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們在內蒙古的草原上連續走了26天。出發時，我們帶上捲尺、樓梯、標本採集袋，並邀請研究草原、研究鹽湖和研究沙地的專家隨行，那時，草原在我們心裡是純粹客觀的研究對象。作為一本地理雜誌的編輯，我們真是見過很多壯麗、稀有的風景，草原不過如此，去那裡，純粹因為工作而已。
可是，當我們從東部已經農耕化了的通遼草原開始，一點點走到北邊廣袤的呼倫貝爾大草原，再折回到中部的東、西烏珠穆沁旗時，當我們看到牧民待牛羊如家人，聽到他們用“皮膚”形容草原，用“草原累了”形容環境的被破壞時，當遼遠的長調、馬頭琴和呼麥，一遍遍在草原上響起時，每個人都漸漸淚溼衣衫。
回到北京，我們拜訪了創作《吉祥三寶》的蒙古族音樂人布仁巴雅爾，他也曾經放過羊，當我們一遍遍地問，草原上的人不孤單嗎？兩個蒙古包之間，相隔幾十裡。布仁巴雅爾很錯愕，“草原上能玩的東西太多了，春天來的時候，草原上還是冰天雪地，但小羊羔已經陸續出生，要把它們一個個拿進蒙古包來，不然會被凍壞。小孩這時候太開心了，可以跟小羊玩耍，他們也是遊牧文化諸多環節中的一員，要負責照顧幼畜。等到雪化了，如果離湖或者河近，鳥兒會鋪天蓋地飛來，鳥聲嘩啦啦地，像交響樂。僅僅一個春天就能看到、聽到這麼豐富的東西，孤獨什麼呢？！在草原上，放羊的人走得是最慢的，他需要根據氣候和每天的風來判斷方向，自然而然地跟著羊走，而不是趕來趕去。但不要小看，即使這樣，他們一天也能走幾十公里。這幾十公里，是離開自己家的距離，也是他接近別人家的距離，他可以隨便找一個別人家的蒙古包填飽肚子，填飽肚子的過程，也是交流的過程。如果途中遇見別的羊倌或者牧民，雙方都會下馬來問好、交流、打聽消息，蒙古人是非常愛打聽信息的。有時候兩家的羊走著走著就走到一起了，兩個牧羊者就會一路聊天。這很正常，也很神奇，但外面的人沒法理解。”
而那些僅僅被我們物化的、產量化的、經濟化的牲畜，在他們眼裡是什麼呢？“比如我有200只羊，全是白色的，你可能完全不能區分它們，但如果你天天放羊，一隻一隻羊的性格就會流露出現，你能分出它們每一隻來，一看就全知道，和看人一樣。”
當我們帶著“只識彎弓射大雕啊”的傲慢與偏見，去拜訪製作《草原往事》的蒙古族電視人陳黎明時，她表現出同樣的錯愕，“蒙古族是安靜、含蓄、內斂的。蒙古族藝術家朝戈說過，初到草原的人，走完一圈以後會覺得草原不過如此，沒什麼。但是在日後的生命中，越往後，越覺得這趟走得很有用。開始我覺得他這話有點做作，但是等到我自己有一次也用100天穿越內蒙古後，覺得他這話真是肺腑之言，這是他自己，也是我們大家的感受。我們去歐洲，去米蘭大教堂，當時特別興奮，感覺西方人真幸福，他們的心靈有出口，我們什麼都沒有，草原那麼幹燥，女人們都沒地方洗臉，上廁所不僅不方便，後面可能還被狗追。到了牧民家，牧民也很冷漠，使人渾身都不舒服。可是如果像我們一樣走過100天，或者像你們一樣走過26天，等到你遭受過那些乾燥、危險、冷漠、不方便、不舒適後，你永遠也不會忘記這些經歷。在你人生最關鍵的時候，是這些經歷，而不是歐洲的那些甜潤的東西，一定會泛出來。”
那個頻繁遇險的、永生難忘的夏天，顛覆了我們過去很多自以為是的價值觀。牧民、學者、藝術家，每個人的話都像重拳一樣，久久迴盪在心裡，遺憾的是，那之後再沒機會重返草原。
幾年後，又一個夏天，當朋友告訴我，有一個蒙古人，納青，在日本生活了21年，研究生態人類學，曾在蒙古國的草原上做了14年田野調查，現在海拉爾開一家咖啡館時，直接就飛過去了。
