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養適應時代需要的新式人才，以富國強兵維護專制王朝，為清政府留學教育的根本目標。但當大批留學生留學歐美、留學日本，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潛移默化之中，價值觀念已煥然一新。專業學習之餘或歸國後，積極介紹、宣傳近代西方的啟蒙思潮也成為他們自覺、不自覺的群體活動。
當時，對社會主義思想的介紹與傳播在留學生中也成為一種潮流。諸多留學生刊物積極刊載關於社會主義的譯述，有關社會主義的著作也紛紛翻譯出版。在留學生中，還湧現了一些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的代表人物。
日本是一個君主立憲國，社會主義思潮焉何會得以盛行，這裡需要說一說，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社會背景。日本明治維新，使其迅速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與之相伴隨的是工人階級隊伍的迅速壯大。
1888年，日本全國的工人約13.6萬人，1899年增加到142.6萬人，到1909年更增加到244萬人。當時，日本軍國主義已經開始奉行對外擴張政策。戰爭需要經費，錢從哪裡來？日本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稅收來解決，這樣，就造成了工商業成本加大，工人受到工廠的無情盤剝，工資低，勞動時間長，環境惡劣，生命和健康沒有保障，從而引起工人階級的反抗。
1897年日本再次發生經濟危機，勞資衝突與糾紛一時成為焦點，從而導致日本近代工人運動的蓬勃興起。工人運動的發展，使工人的群體意識、組織觀念日漸增強，工會出現了。這些現象都決定了社會主義思潮登上日本的社會舞臺成為必然的趨勢。
20世紀交替之際，日本的自由民權人士看到社會矛盾不斷加大的社會現實，開始積極傳播社會主義思想。當時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幸德秋水、安部磯雄和村井知至。幸德秋水在《我是如何成為社會主義者》一文中說：
穿日本和服的章太炎
成為社會主義者的原因在於境遇和讀書。境遇方面是指自幼生長在高知縣醉心於自由平等說，因目睹維新後親戚一家變得家道衰落而倍感同情，也因自身湊不齊學費深感命運不公。在讀書方面，孟子、歐洲革命史、三醉人經綸問答、亨利·喬治的《社會問題》及《進步與貧窮》讓我成為熱心的民主主義者，並促使我對社會問題持有濃厚的興趣。然而明確的斷定我是社會主義者，是在六七年前閱讀夏福理的《社會主義神髓》之時。[1]
社會主義思想在日本開始傳播時，恰處於20世紀初中國學生的留日熱潮。渴望獲得新思想新知識的留學生們自然對這股時代思潮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中國而言，當時也是革命與保皇兩方勢力博弈的關鍵期，誰能獲得更多的支持者，誰就有可能走到最後，取得勝利，故而政治宣傳顯得尤為重要。
具有革命傾向的《江蘇》、《浙江潮》、《遊學譯編》、《夏聲》、《二十世紀之支那》等刊物均介紹與宣傳過社會主義。《二十世紀之支那》後來改刊成為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後，更是積極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民報》介紹的社會主義內容，主要是圍繞孫中山提出的民生社會主義思想來展開傳播。
但是，由於留日生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尚處於懵懂一知半解的階段，因而對社會主義的理解，眾說不一。在當時的留學生中，至少介紹、傳播了五種社會主義思想，即民生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均貧富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的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
