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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法治文化根植於上海灘的歷史文化底蘊之中，《法制日報》專門策劃並組織了這個系列報道。比如此前已經刊發的《上海楹聯第一村的法治張力》《故事大王黃震良的法治情懷》等，還有今天刊發的《百年愚園路的法治記憶》，今後還會有更多的選題和報道，請繼續關注。
今天的主角——百年愚園路可是大有故事，新中國首任最高院院長、司法部部長都曾在這裡居住和活動，如今卻潮得很，讓我們一起走進這條百年老路吧。
上海《長寧區地名志》有記：“1911年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填浜築路，以路東端常德路口著名園林‘愚園’命名。”這就是“愚園路”的來歷。
站在愚園路和定西路的交界口，向東望去，路不寬，全長2775米，東西橫跨長寧、靜安兩區。然而這條看似尋常的路上，卻坐落著大大小小約五十餘處歷史建築。
春光明媚，同行的霍白老先生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愚園路凡而不凡，它流淌著中國百年紅色歷史，更蘊藏著百年法治記憶。
悠長歲月
法治建設需要和平環境，而在爭取和平的道路上，愚園路經歷了百餘年的漫長鬥爭，它見證了一個個振奮人心的歷史瞬間，也見證了一個個純潔高尚的閃耀靈魂……
愚園路建成於1918年，但實際上，早在19世紀60年代，愚園路的開闢工程就已經啟動了。彼時公共租界尚未形成，英國殖民者佔據靜安區，為了便於運兵，英方要求清政府開闢一條道路，於是就選中了毗鄰蘇州河的這條小道，開始跨區築路。
一些人看中這裡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商業前景，便開始買地建房，這其中就包括康有為，以及美國著名企業家洛克菲勒。
當時的愚園路雖靠近租界，但並不在租界管轄範圍內，於是就出現了“華洋雜處”的特殊現象。“社會上的三教九流都可以在這裡走動。”霍白說，“同樣這也給社會各界愛國人士創造了交流、活動的有利環境。”
據文獻記載，孫中山先生曾經常到愚園路散步；中共第一、第二任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共產黨人周恩來和其他地下黨領導，以及民主人士杜重遠等都曾在愚園路上居住或活動過。
這其中，與愚園路淵源最深的，非杜重遠莫屬，他與愚園路的緣分延續了兩代人。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杜重遠居於愚園路1075號，並廣泛參與愛國運動，在這裡結識了周恩來。
儘管一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追殺，但他仍堅持艱苦卓絕的抗日活動，1937年，一直與張學良、楊虎城保持密切聯繫的杜重遠促成了西安事變。
“習仲勳曾這樣評價杜重遠，‘如果沒有他，西安事變很可能不會發生，共產黨的抗戰之路可能還會面臨更多的曲折’。 ”霍白告訴記者。
1944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趕赴新疆辦學的杜重遠死於反動軍閥手中，他的妻子侯御之和三個兒女也相繼被捕入獄。
侯御之，杜重遠的妻子，是一位不得不提的傳奇女子。她是中國第一位法學女博士，曾任教於北平燕京大學法學系及馮庸大學，撰寫了《刑法學》。抗戰時期，利用自己留學日本時，在日本上流社會積累的社會地位幫助丈夫杜重遠進行抗日活動。
杜重遠與侯御之合影
解放後，經歷了疾病折磨的侯御之和一兒兩女選擇回到愚園路，並一直居住在此地。如今，侯御之的兩個女兒都已是古稀老人了，但她們仍生活在這裡。
“杜重遠的兩個女兒後來一直致力於興辦實業，為的就是發揚父親‘實業救國’的理想。”霍白說，二人繼承了杜重遠的制瓷產業，為國家的建設做出了傑出貢獻。
正如霍白老先生介紹的，如今的和平穩定，正是像杜重遠和他家人這樣的有志之士和無產階級戰士在我黨帶領下共同開創的。
希望的種子
霍白也已年近古稀，一家三代在愚園路上住了70餘年。1946年，他的外公帶著一家人遷至尚未解放的愚園路，親歷了上海灘從動盪走向解放。
解放戰爭時期，愚園路是民主黨派的主要活動陣地，他們主要聚集在位於愚園路1352弄的聯安坊內。