咖啡館在一個不起眼的巷弄裡，門面很小，容易錯失，但一旦推門進去，全是驚喜。兩層，極致的簡潔、乾淨，一樓除了吧檯，只有一張長木桌，木桌背後是從蒙古國和日本淘來的少量衣物，同樣極致的簡潔、優質。二樓一半是書架，有漢語、日語、蒙古語三種文字裡，研究蒙古高原自然環境和歷史文化的各類書籍，以及納青的父親，歷史學者寶音·德力格爾著述和翻譯的著作，牆上陳列有特別好的藝術品，是世界各地的藝術家創作的蒙古題材的作品。恩，這就是一個環境生態學博士開的咖啡館。
納青一米九，穿棉質的白襯衣，多袋褲，靴子。言行舉止都柔軟、細膩，但論及遊牧、草原的關鍵性問題時，避而不讓，就像那年夏天，我們見到的所有蒙古人一樣。我冒昧的來訪，從咖啡館的蒙式早餐開始：藍莓醬、稀奶油、俄式麵包——見我專撿麵包中間軟的部分吃，他說，蒙古人喜歡吃硬邊兒……
<strong>納青在他的咖啡館。攝影/蔣毅
行李&納青
1.
行李：吃麵包時，你們喜歡吃邊兒？
納沁：邊上硬，蒙古人牙口好，喜歡吃硬東西。當兵的時候，老兵吃邊上硬的部分，新兵吃中間軟的芯兒。我們吃肉也是吃硬的，不煮得爛爛的。定居的農耕民族，好像牙口都不好，因為一直吃軟東西。
行李：所有蒙古人都這樣嗎？
納青：不是。漢化比較早，也從事農耕的定居蒙古人，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漢族比較接近，特別是飲食上，遊牧蒙古人完全是另一碼事，他們彼此間還有衝突。我父親是農耕蒙古，母親是遊牧蒙古，他們倆一輩子沒完沒了的衝突。兩人各自的生活環境不一樣，生活習慣和價值觀也就不一樣，如果都固執己見，就會發生衝突。
行李：他們各自是哪裡人？
納青：我母親出生在就在呼倫貝爾草原上，父親的祖輩最早生活在長城根兒下，現在的遼寧省建平縣，是離漢地很近的蒙古人。到清末，滿州人開始借地養民，把一部分漢民遷到長城以北來。當時的政策是什麼呢？漢民可以進來種地，收了糧食，交了租子，再回去，候鳥式的。蒙古的一些王公貴族考慮眼前利益，也把草原租給漢族人，草原於是開始被放荒。
多年以後，候鳥式的漢族人開始住下來，耕地面積越來越大，草原面積越來越小，彼此間也有了衝突，比如水，漢族人的習慣是：哪兒的水源好就在哪兒耕種，而且一直在那兒耕種。牧民是流動的，遊牧嘛，等到再次遊牧回來時，發現以前的水源地已經成了漢族人的莊稼地，所以不時有衝突發生。
行李：後來呢？
納青：有一批蒙古人就開始往北逃，我父親的爺爺輩，從遼寧錦州一帶逃到了大興安嶺南麓的興安盟。但是他們逃進來的時候，又帶來大量漢文化的習俗，因為他們在錦州時已經開始種地，他們其實是蒙古人中漢化的先驅。
行李：這是特別人類學的現象，他們因為被漢族排擠才往北邊來，但他們已然不再是之前純粹的蒙古人的生活習性了。
納青：他們心裡是有怨恨的，覺得生活空間好像被漢族人給搶了，但他自己到了興安盟，又跟南邊漢族人的做法一樣。呼倫貝爾的人，管他們這一類叫“南省蒙古”，他們有很多非常好的民歌，調子非常憂傷，我小時候也一直唱，以前只喜歡旋律，沒深究歌詞，突然有一天，發現歌裡唱的是：我們從南邊逃到北邊來，逃到興安嶺，發現這裡的人不種地、不吃鹹菜，好悲慘……後來父親家的親戚來我家吃飯，都譴責我母親，“肉本來可以炒著吃，你們為什麼總是燉著吃？”對遊牧蒙古人來說，肉是主食，就像漢地吃饅頭、米飯，你不能每天吃炸饅頭、炒飯，只有清淡的東西才能做主食，當肉是主食的時候，不能每天又烤又燒又炒……類似的衝突一直在我家發生。
行李：海拉爾這樣的城市也是特別有意思，這裡是呼倫貝爾盟的政府所在地，是城市，但從這裡出去，周圍數百里內，全是草原，再往北是森林，所以它又是牧民和林業工人的匯聚地。
