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考考島友們：下面兩句話，有啥問題？
太原市政府要求，“對太原、大同、朔州、運城四個市開展第四輪省級督察”。 臨汾市曲沃縣政府提出，要對“太原、陽泉、長治、晉城、臨汾、晉中‘4+2’城市劃定禁煤區”。
茬找到了嘛？
是的，很有意思。太原一個地級市，要對四個地級市開展“省級督查”；隸屬於臨汾市的曲沃縣政府更厲害了，要對6個城市劃定禁煤區。
這麼魔幻的文字，真不是島妹編的。它的來源，聽起來有點匪夷所思——出自山西多地政府提交給中央的環保督察整改文件。
於是，在近日生態環境部公開的中央環保督察組向山西反饋“回頭看”及專項督察情況中，中央督察組直截了當地指出：
長治、大同、臨汾、太原、晉中等地出現了照搬照抄整改方案的現象，形式主義問題突出，影響了整改工作的推進落實。
錯+錯
中央環保督察組的這輪“回頭看”發生在去年11-12月，向山西反饋情況則是在前天。反饋的措辭很值得玩味：
反饋情況中，督察組首先是肯定了山西環保的進展；但我們都知道，“雖然”後面肯定跟著“但是”——但是，仍存在焦化產能擴張衝動依然強烈、優化產業佈局要求形同虛設、汙染排放問題十分突出等問題；
同時，也存在思想認識不到位，敷衍整改、表面整改、虛假整改的問題，這突出體現在多地整改方案照抄照搬。
這裡面最厲害的是大同，在《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考核分工方案（試行）》中，直接抄錄國家《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於是，在市級文件中出現了“各省市區、省會城市”等字樣，直接要給全國下命令了。
挺逗，對吧？
就像小時候學生抄卷子連名字也抄上去一樣。堂堂一級地方政府，都能把上級政府或其他地區的方案直接拿來當作自己的整改方案，而且名字都不改？抄都抄得這麼不走心，擱在小學，老師不得罰你抄方案三百遍？
一般人都知道，整改，是對過去工作失誤失責的改正。整改方案是整改行為的第一步和設計圖；路線設計都抄襲、糊弄事兒，還能指望多大程度“真整改”？
真是一出荒唐鬧劇。
低級照搬照抄開眼界，弄虛作假的整改方案也令人讚歎腦洞——比如，長治市煤炭工業局名義上於2017年7月印發的方案，卻引用了山西省2017年8月和9月印發的兩份文件。
如果長治市煤炭工業局已經擁有了時光穿梭機、或者擁有可以精準預知未來的能力，不妨做客下我島沙龍？
長治市煤炭工業局整改方案印發時間居然比文中引用文件印發時間還早
等等……這樣的情節，似乎有點眼熟？
沒錯。去年10月，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第一批“回頭看”之後，進駐河北的第一督查組就曾指出，廊坊市固安、永清等縣制定的整改方案照搬照抄，唐山市高新區和蘆臺經濟開發區的整改方案除地名人名外完全相同，明顯相互抄襲。
為啥抄作業？真是一個撓頭的問題。
仔細想想，原因無外乎兩種：懶得做，或者不會做。
懶得做？
對那些簡單重複、沒啥新意，一眼就知道考什麼的題目，很多人恐怕還真的懶得做。刷刷刷抄完課代表的作業，可以省下時間和小夥伴一起去玩。這種“懶得做”，島妹特別理解，有時候還挺佩服這樣做的人會用巧勁。
已經工作的人，在工作總結、思想彙報、先進事蹟等材料的寫作中，可能多少也會借鑑一些案例和模板。如果要上交的材料確實很多，又沒有足夠時間精力打磨每一份材料，就可能出現“懶得做”；“新八股”的框架一搭，各種成語、排比往裡一塞，人名地名和數據往裡一套，齊活兒。
督察組發現，山西太嶽焦化公司生產廢水未經處理直接進入熄焦池
山西、河北等地出現整改方案的照搬照抄，可能就是一種“用文件落實文件”的工作慣性。
寫文件的人不是幹事的人，幹事的人不是寫文件的人；文件裡說的是一套，實際乾的可能是另外一套。寫文件的人不瞭解實際工作的情況，那麼只能費盡心思，用堆砌文件的方式把工作體現出來。
還有另一種可能：無論是寫文件的人還是幹事的人，都知道文件就是個形式，寫成什麼樣不重要，有一個擺在那裡就行。