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大行其道的局面中，也出現了一些人利用社會主義宣揚無政府主義的現象。這種傾向也與當時日本社會主義思潮的發展有密切關係。1906年，日本社會黨成立時，馬克思主義、改良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相雜拌，矛盾重重。次年6月，日本社會黨分裂為軟硬兩派。軟派以片山潛為首，主張以爭取選舉權和議會主義來實現革命；硬派以幸德秋水、堺利彥、山川均、大杉榮為首，宣揚無政府主義。
幸德秋水宣揚無政府主義是有淵源的，1906年4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舊金山發生了大地震。整個城市一時間處於無政府狀態。幸德秋水在《無政府共產制的實現》中說，舊金山自4月18日地震以來便處於無政府共產制的狀態。商業停滯，附近的郵政、鐵路、輪船免費，幫助委員會每日發放食物，食物搬運、傷員看護、現場處理、避難所搭建都是義務勞動，金錢幾乎不發生作用。
這樣的無政府狀態，雖然只是因為災害的一時現象，但卻給幸德秋水產生很大影響。一直抨擊金錢萬能的幸德秋水開始對這種現象格外向往。這以後，幸德秋水積極主張實現土地資本的人民共有，消除貧困，實現無政府共產制。
1906年6月，幸德秋水回國，此時他對社會主義的看法已經改變，他的思想開始傾向於無政府主義，認為社會的出路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途徑。幸德秋水回國後即在神田錦輝館為他召開的歡迎大會上發表了題為《世界革命運動的潮流》的演講。他在演講中說：
晚清中國留日學生
諸位，此前一年餘的入獄和旅行生活，並沒有使我的主義和理想發生何種變化，吾依然是吳下之舊阿蒙，依然是社會主義者，吾主義和理想雖無變化，然實現吾主義的手段與策略卻不可不說是隨著社會形勢發展而發生了變化。
據吾所聞，當今歐美同志們運動之方針，正際於一大轉機，我們日本社會黨的同志們應該清楚地認清這股新的潮流，社會黨即是革命黨，其運動即是革命運動。一千八百四十八年，馬克思、恩格斯二人起草的《共產黨宣言》說，共產黨援助世界各國反抗政治及社會現狀的革命運動。又說:讓權力階級在共產革命面前發抖吧!革命者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從來不惜使用暴力和武力。[2]
幸德秋水的演講，不僅在日本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也對留日學生產生影響。在當時留日學生中，張繼接受無政府主義思想表現得最為突出。張繼和章太炎等革命派人士，就是在這個時期經人介紹而認識幸德秋水，並開始籌建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景定成等革命派人士也因看幸德秋水關於社會主義的一些論述，聽幸德秋水的演講而受了很大的影響，開始“對立憲政體，不免懷疑起來”，開始積極宣揚無政府主義。
張繼生於1882年，1947年去世，原名溥，字溥泉，他的一生曾經用過很多名字，有自然生、燕客、黃帝之子孫之多數人等等。
1899年4月，在華學習中國文化的日本人中島裁之受一位叫“以南公”的中國朋友委託，把張繼（當時叫張溥泉）帶到日本留學。
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1900年，一時衝動的張繼跑回國內，他想愛國但又無事可做，在中島裁之的勸說下，再赴日本留學。在赴往日本的路上，張繼看到日本人搶劫中國銅佛32尊載於船上，十分感慨。他對同行的留日學生王達說，這是我們國家的恥辱啊，作為一箇中國人，應當一雪這種恥辱。在輪船上，他和王達和詩一首：“拳匪庚子起山東，國勢淪亡傷我衷。攜手扶桑須努力，少年造化勝天工。”[3]
張繼抵日本後，在友人的幫助下，進入早稻田大學讀書，攻讀政治經濟學專業。留日期間，他除了在早稻田專門學校學習政治經濟學等課程，還如痴如醉地鑽研西方政治學說。他“專在圖書館翻閱該國維新志士中江篤介等所譯之《法蘭西大革命》、《民約論》等書，革命思想，沛然日滋，日本的維新變法不在眼下了”。[4]
那時候張繼的革命思想還比較模糊，但好走極端的性格，很快便使他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成為鼓吹無政府主義的狂熱分子。他在日本有好幾次曾經與人大打出手。第一次，是他和《革命軍》的作者鄒容揪打留學生監督姚文甫。當時，姚文甫指責留學生剪辮。張繼、鄒容決定報復，便趁夜間，闖進姚文甫的住處，由張繼抱著姚文甫的腰，鄒容抱著姚文甫的腦袋，咔嚓一下用剪子剪掉了姚文甫的髮辮。這下可闖了大禍，張繼和鄒容被日本當局驅逐回國。
