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侘
“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自己的親身經歷，譬如《枯河》中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紅蘿蔔》中那個自始自終一言不發的孩子，我曾經的確因為幹過一件錯事而被父親痛打，我也曾經的確在橋梁工地上為鐵匠師傅拉過風箱。
很多人說《透明的紅蘿蔔》是我最好的小說，對此我不反駁，也不認同，但我認為《透明的紅蘿蔔》是我作品中最富象徵性，最意味深長的一部，那個渾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能力和超人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說的靈魂，儘管，在後來的小說裡，我寫了很多的人物，但沒有一個人物比他更貼近我的靈魂。”
——莫言
1967年，輟學回家的莫言到山東高密縣一處橋樑建築工地為鐵匠師傅拉風箱，以補貼家用。
期間，他飢餓難耐，偷偷跑到水利工程的農地裡拔了一根紅蘿蔔，被抓送到了工地，在眾目睽睽和眾人的斥責辱罵下，一向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小黑孩兒”第一次閉緊了自己的嘴巴。
在遭受恫嚇之餘，小莫言並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安慰，甚至在被父親領走之後，又捱了一頓痛打。
那時他十二歲。
莫言幼時（左）
這一經歷，在時隔18年之後被莫言寫成了《透明的紅蘿蔔》這篇中篇小說。小說裡講訴了一個枯瘦如柴，黝黑如煤炭的“小黑孩兒”，在父親闖關東之後再無音訊，他的繼母則對他殘酷暴虐，在本就饑饉的年代裡他更加饑饉。
為了討口飯吃，小黑孩兒如狗皮膏藥一樣粘在水利工程的一處橋洞裡，在那裡他展現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忍耐力和一種堅韌不拔的自持力——一言不發，不對事物作結論，不對任何事物做評判。此後，飢餓成了莫言常常掛在口上，落在筆尖的主題。
莫言曾許多次談及海明威的那句話，“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引用完這句他往往還會再說上一句，“當然，（我覺得）幸福的童年也是作家的資源。”
莫言近乎所有的作品都來自他那既遙遠又如此之近的童年記憶。
他在瑞典接受諾貝文學獎的演講中就曾訝異地提到，他從未想到他童年的那些經歷和所見所聞竟成為了他作品創作的一座取之不盡的金礦。
在這座金礦中，他承認《透明的紅蘿蔔》是最耀眼的一顆金子，它裡面的“小黑孩兒”是他所有作品中，“眾多人物的領頭人，他沉默，他一言不發卻有力地領導著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東北鄉這個舞臺上盡情地表演。”
在莫言最早的記憶是1958年，將近四歲的他在從公共食堂往返大欄村與平安莊的過程中，失手打破了家中唯一的暖水瓶。在那個年月裡，一隻暖水瓶便是極其貴重的物品，那時公社供給的食物已經由乾飯漸漸轉為稀飯了，為了填飽肚子，多打開水是全家人以期欺瞞肚子趕走飢餓最為有效的法子。
打碎暖瓶的莫言不敢回家，他鑽進草垛裡一下午都沒出來，直到夜晚，他聽到母親焦急地呼喚著自己的乳名，他才蹣跚著鑽了出來，他本以為還是少不了一頓毒打，但，母親只是撫摸著他的腦袋默默的嘆氣。
如果說，在水利工程上的遭遇讓莫言感到委屈的話，那麼在更早一點的時候，他與母親遭遇的另一件事情就令他感到憤恨了。
當饑饉席捲著整個東北鄉的時候，很多人都會偷偷到集體的農田裡撿拾些被遺落下的糟糠秕麥，而這也是不被允許的。
在一個盛夏，他和母親以及很多其他人都在集體農田中“拾漏兒”，看田人趕來了，所有人都一溜煙兒地逃竄掉了，莫言的母親裹著小腳，跑不快，不出意外的，莫言與母親被抓，看田人一巴掌打在母親的臉上，母親孱弱的身軀踉蹌都沒踉蹌一下就被扇倒在地，看田人奪走了他們撿拾的麥穗兒，吹著口哨就離開了。看著母親口角滲出紫黑色的血液和她黑青著的臉，莫言的腦海裡埋下了最痛苦的記憶。
也正是在莫言到橋樑建築工地上討飯吃補貼家用的那段時間裡，莫言的母親得了嚴重的肺病。
莫言曾回憶說，“飢餓、痛苦、勞累使我們這個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產生了一種強烈的不祥之兆，我母親隨時可能自尋短見。”
莫言每次從工地回家都會未進家門就疾聲呼喚母親，直到聽到母親的應和他才得以心安，如聽不到，莫言就會忐忑不安，甚至放聲大哭地到處尋找，母親看透莫言的心思後，告訴他：“儘管，我活著沒有一絲樂趣，但只要閻王不叫我，我是不會去的。”莫言聽完，淚眼婆娑，不知是悲是喜。