不得不說，在基層，“說一套，做一套”的做法有時候是管用的，因為有時上級來檢查工作的也只是個寫文件的，只懂看也只會看文件。只要工作有實效，文字工作有點誇張、虛構似乎無關緊要。
如果臉皮再厚一點，運氣再好一點，文件出了，工作就算幹完了，對上級也就有交代了。
沒想到，這一次中央環保督察居然看得這麼細，各種文件裡相互抄襲、弄虛作假等問題都找出來了。
這咋整？
不會做
抄襲事小，背後折射出的事大。
整改方案照搬照抄，除了體現出這些地方政府敷衍、應付的態度，恐怕還暴露出工作能力的不足。
督察組發現，呂梁市金桃園焦化公司焦爐四處冒火、濃煙滾滾
顧名思義，整改方案是上級整改意見提出後，各地根據自己的情況制定的落實方案。每個地方情況不同，問題也不同；最清楚問題癥結的，應該是每個地方政府及其環保部門，當然應該對症下藥。
坦率說，工作難度肯定不小。在山西、河北這樣歷史形成的能源型、重工業型省份，廠礦林立，需要去產能的企業極多，牽涉到的就業、社會穩定等問題又多，地方利益錯綜複雜，很多問題肯定不好解決，不然也不會拖到現在。
可是中央環保督察這麼強的“東風”擺在這兒，就沒想著去借一點？我們早就分析過，中央環保督察借鑑、對標的規格和方法都是從反腐的中央巡視組那裡來的，這麼高的政治規格，到了下面難道“紋絲不動”？
要知道，中央把汙染防治列入”三大攻堅戰”，可不是一天兩天了。也許一些工作現在做不到、做不徹底，可摸底工作總要做個七七八八吧？比如，禁煤區要不要劃，怎麼劃？哪片先劃，哪片有困難只能後劃，總得有個大致的判斷吧？
如果這些摸底工作和基礎判斷都做不了，後面的工作肯定沒法兒開展。
去年8月份，山西臨汾因為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動手動腳”，副市長第二次被進京約談。約談臨汾的生態環境部和山西省政府認為，數據造假的做法“嚴重背離了中央要求，嚴重誤導了環境決策，嚴重侵害了公眾知情權，嚴重傷害了政府公信力，情節十分嚴重”。
對空氣質量數據造假的定性都如此嚴重，照抄照搬整改方案，是不是也夠得上相似定性？
從我們調研的現實情況看，地市以下環保及相關部門專業人才短缺比較普遍，以至於寫文件的人不懂業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環境治理能力不足，通俗地講就是“不專業”，可能是這些地方抄整改方案的直接原因之一。
但在根子上，解決問題最需要的，依然是地方政府的積極態度。作為一級地方的主管者、直接治理者和決策者，如果地方政府不配合，或者在心態上不把環保整改當回事兒，昨天的數據造假、今天的照抄照搬，明天還會上演不同的戲碼。
過去，在發展GDP為導向的政績競爭中，各地紛紛能夠做到“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也要上”，是因為背後存在著一整套針對地方官員的激勵機制，也就是北大學者周黎安所言的“政治錦標賽”機制：經濟發展得好，晉升的幾率就高；在地方間的競爭中，這構成了官員非常直接的動力。
現在“指揮棒”變了。強調不唯GDP論英雄，但如何考核生態環保實績、如何配套地賞善罰惡，讓地方官員真正有動力去做這件既麻煩又艱苦、可能得罪人、還可能一時半會兒看不出短期效果的事情？
這是一道非常深刻的考題。但是，如果看不清中央政策的走向，也絕對難稱“政治上的明白人”。
話又說回來，在中央第二督察組向山西反饋“回頭看”和專項督察情況的次日，生態環境部公佈了2019年第一季度全國地表水環境質量考核結果。表現最差的十個地級市裡，山西三席，呂梁全國倒數第一；河北兩席，邢臺名列倒數第三。
兩個整改方案被中央點名“照搬照抄”的省份，近期環境治理成績如此不理想。
除了歷史包袱之外，恐怕，作風與治理實效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巧合。
2019年1-3月國家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排名後30城市及所在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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