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作高古傢俱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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藺明林

藺明林，本科畢業於北京林業大學，研究生就讀於北京理工大學設計藝術學院傳統傢俱學專業，師從原明式傢俱學會會長、清華美院教授陳增弼。現任職於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文保中心，為明式傢俱學會會員、中國文物學會文物專業委員會會員、中國檢驗認證集團藝術品評估專家。

導語

上期文章中，筆者分析了導致山西境內古建築與傢俱遺存眾多的自然環境與政治因素。本期文章，筆者將繼續從人文與經濟兩個方面入手，探源山西高古傢俱留存問題。

核心提示

當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發生在山西這塊有著深厚民間信仰、以“社”而治的地方，這就為傢俱創造了最基本的傳世條件，繼而能夠歷經明清兩代而繼續留存於世，有樣可依、有式可仿，將高古的符號基因代代相傳。

人文社會因素

（一）尊神崇禮帶來的敬畏心

古代的山西是一個文化相對發達的地方，不論是佛教文化、儒教文化還是道教文化都在此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論是城裡還是鄉下，不論是官修還是民建，各種寺廟宮觀和供奉各種神靈的廟宇祠堂建築，遍地開花。民眾的尊神崇禮思想都很濃重，在這種民間信仰精神崇拜的支配下，他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斷修繕廟宇寺觀，對建築內的供桌、供案、神龕、神位等一應器具也是敬畏有加，甚至寺廟周圍的一草一木也都不會毀壞。哪怕在發生戰爭時，這種民間自發的修繕行為也不曾中斷，以此來祈求護佑一方平安或求福避禍，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山西地區這種民眾信仰的經久不衰，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地民眾不會隨意冒犯這種很神聖的場所，對裡面的神像連帶其器用傢什自然也懷有敬畏之心，不會輕舉妄動。這樣傢俱便一直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在不受或少受外力擾動的情況下，除了足部因常年接地受潮會出現緩慢的糟朽以及傢俱本身的自然變形和老化外，其放上幾百年乃至千餘年是完全沒有問題的。日本正倉院所藏的諸多唐物能傳世至今便是很好的例證，其建築雖經歷數次落架大修，但因器物為皇家所賜本就珍貴，人們對其倍加珍視，苛護備至，所以還是完好的留下來了。

圖1 太原晉祠北宋聖母殿內的禪座和屏風

而我國之所以沒有唐代的木質傢俱傳世至今，一是因為傢俱所能依附的建築本身已經消失殆盡，僅有的幾座唐代建築也都經過數次大修；二是在建築的修葺和改造過程中，傢俱作為附屬物是最容易被忽視的，那種敬畏的心理通常在這時候也失去了作用，從而不可避免地會使傢俱受到擾動或被棄被換。

圖2 山西朔州金代崇福寺的門窗隔扇，為金代原作

儘管唐代傢俱難覓蹤影，但是宋遼金元遺物卻仍有跡可查——太原晉祠北宋聖母殿內的禪座和屏風（圖1），便是珍貴的宋代遺物上有宋人呂吉題記：“元祐二年（1087年）四月十日獻上聖母。”；大同華嚴寺遼代薄伽教藏殿內的供案和鍾架，其造型以及雕刻風格仍透著濃郁的遼代氣息；山西朔州金代崇福寺的門窗隔扇（圖2），依然是典型的金代所制；洪洞廣勝寺元代彌陀殿內的經櫃，仍是元代原物。所以當具備了一定的保存條件，在人們的這種敬畏心理下，有些傢俱能夠倖免於難也就不足為奇了，但能夠留下來的也屬鳳毛麟角。

（二）村級組織“社”的保護

山西的鄉村自古存在一種“社”的組織形式，這種“社”可以是一個或者臨近幾個村子共同組成，後者又稱為“合社”。這種被稱為“社”的村級組織，在宋遼金元歷史上曾長期存在，直至民國時期才宣告終結。社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接納各位社員的捐助，並協調組織籌備各項建設建造和修繕業務，這一點筆者從山西境內發現的歷代重修碑刻和縣誌文字中多有發現。

而古建築基本每隔幾十年就要進行一次大的維修，這恰恰保證了很多古剎寺廟及其內部所用一應器物，能夠在需要修繕時得到及時地維修而不至於傾頹。其內部所使用的器具有時也不會被輕易丟棄，由“社”來出資修理，這些器物傢什得以傳世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致使我們今天還能有緣再見。下面筆者舉一例來說明這種“社”的存在。

圖3 龍神駕

圖4 龍神駕銘文

這是一座神龕（圖3），背後的銘文（圖4）向我們揭示了大量信息，可知原來一共造了三座龍神駕，應該是供奉於龍王廟內，目前唯有這一座保留下來。而且其中提到的地名——南垂、鹿家莊至今仍存於山西長治境內，兩者相距很近，僅幾公里而已。木匠、漆匠來自不同村，也揭示出“合社”這種組織，能各盡其能來共同經營維護寺廟中的器物。最後一句很關鍵，光緒年號的出現讓人感覺似乎與前面的雍正年號矛盾，通過分析便可知這銘文並非雍正時所寫，也並非將雍正時提寫的內容謄抄其上，而真實的提寫日期就是落款日期“光緒二年二月”。這一點從文字的大小、墨跡的深淺一致，加上“匠人故立以傳後人”這句話的語氣，均可看出是光緒時為140年前的雍正時期前人所補寫記錄的，而且恰是在重新髹漆上彩之後再寫下的。因為在神龕內部的脊樑下面還發現了真正的建造年代“大清雍正歲次乙卯十三年五月吉日造”（圖5），字體明顯與神龕後面的不一樣，而且內部明顯顏色有別，重修的痕跡明顯。所以上面提到的木匠漆匠理應也是光緒時人，而不屬於雍正時期。