納青：我小時候，海拉爾周邊還有很多牧區，當地對牧民有一種說法，“草地老懞古”，這是很不好聽的話，他們穿著蒙古袍進到城裡來，在城裡喝酒，喝多了就躺在街頭，這在漢地人看來是很不可思議的，覺得他們丟人、原始、粗野。但你從他們的角度考慮，他們一年四季在草原上放牧，偶爾進城來享受，可能掌握不了分寸，喝多了點酒，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行李：想象一下，那時海拉爾還不大，隔三岔五的街頭躺著一個喝醉了的牧民，很文學意像……
納青：我小學在漢校，一個班50個孩子，48個漢族學生，兩個蒙古學生。去漢族同學家玩的時候，他們父母說的話我們都不懂，因為在學校說普通話，但他們家裡都說方言，全是外地移民。而且漢族人養豬，海拉爾冬天很冷，所有東西都在室內操作，他們在家煮豬食，餵豬，滿屋都是那個味兒，我們就受不了。等到他們來我們家玩兒的時候，我們家就有羊肉味、黃油味，他們也受不了，覺得羶味兒重。
本來只是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但50個孩子裡，48個孩子家有豬食味，兩個孩子家有羊肉味，豬食味就很正常，而我們的羊肉味變成很異樣的存在。那時雖然沒什麼正面衝突，但互相都能感覺到那種奇怪的氛圍。
行李：你家裡有遊牧蒙古和農耕蒙古的衝突，學校有漢、蒙兩種生活方式的衝突，一個小孩子，從小就生活在這種差異中……
納青：在漢校時，什麼“老懞古”、“小蒙子蛋”，我們從小是被這樣叫的，所以心靈上有傷口，後來選擇研究蒙古草原，也是為了解開小時候的心結吧。
我一直想知道：遊牧蒙古族為什麼要遊牧？沒有任何人告訴我。對牧民來說，這是天經地義的，沒必要解釋。但漢族人會覺得這種方式很原始，很落後，因為書上講了，人類社會有幾個發展階段：原始社會—採摘—遊牧—農業—工業，是這樣逐級往上走的，骨子裡對遊牧有一種蔑視。
二戰期間，日本有一批年輕學者在張家口做研究。有一個學者叫梅棹忠夫，他很想知道蒙古人為什麼要遊牧，於是用半年時間，從張家口一直走到現在的二連浩特，從人類學、環境學、生態學的視角來研究，還把遊牧人家的所有工具、草原五畜（牛、綿羊、馬、駱駝、山羊），全都手繪了下來。回日本後寫了好幾本書。
行李：那段時間很多日本人在這一帶跑來跑去，還有江上波夫的《蒙古高原行記》，但關於遊牧的部分講得很簡單。梅棹忠夫的結論是什麼？
納青：他的大概意思是：我採訪所有的蒙古人，問他為什麼搬家，他會告訴你，我們是為了水草，為了牲畜的健康。但從日本人的角度，比如一個地方，昨天還有人家，那戶人家搬走以後，突然又有新的牧民搬到這裡來，所以這個理由不成立。最後他下的結論是：蒙古人遊牧，最初可能是為了水草和牲畜的健康，但在長達幾千年的遊牧過程中，已經失去了最初的目的，現在他們自己都不知道為什麼要遊牧，只是變成了一種慣性。
那本書做得很細，但他不懂蒙古語，沒法直接接觸蒙古人，只是看到表象，然後以點帶面，這是很大的問題，所以他基本沒有敲開蒙古人的心靈之門。
行李：然後你接著做研究？
納青：我做博士論文期間讀到梅棹忠夫的書，那時我已經在蒙古國做了五年調查，後來又做了兩個博士後，前前後後在蒙古做了14年實地考察。我們做生態學，必須用數據，而不是用感情說話，但根據我自己蒐集到的資料和數據，得出的結論和梅棹忠夫不一樣。
