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場景
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並沒有把清王朝徹底打醒。朝野上下對於是否學習西方、如何學習西方這樣的大問題，既沒有統一的共識，也沒有堅定的決心。
可能有人覺得這話不對，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不是搞了洋務運動嗎？實際上，洋務運動至始至終都面臨著巨大的阻力和非議，幾乎是靠奕訢、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強力推行才取得一點成果。更關鍵的是，洋務運動只引進西方的機械和技術，而不主張學習西方的社會制度，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因此成果相當有限，一場甲午戰爭就被打回了原形。
江南製造總局
而在“洋務派”之外，當時的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於西方的態度，至少還可以分成三派。
一是“保守派”。此派人士不僅排斥西方制度，連機械技術都不屑一顧。他們始終把西方列強視為“夷狄”，把孔孟之道視為“萬世不易”的真理。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被欺凌，不在於列強的堅船利炮，而恰恰是國人沒有發揚儒家推崇的“忠義”等傳統美德；而放下“天朝上國”的架子，低頭向“夷狄”學習，更是讓他們感覺顏面掃地；至於改革現行制度，在他們看來根本就是“以夷變夏”，大逆不道。
慈禧太后
雖然這一派的觀點荒誕不經，但直到甲午戰爭前都一直很有市場。慈禧雖然支持洋務運動，卻並不願進行更深層次的改革。因此她一面反感保守派官僚的迂腐，一面卻又默許、甚至讚賞他們的“忠君愛國”之情。在晚清官場，排斥西方、攻擊辦理洋務和外交的人士，成了一種 “政治正確”。最典型的是大學士倭仁，他大肆鼓吹“以仁義為幹櫓，以忠信為甲冑”來抵抗外侮，但慈禧和奕訢卻始終對他優禮有加。
二是“開明派”，也可稱為“全面學習派”。這一派對西方的認識是最全面也最深刻的。他們清醒地認識到，英美各國之所以強大，不僅在於“船堅炮利”，最重要的是有先進的社會制度作保障。
徐繼畲著作《瀛寰志略》
比如福建巡撫徐繼畲，雖然沒有到過西方，但他憑藉讀到的翻譯資料，對美國的民主制度作了深入研究。他認為，美國實行的選舉制，真正實現了儒家“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選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浸浸乎三代（夏商周）之遺志”，並讚歎美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及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美國這樣的國家，幅員和大清一樣遼闊，卻沒有設立國王，而是把權力交給民眾代表組成的議會，創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簡直就是人類的奇蹟。
郭嵩燾（1818-1891）
同樣，晚清第一位駐外使節郭嵩燾，也認為歐洲實行的是中國人一直夢想的“三代之治”：“自漢以來，中國教化日益微滅，而政教風俗，歐洲各國乃獨擅其勝。其視中國，亦猶三代盛時之視夷狄也。”意思是現在的歐洲，如同中國最美好的“三代”時期，而從歐洲的視角看中國，當今的中國反倒成了沒文化的“夷狄”了。
這樣的觀點並非徐、郭所獨有，而是晚清眾多有識之士，如曾紀澤、王韜、馮桂芬、鄭觀應、薛福成等人的共識。他們認為，中國要想真正富強，就不能只學西方的技術，還要學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制度。
然而，和人多勢眾的保守派相比，開明派還是顯得勢單力薄了，他們“離經叛道”的主張遭到了猛烈的圍攻。而慈禧又明顯偏袒保守派，往往對主張全面學習西方的官員進行打壓。