圖5 龍神駕內頂部銘文

山西是北方少數民族文化與中原文化碰撞交融最頻繁的地區，北宋與遼，金與遼，金與南宋在歷史上的並存期都曾在山西擁有自己的一方之地，直到元代完成統一（圖6）。從山西出土的歷代文物和現存地面古建築看，各時期皆有。如果不是有具體的紀年可循，有時很難分辨到底屬於哪個民族哪一國家，比如遼與北宋、遼與金、金與宋、金與元有時差別微乎其微甚至毫無差別可分，可知少數民族與中原文化在某些地區會有高度融合，這也解釋了為何山西傢俱上常常帶有遼金元諸多民族特徵的原因。

圖6 北宋與遼，金與遼，金與南宋在歷史上的並存期都曾在山西擁有自己的一方之地，直到元代完成統一。1

當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發生在山西這塊有著深厚的民間信仰和以“社”而治的地方，這就為傢俱創造了最基本的傳世條件，繼而能夠歷經明清兩代而繼續留存於世，有樣可依、有式可仿，將高古的符號基因代代相傳。恰恰如此，山西的很多高古傢俱或帶有高古特徵的傢俱能夠保留下來，也成了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歷史物證！

圖6 北宋與遼，金與遼，金與南宋在歷史上的並存期都曾在山西擁有自己的一方之地，直到元代完成統一。2

經濟富庶，促進傢俱製作與維護

歷史上的山西曾一度是富庶之地。五代時期，山西是封建割據混戰、爭奪不休的膏腴之地，導致對社會經濟的嚴重破壞。但是自五代以後，歷經宋遼金元明清數朝，經濟形勢基本相對較好——宋遼雖在山西境內對峙，但雙方統治者都抓住了政治相對穩定的機會，促進了山西境內經濟的發展；遼金元三代都設陪都於山西大同，其域內的經濟、文化在中國北部也居領先地位；而元朝末年，山西地區也一反常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明清時期，晉商足跡遍及全國乃至歐洲遠東一帶，成為稱雄國內的最大商幫。平遙、太谷、祁縣成為近代中國的“金融城市”，票號遍佈全國各地。

經濟的持續向好，使山西人的財富積累不斷，整體生活水平始終相對較高，民間富貴者比比皆是。經濟的發展和穩定，無疑促進了木工技術和傢俱製作行業的發展。中國古人的習慣是致富後要置地建宅，造好房子必定要製作傢俱，促成人們對傢俱的品種使用以及陳設裝飾的更多需求。房子和傢俱都是要傳代的，因此只要有條件，製作一定十分講究。經濟的發展、生活的富足同樣也保證了人們騰出足夠的財力、物力，來不斷地維護和修繕前代人耗費巨資人力物力修建的各式建築和室內器物傢什。很多早期古建築上或者記載重修工事的碑刻銘文上可以發現歷代重修的記錄和捐贈者的名字。傢俱上向來缺乏題記的傳統，但是仍偶有發現，上例（圖3）便是。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又是經濟基礎在主觀世界的反映，所以我們也可以在古建築和古傢俱這些上層建築的物質形態中看到前朝打下的經濟烙印。現在較完整保留下來的很多完整的大院及古城，就得益於晉商的財富積累。如著名的平遙古城就是這一現象的現實例證，古城的保存為傢俱的大量流傳創造了有利條件。

此外，在目前依然能夠有古代傢俱被發現的區域，往往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周圍的很多農村經濟發展至今為止都普遍處在很落後的狀態，人們住的房子大都也還是文革前甚至清代的老房，且大都是年紀大的老人在居住。他們省吃儉用，信息閉塞，與外界無過多接觸，也很少添置新的傢俱，而是繼續使用那些代代相傳的古傢俱。即便有的老房子因為條件太差不適合居住或者即便有條件住進新房，他們一般也不會將老房拆掉，而往往是在離村不遠的地帶再另擇一地蓋新房，形成新村。而陳舊的老房連同內部沒有被搬出的古傢俱便因此被長期擱置在了原處，只要房子不漏不倒，這些傢俱一放可能就是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慢慢的被人淡忘，直到有一天它們的身影再次被有心人發現，才有重見天日的可能。

這也從另一個角度說明，目前新發現的能夠遺存下來的古傢俱多也是“漏網之魚”。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革，勢必會導致新發現的古傢俱越來越少，市場上變得越來越稀缺，其實它們也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值得我們去珍惜。

總 編 | 鄧雪松

主 編丨林育程

執行主編丨程香

資料來源 | 《中國古典傢俱》2016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