國星霜，寫哀愫於何戡譜裡。戊寅九月十七日蔣君稼謹啟。”
蔣君稼從此便結束了北京的寓居生涯，此後一別，就再也沒去過北京。回常以後，他深居簡出，也不再尋求皮黃絃索之樂了。
解放以後，息影閒居達10年之久的蔣君稼，他的戲劇活動卻又重新活躍起來。1951年抗美援朝期間，他毅然而出，偕常州京劇票友在西門大華大戲院為捐獻“魯迅號”飛機義演三天，藝術大師梅蘭芳聞訊後，用“愛國精神”四字寫成條幅，從北京寄來常州，表示他對這次義舉的讚賞。
捐獻“魯迅號”義演，第一天戲目有《捉放曹》、《打漁殺家》、《龍鳳呈祥》，蔣君稼演大軸，貼《女起解》，由上海名醜包式先配演崇公道，第二天有《草橋關》、《開山府》、《金玉奴》、《群英會》，大軸《四五花洞》，由蔣君稼、焦吟松、潘蕙梅和上海名旦金豔霞四演潘金蓮，常州餘派名票汪劍農配演胡大炮。第三天有《沙橋餞別》、《空城計》、《荒山淚》和蔣君稼、汪劍農的《汾河灣》，這年君稼已經51歲了，這次重度登臺，扮相清麗端莊，行腔悠美動聽，風采不輸當年。
這次義演，他雖然取得了卓越的聲譽，但他自己也明白，體質已大不如前了，容顏也日見憔悴；噪音雖仍剛勁清脆，但已感到音色帶幹，沒早年那麼甜潤了，尤其是在這次義演後不久，又一次在大華大戲院演《玉堂春》，忽然舊病胃下垂髮作，腹痛如絞，唱至西皮慢板第二句，就已汗流滿腮，只是撐足了勁，才算勉強支持到曲終，此後，他知道自己藝術生活的黃金時代即將過去，如不趕早，就沒法東山再起了。所以後來在上海戲校執教期間，曾幾次籌劃組班演出，但終因人事、行頭和體質等諸多原因，未能如願。
自從回到常州以後，蔣君稼總不時回憶在北京的一段經歷，想到許多藝友，尤其是梅蘭芳先生。他每天翻閱北京報紙，在新聞報道中尋覓梅師兄的行蹤。有次，他突然想到請梅蘭芳到常州來演出，一則可以歡敘友情，略盡師弟之誼；二則也可以讓家鄉觀眾，有緣欣賞當代藝術大師的精湛藝術。他曾多次代表有關方面，函請梅先生蒞常。五十年代中期，梅蘭芳率團在上海演出，他便專程赴滬懇請。
這次蔣君稼到上海，同行的還有邱元生，下車後他們直奔思南路梅宅，正好王少卿也在。蔣君稼稱王少卿為二哥，王少卿稱蔣君稼為四哥，多年不見，異常親熱。他們挽手上樓時，梅蘭芳已聞訊迎了出來。乍一見面，梅蘭芳微微一笑，親切地說：“真是少年子弟江湖老，看你，頭髮都白了”，他們十分懷念青年時代在北京的漫漫歲月，往事歷歷在目，談來如數家珍，暢敘之餘，又覺流光易逝，彼此均已蒼老，引出許多感慨，至於到常州演出的事情，只因梅蘭芳南下的臺口早經排定，無法更動，只得委請師弟代他向常州觀眾致意，並表示今後一定來常演出，以後梅蘭芳又幾次南下，每次都因任務緊迫，不能轉道來常償還，不料1961年8月8日，他竟溘然長逝了。
梅蘭芳逝世的消息傳到常州，蔣君稼不勝哀慟，他在《常州日報》上發表一篇文章《悼梅蘭芳先生》，文中詳敘他和梅蘭芳之間的深厚情誼，高度頌揚梅蘭芳為人的美德和對藝術精益求精的進取精神。字裡行間，寄託著他的無限哀思，翌年8月8日，南京文藝界舉行“梅蘭芳逝世一週年紀念”活動，蔣君稼應邀赴寧，在紀念會上發了言，緬懷梅先生業績，《新華日報》發表了他講話的摘要，他還在紀念活動期間唱了幾曲梅派唱段。
以後，蔣君稼在常州還參加了幾次演出，也和顧嶠若以及客居常州的湖南畫家龔鐵梅。著名攝影家吳中行等在宣傳總路線活動中上街清唱過自編的節目，但終因下垂日趨嚴重，已經提不起丹田之氣了，對於京劇，除有名角來常演出到場觀看和參加必要的社交活動，以及和青年票友說說戲外，幾乎不再涉獵了。解放以後，蔣君稼曾先後擔任常州市政協委員、常州市文聯常委、區人民代表和常州市業餘京劇研究社名譽社長等職，於1966年8月30日因病不幸去世，終年66歲。
（《毗陵曲壇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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