聯安坊建於1926年，建築為典型的巴洛克風格，是獨立型的花園住宅，在解放前可以稱得上是愚園路西段的高級裡坊之一，但當時，這裡實際上是蔣介石“囚禁”民主黨派的場所。
鮮為人知的是，民主黨派歷史上非常重要的第四次全國幹部會議正是在這裡召開的。當時的民盟中央委員沈鈞儒、史良、張瀾等都曾在此地活動。
共產黨也在這裡與民主黨派秘密聯繫，共同參與對國民黨的鬥爭。
實際上，以沈鈞儒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其救國方向始終與共產黨相契合。1936年，作為民盟創始人之一的沈鈞儒在上海推動建立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即救國會，史良、張瀾等均是14名常務委員之一。
救國會倡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受到國民政府的打壓，發生了轟動一時的“七君子”事件。沈鈞儒等人因為得到全國人民和中共中央的支持，最終才得以釋放。
解放戰爭時期，沈鈞儒、民主黨派雖被“困”於聯安坊內，但仍然進行著秘密鬥爭。史良在其夫陸殿棟的幫助下，從國民黨手中營救了不少愛國人士和共產黨員。
解放前夕，在愛國人士的幫助下，沈鈞儒、張瀾、史良等民主黨派得到共產黨的營救，並於1949年前往北京，參加了開國大典。
中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照片
和平年代終於到來，以沈鈞儒、史良為代表的法學泰斗終於能在法治建設方面發揮作用了。
沈鈞儒曾在日本政法大學留學，是政法系科班出身；史良也曾是上海灘聲名鵲起的律師、法學家。建國後，沈鈞儒被任命為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長，在他的帶領下，建國初期的法制體系得以建立、完善。而史良則歷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等職務，在她的推動下，誕生了我國第一部《婚姻法》。
煥然新生
解放後，長寧區政府就設在了位於愚園路的聯安坊，隨後，中共長寧區委、區人大常委會以及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分局等紛紛入駐愚園路。
“為什麼政法機關都聚集在愚園路上呢？”記者有些好奇。
“具體的原因，沒有人去考證，也許是因為這條路有足夠深厚的歷史底蘊和法治記憶吧。”霍白笑著說。
長寧區的政法機關在愚園路辦公期間，創新了一系列可推廣可複製的全國經驗，為法治上海，甚至是法治中國建設貢獻力量，其中最為知名的便是未成年人的檢察和審判工作。
1984年，長寧區人民法院創建了中國大陸第一個少年法庭，兩年後，長寧檢察院成立了全國首個“少年起訴組”，也就是後來未成年人刑事檢察科的前身。
上世紀90年代，長寧區公檢法部門逐一搬遷，離開了愚園路，但這條路上的法治記憶是不可磨滅的，長寧區一直注重對法治文化的傳承。
近年來，長寧區政府致力於將愚園路打造成“法治一條街”，挖掘法治記憶，發揚法治精神。目前，一座法治記憶展館已在愚園路1075號順利落成，長寧區政府還將以展館為中心，打造愚園路法治文化核心區域，挖掘、收集、整理並展示一批愚園路上的法治人物、法治故事，讓更多人瞭解這條路上的法治文化。
除了開展法治人物尋蹤、法治故事講演等線上線下的文化活動，長寧區還將法治文化街區打造與街區依法治理相結合，引入“互聯網+法治”，探索在愚園路公共市集佈置多媒體法律諮詢系統，方便遊客及消費者進行法律諮詢、消費維權投訴等，讓百姓真正參與到法治的過程中。
與此同時，愚園路作為網紅街道，商戶對於法治文化推廣與法治建設的作用不容小覷，下一步，長寧區將通過法律服務大聯盟等形式為愚園商家提供法律服務；制定商戶法治公約，探索網紅等新興業態集聚街區的法治化管理，逐步發動街區商鋪成為法治文化建設主體。
道路兩旁的梧桐樹正值盛時，就如同百年愚園路的法治建設一樣煥發生機。如今我國已吹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號角，也即將迎來中華民族“兩個一百年”的偉大復興，愚園路和所有中國人民，必將再次親歷並見證這個偉大的新時代。
文字：《法制日報》記者餘東明 實習生 張若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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