第二次是撲打梁啟超。梁啟超自維新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宣揚其維新立憲主張。1907年，身為保皇派中堅的梁啟超在東京錦輝館演講，聽者甚眾。當時已是無政府主義狂熱分子的張繼先是扮成聽眾，聽到梁宣講光緒時便大呼“馬鹿”（日語罵人的話），徑直跳上臺去，抓住這位大才子揮拳就打。梁任公雖然筆下之文字磅礴有力，勝過千軍萬馬，但手上之氣力卻不及一般男子，幾無縛雞之力。遇到“武林高手”張繼，他只剩下捱打的份兒，被打得鼻青臉腫，倉皇而逃。
第三次是張繼與革命黨人劉揆一大打出手。當時張繼也是革命黨的一名成員，不過後來與孫中山的觀念發生了分歧。1907年3月，當日本政府下令驅逐孫中山時，同情革命的日本股票商人鈴木久五郎贈送他1萬元，孫中山撥了2000元交給章太炎作為《民報》經費，但章太炎嫌太少。這時，章太炎等人又聽說了日本政府贈款以“換取”孫中山永遠離境的傳聞，張繼、劉師培也加入到責難孫中山的隊伍中，聲討孫中山“受賄”、“被收買”。
章太炎與孫中山不睦，這是黨內眾人皆知的秘密，對孫中山的領導地位，他從內心裡不認可。這一次，他更是把掛在民報社的孫中山相片撕下來，批上“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幾個字，寄到同盟會香港分會，以示對孫中山的不滿。
當時，同盟會內，因為黃岡起義、七女湖起義失敗的消息傳來，大家的情緒很是低落。此番，章太炎說孫中山“受賄”，無疑是在矛盾的傷口上又加了一把火，使得大家把矛頭指向了孫中山，從而掀起了一場倒孫風潮。
對章太炎的舉動，急性子的張繼立即響應，他們邀約一些同盟會會員，聯合提出罷免孫中山總理職務的提案。張繼還要求當時代理庶務之職的劉揆一召開特別會議，在會上正式決議開除孫中山，另選黃興為總理。但是，劉揆一從大局出發，斷然拒絕召開特別會議，這下惹惱了張繼。他們竟然在《民報》社內大打出手，張繼生得魁梧，劉揆一隻有捱打的份兒。後來，張繼感到此事欠妥，又找到劉揆一道歉，劉揆一原諒了他。
也正因為張繼性子直，無城府，所以很容易受他人矇蔽，走極端，鬧誤會。因為黃岡起義與七女湖起義的失敗，張繼的情緒已很低落。此時，他又聽章太炎說，孫中山“受賄”，對革命感到失望的張繼，開始在無政府主義中尋找出路。
3月26日，張繼和章太炎致信幸德秋水：“明日午後一時，往貴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棄”。[5]
張繼與幸德秋水此前已經認識，這次章太炎與張繼的請求拜見，幸德秋水熱情接見。此時，劉師培、何震夫婦也已經到達東京。張繼、劉師培在幸德秋水的幫助下，成立了“社會主義講習所”，講習所的成立，他們在《天義報》和《新世紀》上都發布了廣告。他們發佈的廣告中說：
“近歲以來，社會主義盛行於西歐，蔓延於日本，而中國學者則鮮聞其說，雖有志之士知倡民族主義，然僅辯種族之異同，不復計民生之休慼，即便光復之說果見實行，亦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同人有鑑於此，擬研究社會問題，蒐集東西前哲學術，參互考核，發揮光大，以晌我國民。”[6]
從內容上看，這個廣告這個廣告顯然是針對孫中山的政治主張的。廣告的起草者也說，他們發起社會主義講習所所宣揚的主張不同於孫中山的光復之說。孫中山的主張即使成功也是“以暴易暴，不知其非”。
張繼等人的主張，幸德秋水十分贊同。廣告發布後，幸德秋水在《大阪新聞》上發表文章，文章說，中國婦女何震等，近日發刊《天義》，其主張男女同權，且鼓吹政治革命及社會革命之處，與單純地從事排斥滿清的革命黨選擇頗不相同，中國婦女之前途絕不可輕視也。
幸德秋水的文章無疑是社會主義講習所的有力聲援。因為這表明，幸德秋水所支持的是社會主義講習所，而不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派。1907年8月31日，社會主義講習所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的地點定在牛込赤城田町的清風亭。
這次會議，幸德秋水非常重視。平時，幸德秋水參加活動一般是穿著和服，但是這次他特地穿上越後產的上等麻布白底蘭花紋上衣，系淡藍色結紗兵兒紮帶，外罩黑羅和式禮服外套，下穿豎條紋羅揭褲，腳蹬韜桐術低齒木屐，藏藍色襪，頭頂麥軒編的禮帽，打著一把旱傘，給人一種十分莊重嚴謹的感覺，顯出他對社會主義講習所非常重視。
幸德秋水與社會主義講習所的交往，表明了他對張繼等人的積極支持。對他們的支持，在社會主義講習所成立之時，幸德秋水的講話中也得到體現。
