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国内主要金融机构负责人在北京开会。席间某领导无意间问了一句，“在国内做金融最重要的是什么？”各金融机构负责人回答，“人才”、“创新”、“风控水平”。领导一笑，悠悠说道“难道不是牌照吗？”
毫无疑问，在改革开放之初，经历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金融是一个高度管制、受到抑制的行业。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拥有一家本地的金融机构，是区域发展获得资金的重要途径。
1988年，时任天津市主要领导上报中央，希望在本市组建地方区域性银行。彼时，央行总行的刘副行长表示同意，并提出“由香港的金城银行（或中银集团）与天津采取合资、参股的方式，建立一家新的金融机构”的意见。中国银行总行行长王德衍也认为“与中银集团合资为宜”。据亲历者回忆，当时已经将此银行取名为“中国长城银行”，但最终因国内《合资法》没有出台而中止。
自主发起设立银行不顺利，则就需要引入外资，而当时正好有一个难得的契机。
在经济学家周其仁看来，1990年代世界经济的两个“海平面”形成了巨大的落差。一个“海平面”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战后高速发展，资本显著过剩；另一个“海平面”就是新兴市场国家，苏联模式势微，中国、印度纷纷进行市场化改革，但苦于缺乏资本和技术。两个海平面巨大的落差，意味着巨大的动能和潜力，这也是继大航海时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背景。
1981年，南洋商业银行设立深圳分行，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外资行在国内设立的首家营业性机构，这也被看作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序幕。但在80年代，外资银行的经营范围被限定为对外资企业和境外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并且许多操作还要与内地合作银行来完成。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重要的一年。那一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动身南巡。当时的国内，针对改革的诸多争论、质疑声不断，但邓小平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讲话，勇敢地为改革开放大业护航。
也正是在1992年，渣打银行正式进入天津。1992年的10月份，渣打银行天津分行录用了6名本地员工，他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首批进入外资银行工作的天津人。
当时国内的金融开放也是竞争激烈，上海、天津和广州都在积极争取外资银行设立网点。比如，当年日本太阳神户三井银行天津代表处负责人山本周治，就该行是否能在天津设立分行多次与本市有关部门沟通。在一份内部《情况汇报》中披露，山本周治表达了三井银行总行对中国央行批准东京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在上海设分行感到震动，特别是对于日本第一劝业银行走在三井银行之前（在中国设立分行）“感到不平衡”。
但平心而论，1994年至2001年这段时间，只能算是外资银行在天津发展的起步期，当时国内对外资银行的主要需求，就是带来外汇资金，支持企业发展。因此，扩大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地域、业务范围是当时管理层的发力点，而对外资银行来说，寻找企业，健全网点是工作重心。
2002年，对天津金融行业来说，是另一个重要的年份。
这一年，人民银行行长调任天津市长。据说，新来的市长喜欢在每天上班途中让司机更换不同的路径，以便尽快熟悉天津的城市建设情况。无论他沿途中发现了什么，但他工作（解放北路附近）、居住（友谊路附近）的两个区域，都是天津的金融聚集区，只不过一个代表着过去，一个代表着现在。
新市长到任后，天津金融开放的步伐明显提速。
2003年，由世界500强英国标准人寿和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创立的恒安标准人寿成立。
2005年，渤海银行成立，天津终于有了一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银行是国内首家在发起设立阶段就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中资商业银行。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作为渤海银行的第二大股东，拥有19.99%的股权。
在这一阶段，天津引入的不仅仅是外资的资金，也包括金融管理模式。比如，在渤海银行成立初期，就按照渣打银行的模式，建立了矩阵式管理架构。
直到今天为止，中资银行的管理架构大多仍是“直线职能制”，各个等级严格分工，形成一条严格指挥链，也有人将之称为金字塔式性的管理。而矩阵式管理的初衷是想让管理“扁平化”，让银行的资源在管理者和职员之间更好的分配。
“我在入职时询问人力部门，我这个行长具体负责什么？”曾经的渣打银行天津分行行长私下告诉记者，“得到的答复是，你能做什么，就负责什么。”
毫无疑问，两种管理模式的碰撞会产生摩擦，但哪里不是这样呢？
从2005年至2011年，围绕天津滨海新区开放开放，天津金融做了很多工作，有成绩也有不足，但总结起来最重要的就是金融改革创新发展主体显著增加。直白一点，就是来天津的金融机构数量的显著增加。
据原天津金融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05年至2011年，天津本市金融机构由95家增加到844家，其中金融总部机构由16家增加到40家，包括7家银行、4家保险公司、7家证券和期货公司、3家金融租赁公司、2家信托公司、6家村镇银行和1家消费金融公司等，这还不包括众多信用评级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保理公司、小额外币兑换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等。
如果说，在国内开展金融活动的核心竞争力是“牌照”的话，天津已经将能集齐的“牌照”都拿到了。
过去3年国内金融行业的主基调是“去杠杆”和“控风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金融行业发展无疑是受到了影响。但站在当下这个时点，金融作为实体经济的血脉，不会永远停滞不前。
2019年5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对媒体表示，“金融管理部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持续推动银行业保险业对外开放。”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近期拟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
2019年5月6日，天津市政府下发《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若干措施的通知》，呼应了金融管理部门的开放新举措，具体内容是，“取消在津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国银行在津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在提交开业申请时一并申请人民币业务。支持在津设立外资保险公司，探索降低外资保险公司设立的限制条件。”
前不久，黄奇帆在复旦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新时代，国际贸易新格局、新趋势”的演讲中提到，在金融领域，目前国内开放度是很弱的。2000年，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的营业额占整个中国金融资产量、营业量、业务量超过4%。但到了2018年，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量，资产量占整个中国金融机构业务量资产量1.6%。
当然，这个缩小需要从两方面来解读：一方面说明近二十来年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发展不快；另外一方面说明国内各类金融机构成长飞快，即分母变大了，分子不动，比例也会缩小。
这种情况的问题在哪里，正如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所说，从全球经验看，绝大多数金融行业都是竞争性服务业。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引入外资银行，最开始期望引入资本，回头来看，国内商业银行从竞争中学到了很多内容，为我国金融业带来产品演变、市场建设、业务模式、管理经验等一系列变化。后又通过竞争性股改上市，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资产质量、公司治理等都有了较大提高。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对国内政策带来改革压力，包括会计准则、监管标准以及营改增等。”
简而言之，金融服务业是竞争性服务业，受益于对外开放，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
对天津的金融行业同样如此，我们耗费了大量的资源，集齐了国内金融行业最重要的龙珠（“牌照”），那么如何才能召唤出“神龙”呢？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引入竞争，激发我们本地金融机构的活力。
这其实也是金融供给侧改革所要求的。与传统产业供给侧改革“去产能”不同，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调结构”，即增加有效的金融供给，减少套利的金融供给。对应的政策无疑是支持能力强的，淘汰能力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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