我心裡很糾結，因為梅棹在日本太有名了，他的著作是教科書級別的，我曾在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做博士後，那個博物館是以蒙古學為中心建起來的，創建人就是梅棹忠夫，而當時的上司，就是梅棹忠夫孫子輩的學生，所以也不敢隨便反駁。是不是我日語水平不夠好，把人家誤讀了？於是又讀了一遍，還是這個結論。最關鍵的問題是，在日本，所有對蒙古高原，對蒙古遊牧感興趣的人，都要讀他的書，所以誤導性非常大，直到我的論文被收入到Springer出版的書裡，心裡才踏實了，我該說的話已經說了。
行李：你的結論是什麼？
納青：草原上，氣候和降雨量都在劇烈的變動中，比如去年夏天非常美，但這麼美的時候，可能十年二十年只有一次。當降水量的變動係數（Coefficient of Variation）大於23%的時候，你就不能定居在一個地方，所以牧民必須要移動。這一點基本把蒙古高原的遊牧解釋透了。
行李：那些牧民雖然沒有講出來，但他們一定是基於過去漫長的經驗，才開始並堅持遊牧的。
納青：是的，他們很清楚。所以蒙古人是很柔軟的，做事情非常變通，因為他知道這個世界不是一成不變的，這是跟農耕民族最大的區別。農耕民族，到了一定時候，該下雨就得下雨，該播種就得播種，二十四節氣裡寫得很清楚。日本人也是，到了一定時候，再不種地就晚了，他們也是很嚴謹的遵守時間的固定規律。
行李：其實二十四節氣也是很區域性的規律，主要是黃河流域一帶的經驗，隨著經緯度和海拔的變化，二十四節氣也會相應變化。所以規律相對穩定的農耕地區，人也會相對刻板些？
納青：各有各的長處，一方水土一方人。我在蒙古國做調查時，沒有柏油路，全是沙石路或者草原路，在上面開嘎斯69車，雖然跑不快，但性能非常好，而且如果壞了，誰都能修，像自行車似的，但是回到日本，必須按一個按鈕，把自己調回豐田模式，可是如果在蒙古國開豐田，壞在路上，誰都修不起來。這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所有東西都是相對的。
日本人很刻板，但這個刻板很重要。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上學時都打工，有一個活兒，讓你挖一個坑，一米見方，挖完就給一萬日元。日本學生什麼都不問，挖了坑，拿上錢就走。但蒙古人和中國學生一定會問：“你用這個坑幹啥？”“種樹。”他就會告訴你：種樹的話得再挖深一點……他會盡量把自己的想法加進去，因為你跟自然相處的時候，必須柔軟的、變通的去應對自然，但一輛豐田車，讓你做一個零件，你按自己的想法做行嗎？那就完不成最終的組裝。有一個階段，日本的這些汽車零部件都在家庭工廠生產：我家就生產這個螺絲，誰都比不過我；你家就生產另一個部件，那個部件你做得最好……不同零件，不同人家，各有各的分工，都做得很到位，某種程度上，這就跟他們的刻板非常有關係。
行李：日本至今仍然走在世界經濟的前列，也許與此有關，他們文化裡很多這種看似很衝突的地方。
納青：一方面他們很開放，一方面又很保守。我1994年去日本，1995年第一次去東京，一個朋友請我吃飯，在一個很高的樓層上吃日料，我一看：全部在榻榻米上！那個對我衝擊太大了，這麼現代的社會，他們竟然在榻榻米上坐著吃飯！所以那時起，我開始反思蒙古人的東西，我們一直覺得漢族人是很先進的，就像50個學生，48人家裡養豬，就我們兩個家裡養羊的時候，他們都在無聲地告訴你：你是不好的。但是看到東京人都盤腿時，我才想，我們沒有什麼不對的，都是環境造就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別，也沒有先進、落後之說，誰能適應這個環境，誰能可持續的利用這個環境，就是好的。
行李：小時候的心結，要繞這麼遠才能解開。
納青：是。
<strong>春夏季節的蒙古草原。
2.
