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難發生之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模式難免被打破了，村裡嬸子們往後的生活境遇也或好或壞。但不論怎樣，她們的選擇，不過是出於維持家庭的無奈。
配圖 |《麥子的蓋頭》劇照
2008年9月的一個週六，我家鄉的鄉鎮煤礦發生了一起重大事故，3名同村的長輩不幸遇難。
聽到消息時是在中午，起初大家都以為是井底小股出水，因為這樣的事此前時有發生。但後面隨之而來的消息，就越來越嚇人了。
到了下午，春紅嬸找來我家，希望我能陪她一起去礦上看看。
礦井坐落在與鎮子一山之隔的山坳裡，等我們趕到時，井口的四周都已經被紅白相間的隔離帶隔開了，不遠處停著兩輛警車，幾臺抽水泵嗡嗡響著，有不少附近的村民站在不遠處的山坡上往這邊張望。
父親曾給我講過，礦上往年發生過好幾次井底冒水、塌方之類的事故，偶爾也會死一兩個人，每次都是礦老闆拿錢私了，外界一概不知。
可這次似乎要嚴重得多，礦上此刻已亂作一團，四處都是穿著井服急匆匆往外奔跑的礦工，還有推著抽水泵、抱著管子朝礦裡湧的救護人員。我們還沒走近，春紅嬸的臉色就越發蒼白了，額頭上附著一層冷汗，如果不是我和其他嬸子們攙扶著，似乎馬上就要癱倒在地上了。
我們跟著嘈雜的人群、沿著井口平臺的斜坡繼續往下走，大概走了兩三百米，才看見有人群聚集在出井口的兩側，他們臉上的神情我看不仔細，可是大聲呼喊、嗚咽的聲音，卻清晰地傳來，一聲聲錘擊在我胸口。
春紅嬸腳軟到接近癱倒，幾乎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在了我的手臂上。又走近了些，我們才看清楚：十多個與春紅嬸年紀相仿的女人們，或是跪著，或是被人攙扶著，或是依牆靠著，撕心裂肺地呼喊著自己丈夫的名字。
忽然，春紅嬸不知從哪爆發出來的力氣，一下掙脫了我，不管不顧地向著出井口衝過去，工作人員趕忙拉住了她。
抽水泵不間斷作業，積水變得很淺了，建國叔、保子叔和志民叔的屍體這才在靠近出井口的地方被發現，因為被井水泡過的緣故，屍身都有些不同程度的發白、浮腫，指甲縫裡都滲著血。與他們相熟曠工在我們身邊議論說：“他們幾個最可惜了——跑的快的都出來了，慢的都還在井底，水深，這會兒也沒法去找人——就他們，只差這幾步，都跑到這兒了，被樑上掉下來的木頭壓住了，唉！”
春紅嬸徹底崩潰了。
聽爸爸說，起初，礦老闆怕他們三家人聚在一起“獅子大開口”，就在縣裡找了一個賓館，分開來談賠償，還把嬸子們的手機都沒收了，找人專門看著，不簽字就不放人出去。礦老闆打算給每家賠18萬，並且騙每個嬸子時都說：“給她們兩家的都是16萬，看你不容易，這才好心添了2萬，人都沒了，你這樣僵著，也沒好結果，浪費的也是你時間，不如拿著錢利索簽了。”
嬸子們都嫌少，就這樣彼此拖著。拖了一段時間，礦老闆堅持不下去了——畢竟這場礦難死了30多個人，若是拿不到所有家屬的和解書，被公訴後，他怕是下半輩子都要在牢裡待著了。
等賠償價格談到25萬後，鳳鈴嬸第一個在和解書上籤了字，礦老闆見此，便把賠償的價格定死在25萬。春紅嬸看再熬著也沒什麼用了，只好也簽了字，只是喜玲嬸還硬挺著，也不鬧，也不簽字，礦老闆只好給她單獨加了2萬。
礦難過去十餘年了，嬸子們後來的生活境遇也或好或壞。但不論怎樣，她們當初的選擇，大多也是出於維持家庭的無奈。
“我憑什麼喊他爸？”
母親原與春紅嬸在一個村，先後嫁來了這裡，兩家一直都走得挺近。
春紅嬸的老公建國叔幹活是一把好手。千禧年初，小煤窯沒人查，建國叔在那裡一個月上滿班賺的錢不比有體面工作的人少，每次一開工資，除了買條散花煙以外，其餘的錢都盡數上交給了春紅嬸，其餘什麼閒心也不操。