這樣的官場形勢，必然會催生第四個派別——“兩面派”，也可稱為“心是口非派”，即在心裡是開明派，嘴裡卻是保守派。
這一派最著名的人物，是劉錫鴻。
劉錫鴻
其實，在成為兩面派之前，劉錫鴻是如假包換的保守派，甚至可以視作倭仁的接班人。他曾極力反對洋務運動，反對中國開工廠修鐵路造機器，鄙薄西方科學“皆雜技之小者”，表現得十分頑固。正是由於劉錫鴻等人的反對，中國修築鐵路的計劃被延遲了數年。此外，他還標榜中國“政令統於一尊”，政權穩定，國家秩序井然，而西方政治是一團混亂。
可就是這樣一個極端排外的人，居然被清政府任命為外交官，作為郭嵩燾的副手，一起出使英國。
晚清外交主管機構：總理衙門
這種奇葩的任命，可以看出清政府在外交上的矛盾與無知。根據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的條約，中國和英法要互派公使。英法的公使1862年就過來了，而清朝拖了十多年，直到1875年才不情不願地派郭嵩燾出使英國。本來，互派公使是外交慣例，雖然是人家拿槍逼出來的，但畢竟讓大清國和西方列強有了正常溝通的渠道，符合國家利益。但大清國的統治者可不這樣想，那些保守派官僚更是把“天朝”和“夷狄”通使視為奇恥大辱。他們認為，即便通使，也絕不能入鄉隨俗，絕不能一味遵循國際慣例，而要時刻注重“夷夏之防”，以免丟了“天朝上國” 的體面。
有這樣的思想作指導，大清國的外交註定會淪為國際笑話。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產生了郭嵩燾和劉錫鴻這一對奇特的外交搭檔。朝廷任命劉錫鴻為駐英副使，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監視郭嵩燾，以防他做出“有損國體”的舉動。
十九世紀末英國街景
沒想到，在英國的所見所聞，讓劉錫鴻的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
到英國不久，劉錫鴻受邀去英國議會旁聽，看到“官紳士庶各出所見以議時政，辯論之久常自晝達夜、自夜達旦，務適於理、當於事而後已”。就是說，議員們對國家大事各抒己見，辯論經常從早到晚，直到各方都說清楚講明白，討論出最合理的方案為止。
他還見證了英國人的財稅制度：每年的財政收入與支出，都要詳細公佈，稍有不準確的地方，就會引起人們質疑，所以不敢欺騙公眾；英國人徵稅，是老百姓選出的議員在議會上決定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所以納稅積極性很高，而大清國根據什麼徵稅，徵稅去幹了什麼，老百姓往往並不知情， 所以千方百計逃稅。
英國議會場景
因此他不禁感嘆：“蓋合眾論以擇其長，斯美無不備；順眾志以行以令，斯力無不殫也。”說這種體制能集合群眾智慧，也能順應民心，讓老百姓心情舒暢地為國效力。言下之意，大清國做不到。
不僅議會制度，英國社會讓劉錫鴻震撼的地方比比皆是。
比如學校教育。中國傳統社會雖崇尚讀書，實際上教育一直很不發達，能上學讀書的人只有一小部分，而且教育體系也不完整，沒有規範的學制和學校，多數人是通過私塾來完成學業。然而到了英國，劉錫鴻發現西方的學校存在著一個從小學到大學的完整體系，義務教育高度普及，窮人也能上學，國家甚至供給低收入家庭子女衣服和飯食，而且學生素質很高，很有教養，“塾中子弟，言語有時，趨步有方，飲食行立有班行，雖街市邀遊，不得逾越尺寸。”圖書館“各國之書畢備，任其檢讀”。這些又讓他感嘆不已：沒想到中國人認為只有在“三代”能見到的情景，他卻在英國親眼得見。
劍橋大學
然而，英國社會給劉錫鴻思想衝擊最大的地方，不是議會，也不是學校、街道，而是——監獄。
中國傳統社會的監獄，總是一副極其悲慘的情景。根據清人描述，當時的監獄“誠為黑暗世界，基址狹小，內有獄舍五六籠，四周環之鐵柵。有內地數人……外加鐵鎖，不能直立，亦不能平臥……囚徒反以就死為樂。”
而一位西方外交官對廣州監獄的描述則更為駭人：
“監獄中的許多囚犯由於疾病和飢餓，被折磨得不成人樣，他們的四肢瘦得連我的手腕粗都沒有。我聽到一間牢房發出的呻吟聲，走上前去，那景象慘不忍睹！囚犯全身皮開肉綻，明顯是遭毒打所致；另一名囚犯已經死亡，身邊一群老鼠…….”
