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诗是我的事业，做编辑同校对"金庸作品集"，是我的职业」。"明报"前副刊编辑蔡炎培，即是香港文坛重要诗人，也是查良镛的御用校对和编辑。
在"明报"28年，他形容前老板「一生谨慎」，喜怒不形于色，唯一见过他流泪，是最痛惜的儿子在美国自杀离世，那滴夺眶而出的眼泪，半世纪过去，仍忘不了。
对于这个倪匡形容为「一流朋友九流老板」的大作家，他就笑谓大侠崇尚多劳多得，但也有人情味的一面。老板知道他半生两袖清风，当年就主动出钱让他医眼。
在困乏多情的那些年，蔡炎培见证这个老板原来不太冷。身型高大，头戴米白色帽子，不说话时温文尔雅，一说话口沬横飞，
83岁蔡炎培，多届青年文学奖评审，香港中央图书馆备存他的诗作全集，年轻文青尊称他一句蔡爷，已故女作家林燕妮口中的蔡诗人，是罕有真性情的人。
记者邀请他接受访问谈故人，这个老诗人带来题为"望穿苍穹"的小诗，嚷着要送给查大侠：「金庸登仙羽化闷葫芦......」诗内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情态，带点戏谑却又妙趣横生，这个战前老人，在创作路上，到今日还是跳脱前卫又反叛。
「查生擅长无招胜有招，我就以怪招送他最后一程」。记者未及反应，眼前的老顽童已自顾自哈哈大笑。这便是蔡炎培，放浪任性，中文根底厚却又能俗能雅，83岁，仍热衷创作，不拘一格。
31岁走进"明报"，由助理编辑做起，一做28年，94年查良镛卖盘后引退，3个月后他亦离开工作近30年的第二个家。
这个家孕育他出版人生第一本诗集，多年来仍心存感激。只是"明报"出名人工低，入职时月薪280美元离职时一万四，近30年的青春，只及当时一个高级文员的收入。
「离开"明报"后，去"新报"办副刊，做4年先正式退休，是"新报"的头4年，人工等于的"明报"8年」但说罢他不忘补充：「钱不用很多，够生活基本就得」。
半生风流却又安贫乐道，晚年独居于蓝田公屋，手提电话也懒得用。他说有支笔有张纸让他写诗，已很满足。广州出生，香港成长，65年台湾中兴大学毕业回港，自少已爱文学爱写诗的蔡炎培，一度以写当时流行的「4毫子小说」维生。
「一共写了8本，两本原创，另外6本就改篇世界名著」。
5，60年代，没太多娱乐，追看小说是生活日常。那些年，志同道合的文学青年，共租小单位权充写作间谈文说艺。他与作家亦舒及西西是文友，与亦舒的前夫蔡浩泉，更是沙煲兄弟：「阿泉在"明报"美术部工作，他说副刊请助理编辑，就去见工」生活得再波希米亚都好，仍有成本，找一份稳定工作不容易，何况更是他喜欢的文字工作？
入职后第一份差事，是主理专栏「包教晓信箱」，为读者解答疑难杂症。「"明报"59年创刊，我66年入职，那个时候办公室还是在湾仔谢斐道，地方好细，全间报馆不够10个人，朱玫成日口袋里装个收音机，一路听一路抄稿」。
蔡炎培口中的朱玫，正是为查良镛生下四名子女的第二任妻子，也是"明报"的开荒牛，那是困乏多情的年代，生活艰苦，却孕育最多像蔡炎培一类醉心创作又不计较的文艺青年。「入职时人工280美元每月做满试用期加50元，但要校对乡土版五条字」。
客串"自由谈"一篇10美元写笑话一则稿费 1美元，当然还有校对"金庸作品集"，每月加200美元半世纪前的数字，他倒背如流，只因笔耕为业，一分一毫，挣来都不容易。
「太太怀第二胎，我对查生说薪金不够家用......查生说他会想想办法，不久即把正在筹备的"金庸作品集"给我校对。」
金庸武侠小说1955年年问世，当时主要于报刊连载，并定期印成单行本，70年代封笔后，金庸就着手把作品修订出版结集，实行肥水不流别人田。整个修订过程，历时达十年。