行李：今早從北京飛過來時，想當然的以為海拉爾距離北京很近，但其實要飛兩個多小時。以前也想當然的覺得蒙古國全在內蒙古北邊，但海拉爾的緯度和烏蘭巴托差不多。有年夏天，我們要從呼倫貝爾草原去錫林浩特的東烏珠穆沁草原，其實直線距離很近，但我們繞行了400多公里，因為中間隔著中、蒙國境線。某種程度上，這就像我們和蒙古國的關係，近在咫尺，但很多誤區，很多誤解，你在那裡14年，和我們講講蒙古國吧？
納青：我前天從蒙古國回來的時候，一下飛機，發現Google、Facebook、Twitter都用不了了，很不習慣。蒙古國的硬件沒有中國好，但軟件挺好的，也很開放。而且蒙古國是真正的遊牧國家，基本上大家都是遊牧出身，包括現在的總統，他的祖輩也是遊牧民。
行李：不受全球化影響嗎？
納青：受影響，但它的選擇跟日本很相近，日語裡有很多漢字，但它發展出了自己的日語體系。蒙古國很開放，它的全球化進程比內蒙要快很多，但有一點：大家的根還在那裡，我家就是遊牧出身，我早上就想吃羊肉。
蒙古國基本可以說只有一個城市，烏蘭巴托，其他的城市，對我們來說就像一個小村落。烏蘭巴托很歐化，普通老百姓基本都出去開過眼，去過歐洲、美國、日本、韓國，也來過中國，可是每家都有牧民親戚，烏蘭巴托周圍有很多蒙古包，開車出去，跑30分鐘就是大草原，往哪兒看都是草原。到了夏天，學校會有三個月的暑假，這時孩子們都要去牧區，去親屬家裡或者回自己家，要去放羊、擠奶，幫助幹一些活，這是在學校學不到的東西，所以他們都有對草原、對牲畜的親情，這個很重要。
行李：你是從蒙古國才開始真正瞭解遊牧文化的？
納青：我在海拉爾待到18歲，那時對遊牧生活其實是不瞭解的，我母親雖然來自遊牧地區，但她已經住到城裡來了。後來去了日本，又從日本直接去到蒙古國，去到烏蘭巴托，總是去鄉下采訪牧民時，才發現他們非常非常細膩，不是一般的細膩。比如吃飯的時候，如果你聲音大了，他不會直接說你，但會繞著圈子表示，和日本人很相近。
很多牧民都沒受過高等教育，但這是教養，不是教育。現在內蒙古大家受很好的教育，但教養方面放鬆得很厲害。蒙古人的家庭教養是很重要的，小時候，母親對我們很嚴厲，比如在屋裡不能吹口哨，不能躺著吃東西，吃東西的時候不能出聲，不能站在門檻上……各種清規戒律，很麻煩，但就是因為這樣，我去日本時才沒有覺得不適應，日本也是一個很細膩的社會，對環境很敏感，公共空間都很安靜，蒙古人也是這樣。
行李：你講到“蒙古人非常非常細膩”？如果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蒙古高原如此廣袤，他們為什麼這麼細膩？
納青：蒙古是粗礦和細膩兼備的，它的自然很粗獷，但他又具備應對劇烈變化的環境的細膩性和靈活性，你不能說我就喜歡這塊草原，我就在這兒待著。不行，你必須得移動。同時他又有自己相對穩定的小環境，比如那些牲畜，不管遊牧到哪兒，它們都跟著。他們一直跟牲畜打交道，牲畜是動物，是活的，有七情六慾，也許在我們看來沒有差別的牲畜，牧民連今天哪隻羊不高興了都清楚得很，他觀察得很細膩。現在我們咖啡館的孩子也是，牧民出身的孩子跟農耕地區的孩子完全不一樣，牧民的孩子，做事很到位，很細。
<strong>秋冬時節的蒙古草原。
3.
