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元勋彭德怀是一位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身经百战勇武睿智、谨慎果断、叱咤风云的军事领导才能，以及刚正不阿、正气凛然、光明磊落、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敢于同错误作斗争的铁骨铮铮硬汉子品质，而这里要讲的是他优秀品格里的另一面——严于律己而谦逊低调做人做事的故事。一位外国作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真正伟大的人是谦逊的，不求表现的；唯有庸俗的人，才拿孔雀的羽毛把自己装饰得富丽堂皇。彭德怀，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一生以“德”为重，身体力行，才让后人永远“怀”念他！
“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
参加革命后的彭德怀，作为我军一位带领千军万马的杰出统帅，其严于律己、公正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更加光彩无瑕。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英勇善战的用兵韬略和无畏精神，使他战功赫赫，功勋卓著，但他从不把胜利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总是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归功于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
长征快要结束之前，党中央在俄界开了一个会，成立了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陕甘支队的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
毛泽东带领第一纵队的人首先到了吴起镇，彭德怀带领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的人也后期到达。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来报，说后面的敌人一直追随着我们。马鸿逵的部队都是骑兵，情况非常危险。
毛泽东感觉到势态的严重性，以坚定的口气说道：一定要把敌人打退，而且要保护好我们的根据地。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前军的指战员，把马鸿逵的骑兵打败。红军在这次大战役以后就站住了脚跟，结束了敌人不断围剿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深有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言辞中肯、气势磅礴的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这首诗分明洋溢着毛泽东对彭德怀大将军的赞赏、钦佩与深厚友情。
彭德怀看了这首诗以后，脸上没有一丝的飘浮、骄傲的神色，还将其中的“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他说：“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
“我今天向你讲的，全都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和他亲自考虑的战役与战略部署。”
彭德怀的原则性和严肃而又谦虚的作风是出了名的。这一点，在延安时期就让许多人有了一定的领教，包括一些外国人士。
1945年底至1946年初，彭德怀住在延安枣园，有一位搞情报工作的苏联人（阿洛夫医生）要求同彭总谈话，想了解当时的军事形势。彭总没有拒绝，但前后几个月中谈了几次，每次只谈二三十分钟，使他不得要领，显然是应付。因为彭德怀只知道阿洛夫是医生，不知道他的其他身份。
后来，彭德怀知道了阿洛夫的确切身份。于是，彭德怀又主动把阿洛夫请了去，让他站在有标记的军用地图前，向他详细地阐述了敌我兵力的部署、战斗进展情况、预计的战役行动、未来的战略意图以及预期的战果等等。
正当阿洛夫满面笑容地想称赞、恭维并感谢彭总的时候，彭总却截住对方的话头说：“我今天向你讲的，全都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和他亲自考虑的战役与战略部署。我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获得的。好吧，再见！”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长崎、广岛以后，一些外国记者来到延安，总是要宣扬原子弹的威力；有人还借此说我们不能和国民党打仗，因为有原子弹的美国会帮助国民党。
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找到彭德怀，问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威力简直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
彭德怀以极其轻蔑的口气反问：“是吗？有这种事吗？不知道。”
那个傻记者没有领会彭总的意思，反而惊讶起来：“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彭德怀微笑道：“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你的愚蠢才是我真的不知道的、没有料想到的……”
“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947年5月，陕北三战三捷后，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地方干部说：“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
应当说，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如果没有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如果不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怎么能够仅以两万多人就把十倍之敌打得抱头鼠窜，丢盔卸甲呢？
但是，彭德怀却不同意这种讲法，他严肃地说：“不对，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部队指战员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何等的严于律己，公正磊落！
彭总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在座的将军们，又说：“根据目前敌人进展情况来看，敌人还未发觉我军的行动，敌人可能继续冒进。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敌人先我到达预定地区；二是我刚到敌人即来；三是在行进中遭遇。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有利于我造成从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各部队要以战斗姿态前进，随时准备包围歼敌。各军各师都要针对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定出战斗计划，争取初战必胜。”
谭启龙、邓华等朝他直点头。 彭总接着说：“入朝作战的头一仗很重要。打好了，我们可以站稳脚跟，稳定朝鲜北部战局，也给友军收容整训时间。”彭总对邓华说：“要给各部队打招呼，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命令什么时间到什么地点，必须严格执行。让插到什么部位，不可延误！我们基本的战术仍然是大胆迂回包围，穿插作战，断敌退路，歼灭深入袋形之敌。各部队都是老部队，对我军的战术是熟悉的，要求各部队都按照作战方案放胆深入。如果下面不太积极，指挥上布置得再好，有什么用？我就惦记着这个问题。”
邓华说：“彭总说得对，尤其是我军第一次出国作战，山多林密，道路不熟，这个问题必须强调，十分重要。”
彭总从会议室走出来，皱起眉头瞅了一下天空。天气阴沉沉的，雨中雾，雾中雨。奇怪，从平江起义到现在，多少次了，一打仗就遇到这种天气！但这种天气从来不影响我军的士气，倒是影响敌军的士气。他们怕艰苦，怕寒冷……
“叫车过来吧。”他看着手表，快一个半小时了，于是对走进来的杨凤安说。 杨凤安把车引过来，吉普车“突突突”地响着，催促着它的主人。 风裹着雨丝直扑人面，鸭绿江上笼罩着灰色的水雾。江水泛着土黄色，吐着白沫，翻滚着大大小小的浪花，奔腾着。
彭总双手抱拳，对送行的军政领导们说：“同志们，再见！”然后，他一个转身，跃进车内，叫道：“开车。”
汽车像下山猛虎似的，前后身子一颤，“突”地一声冲上了大桥。这是一辆“嘎斯69”，上面坐着4个人，除彭总外，还有杨凤安和两个警卫员。杨凤安几个人曾商量，准备给小车装布篷，因为冬天很快就到了。但是由于走得太急，来不及了。
汽车在暮色秋雨中缓缓驶过铁桥，在中、朝两国国土的分界线上，彭总示意停一停。车停下了，彭总回过头来，向身后的祖国大地深情地。
（摘自《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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