幸德秋水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在社會主義講習所的成立大會上，劉師培談到社會主義講習所的宗旨。他說，“吾輩之宗旨，不僅以實行社會主義為止，乃以無政府為目的者也。”在宣揚社會主義的同時，為什麼還要傳播無政府主義？劉師培說，無政府主義在三個方面優於孫中山的政治綱領。其一，孫中山驅除韃虜，難免“貴己族而賤他族，易流為民族帝國主義”。而無政府主義主張的反清，雖然主張反對滿族特權，但不伸張漢人的特權；第二，如果“僅言民族革命，則革命之後，仍有欲得特權之希望，則革命亦出於私。若言無政府，則革命以後無絲毫權利之可圖，於此而猶思革命，則革命出於真誠”[7]。第三，現在的革命反清，主要參與者是學生和會黨。革命成功是因為這少數人，則享受革命勝利成果的也是
這少數人，而無政府主義的革命是全國的農工階級，革命出於多數人民，革命勝利後則是多數人享受勝利成果。
劉師培還說，當今世界“無一非崇拜強權，無論排滿立憲，無論排滿以後另立新政府，勢必舉歐美、日本之偽文明推行於全國”，“而中國人民愈無自由，愈無幸福，較之今日，尤為苦困”，“故吾悲之意。惟欲於滿洲政府顛覆後即行無政府，決不欲於排滿以後另立新政府也”[8]。
劉師培關於講習所的宗旨的演講，應該說有很大成分是針對孫中山的建立民國的政治綱領的。當時，劉師培講完話後，幸德秋水也做了激情洋溢的演講。他表示了對社會主義講習所的支持態度，對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做了闡釋，又對社會政黨做了剖析，認為無政府黨的人格，高於其他政黨。他說：“無政府主義，欲為勞動者謀幸福，必先盡去資本家，並顛覆一切政府。”社會主義的目的，雖然也是為民眾謀福利，但是“借政府之力，化土地財產為公有”。如果行之不善，政府“勢必舉土地、財產均歸政府”，[9]這樣，就像資本主義模式下的土地財產都歸屬於少數資本家，政府就像是一個龐大的資本家。
幸德秋水又說，“無政府黨之目的，在於不迷信政府為必要，政府之為物，由歷史上證之，有功於人民者甚少，不過以暴力加於人民而已”。最後，幸德秋水表示，中日兩國地域相近，講習會諸人如信奉無政府主義，則此後兩國國民均可互相扶助，均可彼此相運動，及聯合既固，以促無政府主義之實行。[10]
除此之外為表示對張繼、劉師培社會主義講習所的支持，日本社會主義中央機關報《社會新聞週刊》還刊載了題為《中國人社會主義講習所》的廣告。幸德秋水還在該報上發表《東京的社會主義運動》對社會主義講習所予以積極的讚揚。他的文章中說：
東京的支那學生中也有人開始研究社會主義，他們所組織的社會主義講習所於上月31日在牛込清風亭舉行了發起會，參加者有九十人。在下也應邀出席，就自由社會主義問題作了二小時的講演。彼等已不滿足於以往的民權論和排滿論，想進一步從在下那裡得到新的知識，但限於時間，第二次會議時將由堺兄補充。[11]
幸德秋水的文章和演講，表明了其對社會主義講習所的支持，也透露了講習所的成員已經不能滿足孫中山的革命排滿論，而渴望得到新的知識，即無政府主義。
社會主義講習所成立後，幸德秋水與張繼等人進行了多次交往。關於他們的交往，日本外務省保留著這樣一份檔案，記載了他們的交往情況。
清國革命派系統的張繼及劉光漢，為了給清國提供實行革命的理論武器，自去年以來，開始努力鑽研社會主義，隨後竟發展到與堺利彥、幸德秋水等人交往，並出席彼等之講習所，而將其所得，登載於其機關志《民報》上，以圖在留學生及本國同志間鼓吹社會主義。然張繼及劉師培與本邦社會主義者之間在語言上尚不能充分溝通，因此不能進行細微的研究與解釋，為此，深嘆不能更前進一步。張繼、劉光漢聲稱，今後為留學生學習社會主義，將時時騁請堺、幸德等參加彼等召開之講習會。[12]
這個報告的記載時間是1907年9月16日，當時，張繼與劉師培發起的社會主義講習所已經成立，幸德秋水應邀參加了多次演講。報告中還說，日本警方正在密切關注著雙方的交往情況。
社會主義講習所成立後，共召開八次講習大會。日本警方記錄在案的有5次，這五次，幸德秋水都被邀參加演講。
這期間，他們主要演講的主要課題有《中國民生問題》、《憲政之病民》、《自由結合之益》、《中國產製度之變遷》、《國家學說之荒謬並立憲之病民》、《無政府之利益》、《日本警方無權干涉我等革命活動》、《幸德秋水演說詞》等等。
幸德秋水積極宣揚無政府主義，因而也遭到日本政府的反對，關於他的動向也一直被日本警方所關注。特別是1908年初開始，日本明治政府加強了對日本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鎮壓。