行李：你在日本待了21年？為什麼要回來？
納青：我家在這裡，父親在這裡，三年前，父親病重，我回來陪他走最後一程路，現在他走了，又有了咖啡館這攤事。
行李：咖啡館多磨人呀，為什麼要開個咖啡館呢！
納青：當初是為了打發時間，一邊照顧父親，一邊開了這家咖啡館。是很磨人，但就當它是一個交流平臺吧。就像剛才說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我是種水稻的，突然談起小麥，那我只能用種水稻的經驗來理解你的小麥，但其實只有種過小麥的人，才知道小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本土的存在很重要，但我們過去一直被代言，從蒙古人的心理來說，非常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但你自己又沒有表現的空間。
過去的幾十年裡，造就了很多偽蒙古的東西，包括旅遊行業，包括所謂的蒙餐，這也是很人類學的問題，蒙古人從來不說“殺”羊，只說“做羊”或者是“出羊”，“殺”是要回避的，用詞上很細膩。蒙古人做羊，是斷它的大動脈，這對牲畜的傷害最小。每年遊牧時，也要為去年吃的牲畜祈禱、慰靈。但現在那些做蒙餐的，全是抹脖子，做完羊，就扒完皮，滴著血，掛在街頭，這個真讓人受不了。南方人看到這樣的場景，會很自然地想：蒙古人真野蠻。遺憾的是，要像我這樣，能跟你沒有任何障礙的溝通時，我才能解釋自己。但這時的我，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行李：還是要離開本地，再回來，才會有對比、有觀察和反思。
納青：是。如果一直被代言，時間久了，本地人也會覺得，我們就是被代言的那個樣子。
行李：能聊聊你的父母親嗎？看到樓上有好些你父親的書。
納青：他自己寫書，也翻譯，一部分從日語裡翻譯過來，一部分從漢語裡翻譯過來，關於成吉思汗、忽必烈汗，還有類似《清代蒙古社會制度》、《蒙古帝國與西洋》、《匈奴帝國的末日》這一類書。我母親是歌手，唱長調的，你知道《吉祥三寶》吧？創作者布仁巴雅爾和烏日娜夫婦就是我母親的學生，課後經常來我們家玩。我母親說，草原來的孩子適合唱長調。烏日娜長調唱得非常棒，她是鄂溫克人，在草原上長大。
<strong>上圖中的著作是納青的父親寶音·德力格爾所著，下圖日本學者研究蒙古高原的著作。
行李：你父親去世的時候，他的下葬方式是？
納青：火葬。但後來我把他和我媽媽的骨灰一起灑在了草原上，正好我母親教的最後一個學生家有草場。蒙古人以前是開放式的風葬、鳥葬，完全自然的，現在人口多了，也不能那麼做。
行李：你們這還好，知道灑在了哪片草場上。漢族人重視祭祖，所以很看重祖先墳墓所在地。我們也問過布仁巴雅爾，他說蒙古人死後不留墳墓，至於去哪裡尋找祖先，他說牧民的經驗是，哪個方向能看到太陽出來，哪個方向能看到太陽落下，哪個地方視野遼闊，能看得很遠很遠，就一定是祖先墳墓所在。他們不會隨便埋葬。
納青：我在日本的大學裡承擔過《地球環境問題》的課程，有一節課以出葬講解乾旱地區“營養的循環”，我們的身體就是營養的集合，整個地球也可以看成是一個封閉的營養集合，我們是它的一部分，我死了以後，我的營養會轉到地球上的其他東西上。在南方，一片葉子落在地上，沒多久就腐化了，因為氣候溫暖潮溼，微生物活動劇烈，但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都是乾旱氣候，身體的營養很難自己回到自然裡去，所以這些地區有風葬、鳥葬、天葬、水葬、樹葬，有的甚至要把骨頭都要砸得碎碎的……這個過程很唯物主義，因為這些東西要回到自然裡，如果只是放在那裡，一時半會兒回不去，但循環得越快，自然的生產力越高，其實他們看得很透。
行李：生態學博士講出葬，果真很唯物。我們那年在內蒙古採訪，最大的感慨是，無論牧民還是學者，都很看重“生態”，雖然牧民從來不用“生態”這個詞，但其實生態意識已深入他的骨髓，甚至就是他的宗教。最讓我們震撼的是，有一個學者說，如果你從空中俯瞰，哪裡綠，哪裡就是扎過蒙古包的地方。哪裡光禿禿的，哪裡就是定居者的房子。想想看，有哪種文明的房子，能在搬走時不留一點痕跡，而且從不永久性地佔有任何一塊地方？假如草原人像我們一樣蓋房子，還有今天的草原嗎？