莫言從小就相貌醜陋。村裡人常常取笑他，同學也嘲弄甚至打罵他。他回到家中痛苦，母親對他說，“兒子，你不醜，你不缺眼，不缺鼻子，四肢健全，醜在哪裡？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醜也能變美。”
較於莫言的樣貌，他的母親更擔心的是莫言的嘴巴。在那個時期，和那個地方，一個貧嘴的孩子在村子裡是最招人厭煩的，他常常會給自己給家庭帶來麻煩。在他的小說《枯河》與《牛》中就有因為多說話而被人厭惡，甚至遭受毒打的孩子，而那個孩子就有他自己的影子。
“我母親經常提醒我少說話，希望我做一個沉默寡言，安穩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卻顯露出極強的說話能力和說話的慾望，這無疑是極大的危險。”
莫言每週都喜歡到集市上去聽說書人講故事，聽完，他又會繪聲繪色，添油加醋地把故事講給母親、姐姐、奶奶以及其他願意聽他講訴的人。母親對他講故事的能力既欣喜也擔憂。她曾若自言自語又像是質問莫言一樣，小聲嘀咕著，“兒子，你長大了，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難道要靠耍嘴皮子吃飯嗎？”
對於母親的期許，莫言也深深地陷入了矛盾。
莫言說，“儘管母親的諄諄教誨也沒能改掉，這使我的名字像是對我的一種諷刺。”
莫言，原名管謨業。
1976年2月，莫言帶著母親賣掉結婚首飾買來的四本《中國通史簡編》第一次真正意義地離開了他愛恨交織的高密東北鄉，應徵入伍。在之後的五年軍旅生活中，他開始了對高密東北鄉的思念與回憶。
對於這樣的思念與回憶，他迎來很多讚譽，也遭受同等的貶責。他曾擔心自己會垮掉，他時時刻刻都提醒著自己：我寫的還是人的命運和人的情感，人的侷限和人的寬容，以及人為追求幸福堅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犧牲和努力。他也最終在石塊、髒水與鮮花中站了起來並保持微笑。
2011年，在獲得諾貝文學獎的頭一年，因母親的墳地要有一條鐵路通過，莫言再一次回到故鄉。在家人齊心協力打開棺木的時候，莫言看到，棺木早已腐朽，母親的骨質與泥土早就混作一團，他們只好象徵性地，捧了一些泥土放入新的棺木中，也就是在那樣的時刻，莫言突然間意識到，“我感到我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儘管母親對於他的訴說常常感到擔心，但，他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仍是要在一邊警戒自己一邊繼續訴說下去。作為一個作家講，最好的訴說方式就是寫作，用嘴說出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的話永不磨滅。
他承認在訴說的過程中，《透明的紅蘿蔔》是他最具象徵性，也最意味深長的一部。他做到了母親要求的少說話，他讓小黑孩兒一言不發，但也完成了他想訴說的一切。
《透明的紅蘿蔔》中如是寫道，“沒有水的農業就像沒有孃的孩子，有了娘，這個娘也沒有奶子，有了奶子，這個奶子也是個瞎奶子，沒有奶水，孩子活不了，活了也像那個瘦猴（暗指小黑孩兒）”。
農業和水交融的就是大地，小黑孩兒是後媽養的。當小黑孩兒手舉著從大地上偷來的，水靈靈的，透著金色，透明光芒的蘿蔔，眼光中閃爍著難以言傳的希望與幸福時，又當透明蘿蔔被奪走丟進清凌凌的河水中，小黑孩兒表現出從未有過的茫然和神經質時，象徵與意味就讓這篇小說當仁不讓成為了一篇最最貼近莫言靈魂的一篇佳作。
在莫言看來，《透明的紅蘿蔔》如同一場自己白日所思而夜晚所入的夢境。在很多人看來也是一場無聲的囈語，小黑孩兒從來不說話，遊蕩在水中的鴨子卻有著它們的對白。小黑孩兒所有的話語，那些關於對母親的思念，關於對母親的控訴，關於對溫飽，對情感等等的渴望滿足都留給了同在舞臺上的其他人。
他們的對話、情緒交融為一種多層次的意義網絡，莫言以他精緻縝密的，冗長的複合句，鏤金錯彩地賦予了整篇故事以現實的諷刺效果，而更多的是，他竭盡所能地渴望去描寫出了一個充滿時空感和生命感的自己與千千萬萬個同自己一樣的小黑孩兒。這也是他所有作品的風格與內容，所形成的那種被冠以魔幻而現實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如他自己所言的，他眾多的作品中那些所有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是由這位一言不發的小黑孩兒有力的領導著。被著一棵透明的紅蘿蔔領導著，這棵蘿蔔栽種在中國廣博的大地上，栽種在高密東北鄉的大地上，由它的母親澆灌與養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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