此時，社會主義講習所也暗藏著危機。在1907年末的最後幾天，社會主義講習所剛剛開完最後一次大會，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上卻突然刊登了這樣一則消息，大意是說，《民報》總編輯章炳麟，突然腦病發作，不能適應工作，先辭去本職。
章太炎真的忽然腦病發作了嗎？事情並非如此。此時的章太炎正通過劉師培夫婦與清廷高官端方、張之洞進行秘密的聯繫。堂堂的革命家怎麼會與清朝的封疆大吏暗中勾結呢？
這仍要從章太炎與孫中山的矛盾說起。1907年春，章太炎因革命戰略問題和《民報》的編輯經費問題與孫中山等人鬧矛盾，一度十分緊張，雖經人調解，沒鬧出大的惡果，但這件事後，他感到，國家危難，而革命黨人卻無遠略，非常失望，就萌生了到印度出家當和尚的念頭。但苦於沒有路費，情急之下竟然想向張之洞借款。
章太炎委託張之洞的女婿卞某捎信給張之洞，但卞回國後，不敢把這件事告訴張之洞，就把這件事悄悄地告訴了兩江總督端方。端方得到這個消息，認為是籠絡章太炎的大好時機，便答應借款。此後，章太炎得到答覆，派劉師培夫婦回國與端方接洽。
1907年冬，劉師培妻子何震先期回國，緊接著劉師培也回到國內，並和端方取得了聯繫。
劉師培回國後，章太炎似乎是想向端方表明自己的誠意，他承諾：“若助以巨金，則彼於政治問題”，將脫離革命，因而辭謝《民報》總編輯一職。於是便有了章太炎在《民報》第18號發表“本社總編輯人章君炳麟因腦病忽作，不能用心，頃已辭職”的啟事，算是履行自己的諾言。
但是，想不到的是，劉師培回到國內後，在端方的功名利誘下，很快便投靠了清廷。劉師培向端方透露了章太炎與孫中山關係不睦的情況。
張繼
劉師培既然投靠了端方，自然不能很好地完成章太炎的重託。他將章太炎與張之洞、端方私下交往之事公之於眾。劉師培此舉的動機無外乎減輕自己的罪責並離間革命派。而劉師培與端方商量的借款條件也不能為章太炎所接受。章太炎不同意由領事按月支付的辦法，要求先付全部款項的三分之二或者一半。其次，章太炎也不能接受端方提出的在國內出家的要求。既然要求無法得到滿足，劉師培又將他與孫中山不睦的消息公之於眾，章太炎感到沒有必要再與端方、張之洞等人聯繫，便終止了來往。劉師培投靠端方後，不斷幫助清政府誘捕革命黨人。他先是幫助誘捕浙江革命黨領袖陶成章。當時，陶成章正從南洋返回中國，得知消息的劉師培便向端方彙報陶的行蹤，但陶成章得知劉師培告密的消息，便改變了行蹤。1909年，劉師培又告發同盟會主要干將陳其美與浙江黨人王金髮、張恭等人密謀起義。
這一次，陳其美也得以逃脫，清兵只抓到了張恭。對於劉師培的變節，章太炎心中不免有些懊悔，認為是由自己引起。他曾經給劉師培寫信，希望他能夠回心轉意，擺脫清廷。章太炎的信中說：“申叔足下：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釁，翦為仇讎，……鋌而走險，非獨君之過也”，並解釋以往“勤攻君過”並非出於“雍蔽之志”。[13]
劉師培變節後，社會主義講習所發生了更大的變故。1908年1月17日，幸德秋水等人發起的金曜會正在日本本鄉區平民書房進行第二十次演講會，警察突然衝了進來，逮捕了金曜會的成員。當時，張繼也參加了這次演講會，因而也被捉住。所幸在去往警察局的路上被日本金曜會的同志奪了回來。隨後，考慮到他的安全起見，便將其秘密送往去向法國的輪船。
張繼逃離後，日本警察署並不知情，認為他還在日本國內，便發出了通緝令。後來經過調查，才知道他已經逃離日本。
此時，劉師培投靠端方，並將章太炎與端方、張之洞的聯繫公之於眾，章太炎受此大辱，不能不對無政府主義產生反感。也就是從這以後，他不斷地撰文，攻擊無政府主義。他在《民報》中曾說：
人有恆言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凡哲學之深密者類之矣。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狀不相應，是亦無當者也。其持論淺不周率，復不可比於哲學，蓋非玉卮，又適為牛角杯也。言無政府主義不如言民族主義也。[14]
劉師培投靠端方，張繼逃往法國，以及章太炎等同盟會人物對無政府主義的攻擊，使得社會主義講習所活動逐漸減少。直到民國時代，方才出現一段時期的熱潮，其代表人物包括景定成、周作人、南桂馨等人，他們都對無政府主義在當時中國的傳播起到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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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藤原正人編：《幸德秋水全集》第五卷，第68頁，誠進社1982年版
[2] 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所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見《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第486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3]靳明全：《攻玉論：關於 20 世紀初期中國政界留日生的研究》，第 109 頁，重慶出版社 1999 年版。
[4]王學斌：《“三將軍”張繼的辛苦歲月》，見《文史天地》，2012 年第 2 期。
[5] 石母田正：《辛亥革命與幸德秋水》，《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輯3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6] 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所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見《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第49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7]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與日本思想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2008 年 3 期。
[8]楊天石編：《“社會主義講習會”資料》)，載《中國哲學》第一輯，第 378 頁，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 1979 版。
[9] 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所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見《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第 495 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版。
[10]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與日本思想的關係》，《社會科學研究》2008 年 3 期。
[11] 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所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見《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第 495 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版。
[12]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所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見《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第49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
[13]章炳麟：《章太炎全集》（第 4 冊），第 157 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14]鄭匡民：《社會主義講習所與日本社會主義者》，見《中國近代史上的自由主義》，第 503 頁，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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