晚清囚犯
可以說，中國傳統社會的監獄，是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
然而，劉錫鴻在英國看到的監獄，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本來，英國人邀他去參觀監獄時被他拒絕了，因為他覺得英國人一定事先做了“安排”，讓他看不到真實情況。於是有一天，他搞了個突然襲擊，沒有預約，突然提出要去監獄參觀，而英國人也爽快答應。
結果讓他大吃一驚：
“其獄則崇樓廣廈，……壁淨階明，塵垢俱絕。……一犯居之，皆由牖（窗）以通天陽……非夏令，則機器送暖，分佈於其屋，為禦寒也。……日膳凡三，肉食必具，劑以湯茗……飲食寢處，鹹適其意……在獄無老少，莫不體胖色華。”
19世紀英國監獄外景
他沒想到，英國監獄竟如此衛生明淨，每一間都能見到陽光，還有暖氣。對待犯人如此人道，有肉吃，可洗澡，而且在監獄中還能學到雕刻、繪畫等技巧，出獄後有人居然變成了“素嫻禮教者”。這與清朝的監獄比起來，無異於天上地下！
就這樣，在英國遊歷了一段時間後，劉錫鴻的三觀幾乎徹底被顛覆了。他嘆息道，英國的制度真是“仁義之極端”，這個國家上下同心，沒有閒散官吏，沒有無業遊民，政府與百姓之間溝通渠道暢通，沒有殘暴的政治，也沒有形式和官僚主義。相比之下，大清國真是弊病叢生，腐朽不堪了。
應該說，劉錫鴻對西方社會的認識，要比徐繼畲這樣從未到過西方的人還要全面深刻。
然而，以上的這種種見聞和感想，他只是偷偷寫進了日記裡，生前從沒有公開發表。相反，在公開場合，他依然是個“立場堅定”的保守派，甚至比一般的保守派還要激進。
這集中體現在他對郭嵩燾的攻擊上。本來他與郭嵩燾就有些矛盾，駐英期間更是抓了郭的一大把小辮子。
乾隆接見英國使團
作為大清國的第一位駐外公使，郭嵩燾做錯了什麼呢？其實無論從國家利益還是外交禮儀，他非但沒做錯什麼，反倒乾得很出色，贏得了英法等國的一致尊敬。而劉錫鴻攻擊他的那幾條所謂“罪狀”，今天看來也十分可笑：
一是某次參觀活動，天氣突然變冷，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天朝使臣怎能披“夷狄”的衣服，“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二是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當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外交禮節，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
三是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大不應該，是“漢奸”行為。
感覺這幾條殺傷力還不夠，劉錫鴻竟無中生有，又連上奏摺，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譭大清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儘管李鴻章竭力為郭嵩燾辯護，無奈朝中保守勢力太強大，朝廷迫於壓力，於1878年8月下令將郭、劉二人同時召回。本來還想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後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劉錫鴻為什麼要攻擊郭嵩燾？為什麼明明見識了西方社會的文明，卻偏要揣個明白裝糊塗，選擇做一個“兩面人”呢？
說到底，是出於政治算計。由於郭嵩燾長期辦理洋務，保守派早就對他屢有詬病，而他在英國期間的表現，以及發表的一些讚賞西方的言論，更是讓朝廷不滿。而此時，劉錫鴻如果站出來對郭嵩燾發難，無疑更能證明自己對大清的忠誠，沒有被洋人“拉下水”。而如果像郭嵩燾一樣稱揚西方，一定會落得“媚外”甚至“賣國”的罪名，讓自己在朝堂上裡外不是人。
就這樣，回到國內的劉錫鴻，重新披上了保守派的外衣，除了攻擊郭嵩燾外，幾乎對自己在英國的見聞隻字不提。在國家命運和個人聲名之間，他還是選擇了後者。
在劉錫鴻等人的攻擊下，郭嵩燾聲名掃地，不得不黯然離開官場，十多年後鬱鬱而終。曾經官至巡撫的他，連個諡號都沒得到。
劉錫鴻呢，回國後的仕途還在繼續，擔任了光祿寺少卿，不過後來因為抨擊李鴻章而被慈禧革職，並和郭嵩燾一樣在1891年去世。這個結局不算體面，但朝野對他的評價卻遠在郭嵩燾之上。
從郭嵩燾的遭遇和劉錫鴻的表演來看，直到19世紀末，晚清政府都沒完全放下“天朝上國”的空架子，也沒有清晰的外交戰略，甚至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識；對學習西方的態度一直搖擺不定，要麼不屑一顧，要麼捨本逐末，要麼欲迎還拒。中國的近代化改革也因此一再擱淺。本來，甲午戰爭慘敗後，朝廷好不容易開始了對體制的反思，但由於光緒和康有為搞砸了戊戌變法，慈禧對西式改革徹底失去了好感，也讓人們對清王朝失去了最後一絲耐心。清末雖然進行了立憲的嘗試，卻在舉國一片的催促和質疑中很快失敗。
隨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
《清史稿》《英軺私記》《清稗類鈔》《瀛寰志略》《額爾金書信和日記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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