納青：蒙古高原這麼嚴酷、這麼脆弱的環境，在幾千年的遊牧中，沒有遭到破壞，最關鍵的是，他們有最基本的價值觀，有公共資源意識，因為自古以來，草原就不是任何某一個人的東西，不是私有化的。草原的哲學就是適度。但對定居民族來說，經營好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比維護好公共資源可能更重要。不過自從內蒙古的草原上有了網圍欄，蒙古人的價值觀也在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我的網圍欄裡你別碰，外面愛怎麼我不管。
行李：內蒙古的草原承包制，據說是受啟發於內地農村的土地承包制，1984年起開始推行，至今25年，足夠影響一代人了。你就生活在呼倫貝爾，卻要跑到蒙古國去做調查，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納青：對，很簡單，那裡還有真正的遊牧，這裡已經沒有了，全被網圍欄分開了。我父親的一個親戚，也是農耕蒙古，有一年來我家，他說，當地（遊牧）蒙古人沒有經營意識。他認為的經營意識，就是一畝三分地的經營意識，但其實當地牧民經營的，是整個生態系統的，從一畝三分地意識的人看來：你怎麼那麼傻呢？又不是你的地方！這其實是很遺憾的。
行李：作家張承志說，遊牧文明翻到了最後一頁。
納青：現在就做些回憶、整理性的工作吧。前一陣聽說，以前呼倫貝爾的巴爾虎牧民，冬天會有一次長途遷徙，從呼倫貝爾直接插到蒙古國，去蒙古國的東方省、蘇赫巴託省，再往南，一直回到現在錫林郭勒盟一帶，前後三個月，要搬30多次家。巴爾虎人是蒙古高原移動最頻繁的部族，所以他們的牲畜非常健康，免疫力和繁殖力也都非常強，現在也被困在網圍欄裡了。
行李：三個月搬30次家，這傳統到什麼時候沒有的？
納青：最後一次去蒙古國遊牧好像是1950年代，他們管這個叫“（雙程）移動60次的旅程”。過去的幾十年，是遊牧文化劇烈變動的幾十年，我想做一些記錄。整個呼盟，現在還以畜牧業為主的還有四個旗，新巴爾虎左旗、新巴爾虎右旗、陳巴爾虎旗、鄂溫克族自治旗，我想做這些牧民的口述史。像剛才說的，現在牧民已經把心靈的窗戶都關上了，想要敲開這扇窗，只有靠本土人。
行李：很期待，我們等著。最後一個問題，你喜歡草原上什麼季節？
納青：都喜歡，除了春天，但春天也必須得喜歡，對蒙古人來說，所有的羊、牛，都在這期間生產，大量小生靈降臨，天氣非常不穩定，所以很辛苦，但是充滿希望。每個季節的草原，顏色都不一樣，夏天是綠的，秋天是黃的，冬天是白的，春天可能是褐色和白色相交，都很好。
行李：還沒有看過春天的草原，希望下次來體驗下。中午了，我們去吃飯吧。
納青：我帶你去西蘇木吃吧，距離這裡30多公里，有個布里亞特蒙古人開的包子店。布里亞特蒙古人是100年前從西伯利亞遷來的，巴爾虎蒙古人是280年前從貝加爾湖遷過來的，其實他們是蒙古人的一個支系，巴爾虎來得早，布里亞特來得晚。布里亞特人進來時，帶著手搖縫紉機、奶油分離機——你剛才在我這裡吃的稀奶油，就是奶油分離機生產的，擠完鮮牛奶後，直接放在機器裡用手搖，按分子的大小，離心分離，蛋白質和脂肪能分開，對當時的蒙古人來說，這些都很先進。他們也帶來了打草文化，蒙古人以前不打草，他們認為打的草不是好草，在那兒堆著，不如帶著牲畜直接去吃，但布里亞特因為最初住在森林草原的環境裡，是半遊牧，所以他們要打草……你看，雖然外面統稱蒙古人，但其實內部有很多細化，你只要扎進去，就出不來了。
<strong>納青的故鄉，呼倫貝爾大草原，雖然已經不能像傳統時代那樣遊牧，但草原還在，草原精神還在，期待他從內部視角，做一部精彩的牧民口述史出來。攝影/韓旭
採訪：Daisy
照片提供：納青（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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