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百年的日子裡，坐落於北京沙灘紅樓的“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迎來了它2002年開館以來最大的參觀量，奏響了自己新時代新的華彩樂章。
紅樓是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的鎮館之寶。
紅樓因北大而出名，而北大的名揚四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五四。紅樓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發源地，無可爭議；紅樓雖說不上是新文化運動的源頭，但它至少一度是運動的大本營、最重要的陣地。因蔡元培主政北大，奉行“兼容幷包，學術自由”的辦學宗旨，延聘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新派教授，在惡劣專制的大環境下，為新文化的研究宣傳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自由的小環境，新文化運動因此得以蓬勃發展。
五四百年，來紅樓緬懷，到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觀展，來對了地方。
百年五四，指的是五四愛國運動。作為文化運動的五四運動，則始於1915年陳獨秀創辦《青年》雜誌（第二期改名《新青年》），結束於1921年中共一大召開。其第一階段是思想啟蒙運動，高揚民主、科學兩面大旗，與封建主義思想體系徹底決裂；第二階段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
五四愛國運動始於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學生天安門集會，“外爭國權，內懲國賊”，要求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拒籤喪權辱國的巴黎和約，懲辦新日派賣國賊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結束於當年6月28日中國拒籤巴黎和約。
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是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一段重要歷史，一個重大事件。
運動的發生有其歷史必然。
1911年的辛亥革命趕跑了皇帝，推翻了“民之主”的統治，剩下的似乎應該是實行民主政治了。然而遺憾得很，鬧騰了幾年，中華民國除僅有一塊好聽的招牌，其他方面則依然故我，正如魯迅所描述的那樣：“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中國向何處去？又一次成為中國人心頭久久不能忘懷而苦苦思索的問題。
痛定思痛。以陳獨秀為代表的知識分子開始相信，中國問題的真解決，既不限於技術問題，也不單純是政治問題，而是更深層次的文化問題。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改造國民性”。
新文化運動，“為中國的社會思想放出有史以來絕未曾有的奇彩”，並由此開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徹底的文化革命。這場革命勢頭之兇猛，真像魯迅所言：“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密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它與封建主義思想體系徹底決裂，極大地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解放，喚起了人們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青年毛澤東的話，對此有著鮮活的反映：
正是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啟蒙，打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錮，帶來了思想大解放，才有了在聞聽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後的五四愛國運動發生；正是靠著這股子“幹”勁，新文化運動的“真的勇士”們便在短短的幾年時間中，就由禮讚法蘭西文明，轉而堅信馬列主義，並以他們為橋樑，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從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從此就煥然一新了！1919爆發的五四愛國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
五四新文化運動，使先進的中國人堅定地選擇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模式；延安整風運動，使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觀點為中國共產黨全黨所認可，從而確保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模式在中國的最終出現；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使國人知道了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從而將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模式最終在中國的成功，這是中國現當代史上的三次思想大解放運動，決非妄言！
紅樓的有名，還因其與一大批名人有著割不斷的勾聯。
胡適曾說過，北大的出名，要歸功於“三隻兔子”，即屬兔的三個人，大兔子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中兔子時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小兔子，則是年齡最小的北大名教授胡適之先生自己。紅樓當然是這“三隻兔子”重要的“一窟”。
毛澤東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 原本設在紅樓二樓的文科學長陳獨秀辦公室，為方便觀眾參觀，挪到一樓。屋內的辦公桌椅擺放照舊。
距離紅樓不遠，箭桿衚衕20號（原9號）即是當年陳獨秀租住的寓所，也是《新青年》雜誌編輯部，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常在此商討刊物的文章選題。
紅樓還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長期工作過的地方，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機緣巧合的是，也就是在此期間，1918年8月，毛澤東為組織湖南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之事來到北京。10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當上了北大圖書館的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刊，月薪8元。相對於當時北大教授每月二三百元的薪金，收入是少了點，但毛澤東還是滿意的，因為可以免費閱覽各種新出的書刊，可以結交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精神收穫很大。他參加了北大新聞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組織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同蔡元培、胡適進行了座談；結識了“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陳獨秀；認識了譚平山、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等後來頗為有名的人物，並與鄧中夏結下真誠的友誼；既在李大釗手下工作，大釗的言行自然對毛澤東產生重要的影響；還有，紅樓工作期間，毛澤東與楊開慧建立了戀愛關係。近20年之後，在陝北的窯洞裡，搖曳的燈光下，當著夫人賀子珍的面，毛澤東向斯諾娓娓講述：與開慧漫步故宮筒子河畔、北海皇家林苑，看潔白的梅花盛開，賞湖面垂柳枝頭懸掛的冰柱。
今天的紀念館還恢復了李大釗的辦公室、毛澤東工作過的閱覽室、學生的大教室。物因人而名，人去物在，睹物而思人。
在今日的北京和中國，紅樓說不上摩登和高大了。但在人們心中，紅樓所佔空間卻很大，分量依然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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