「那个时候做编辑要长期返夜班，凌晨两点先收工，宵夜后再开工，要工作到天光」。以报馆为家，儿子拉着爸爸说「好想你多点回家」，不再是肥皂剧的煽情对白，而是真实人生。
「那个天台走廊放了一张床，其实是块门板，上面放张竹席就在那里睡，睡醒后又继续工作」。生活尽管迫人，这个穷风流的诗人，却为床位改了个雅号，叫「迎风阁」。
「以前有所谓卡式录音带，我的儿子会录音给我，等我可以在这里听」。回想半世纪前的一件小事，这个八旬诗人还是一脸窝心
。重新修订工程浩大，金庸又要求高，他在"书剑恩仇录"初版的后记，就特别点名对负责校对的蔡炎培，排字领班陈栋及各位工友致谢，他这样写：「几乎每一句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常有「既感且愧之念」。
擅作诗用词精炼的蔡炎培回忆，金庸仔细删修内容，每个字词都很考究。他举例如在"书剑恩仇录"中，查大侠就将「汗毛「改成」寒毛」，将「剑拔弩张「改为」箭拔弩张」，一丝不苟。"明报"时代的金庸，一手办报纸，一手写小说，
蔡炎培说，查先生既是老板又是一代健笔，从无人敢改动他的文章，但当时的字房，就流传了一个「以下犯上」的故事，而「犯上者」正是他。
「那个时查先生每日撰写慨社论，亦指定由我做校对，通常健笔都有文气，我不会特别对照原文，有一回，社论见报后查生走过来问，问为什么会人改了这个题目，原来稿子插在稿插上，刚好把『世界性的大忧郁』的『大』字『插走』了，
我想了一想反问查先生：『世界性』还不够大吗？」老板闻言，不怒反笑就走回办公室，事后还私底下称赞他「文字根底不错」。
这些点滴，蔡炎培说，事隔半世纪，仍如昨天。事实上，由作品集到社论，要求极高的金庸，均指定蔡炎培最后校对，确保没有错字，「御用」之名不径而走。
对于这个倪匡口中的「一流朋友九流老板」，蔡炎培笑谓只视作报业经营者应有「量入为出」的谨慎作风，又透露金庸其实也有人情味的一面。
「有次新年，他招待班同事上山顶间屋玩，席间大家玩纸牌，我输了1200元。查良镛看了看我就说：「炎培的数入我的好了。 」
另又有次他右眼眼角膜脱落，私家医院索价4万元做手术，保险只够付一半，结果是「查先生出手包了另一半」
。时为1985年，他正为《金庸作品集》校订，因眼疾放了几个月病假，金庸亦从无责难。这个老板，没温馨细语，但在蔡老眼中，却也不太冷。
在明报28年，直率的蔡炎培形容前老板「一生谨慎」，喜怒不形于色，唯一见过他流泪，是最痛惜的大儿子在美国自杀离世。 「那个时候我出差回来，开口想慰问，他已经冲入去厕所…」
《明报》上下都不敢提，但翻开金庸在《倚天屠龙记》初版修订本的后记，他曾这样写：「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也太肤浅了，真实的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我还记得那时候还在灣仔，有个邵氏明星自殺，查生问有没写说明，结果期间有人怯怯回答他：好像写了，不过波叔（明周前总编辑雷炜坡，其时以笔名兼写明星专栏）好似写了给到《快报》出，
只见他不发一言回到自己的功夫台，但一对手就拳头到握紧张台…」回首那些年，蔡炎培笑说半世纪的故人记忆犹新，但很多事却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就像他笔下诗歌：只可意会，不便言传。 「其实朦朦胧胧也很美…」谁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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