母親偶爾會開他的玩笑：“自己不偷摸存倆，以後想再拿出來可就難了啊。”
建國叔也不反駁，只笑著說：“她還能拿出來給外面花？還不是用在孩子身上。”
春紅嬸是個很會過日子的人，錢抓在手裡，一點點摳著花，外人總說她小氣，春紅嬸也不放在心上：“讓他們說，看能不能眼氣死他們。”
我父母那時經常置氣，春紅嬸總來勸，每次來，都會搬個凳子坐在一邊，等我母親氣消得差不多，才開始說：“你說這有啥可氣的，他們在外面賺點錢也不容易，沒白沒夜地在地下拱來拱去，只要心裡有這個家，在外面不胡來，能按月帶錢回來，咱們還有啥看不開的？過日子圖個和氣，鬧來鬧去，平白讓外人看笑話。”
春紅嬸走後，母親也會無不羨慕地說：“你爸要能有你叔的好脾氣，咋還能吵起來。”
那些年，建國叔在外扒嚓著，春紅嬸在家幫襯著，日子當真過得越來越像樣了，打了地基，建了房子，孩子們也健康成長。兩人滿心想著的，都是把這個家操持得再紅火些，可惜天不遂人願。
那天，一群人在井口，死命攔著不讓春紅嬸進，同在現場的二伯也訓斥我“淨添亂”。等春紅嬸好不容易才回過勁兒來，她也不再硬闖，只是拭去眼角的淚水，對自家二哥說道：“我跟他過了十幾年，也一直想著這輩子就跟這個男人過，可是今天他走了，留下我和孩子，我連最後看他一眼都不行嗎？”
這一席話，周圍所有人都很動容。
在幾個大娘的陪伴下，春紅嬸還是下到井口去看了一眼，一行人很快就回來了，春紅嬸一上來就蜷縮在地上，靜靜地埋著頭，好久都沒發出聲音。
良久，她才發出一聲聲壓抑的哽咽。
建國叔死後，留下兩個孩子，大兒子東東13歲，小女兒剛滿3歲。雖說25萬在當時來說也算很大一筆錢了，可總出不進，再多，也遲早會有用完的一天。所以和春紅嬸走得近的人，包括我母親在內，都或多或少地提過幾嘴，勸她再找一個男人。
“為了孩子，我就算難死，也要守著這邊過。”春紅嬸的態度一直非常堅決，“再說了，就算我願意改嫁，誰知道他是圖我錢，還是真心想跟我過日子？孩子都這麼大了，不是親生的，我累就累點，不去受那冤枉氣。”
春紅嬸把話說這麼直白，母親心裡也理解，畢竟再找一個，想著的也不過是有個相互幫襯的人，要是都藏著小心思，那就是純粹找氣受了。
過年前，春紅嬸的親哥來看她，瞧她又當爹又當媽，做飯挑水忙裡忙外，便又苦口婆心地勸道：“你才35，又不是五六十，孩子又這麼小，再說沒有個外面人，像個家嗎？地誰來種？你真指望賠的那錢能過到老？”
春紅嬸低著頭不吭聲，伸手整了整懷裡女兒的衣服，將手裡剝好的瓜子仁遞進孩子的嘴裡。她哥示意母親幫個腔，母親也接過話頭：“要不大家都幫著尋摸下，咱不圖別的，找一個老實靠譜的就行，你看咋樣？”
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勸個不停，許是被纏得煩了，春紅嬸終於鬆了口，生硬硬地拋出一句：“再找一個也行，他不能帶（有）孩子。”
在我老家農村，“光棍”本就是一個丟人的詞，林小孬就是這麼個不尷不尬的身份，一頂“男，35歲未婚”的帽子，在我們那兒就足以將他踩在地上。但有兩點大家是可以確定的：第一，他窮；第二，他確實很老實。
林小孬成了春紅嬸家新的男主人，這不過是他往後的10年裡所需要履行的一項義務——但不會享有什麼權利——2009年5月，在林小孬“倒插門”的第一天，春紅嬸就與他約法四章：工資必須上交；不可以要孩子；不可以資助老家人；不可以遊手好閒。
對於這幾條，我父親是很嗤之以鼻的：“一個大男人，她說啥就是啥？這種活法，還不給窩囊死。”但大多時候，林小孬只是笑笑，也不反駁，偶爾會重重地吸幾口煙，再吐出來。等又過了些年，他的歲數慢慢上來，腰慢慢塌下去，再來我家的時候，父親也就不說那些話了，只是給他遞煙。
這些年，在以一連串“不可以”為基調的家庭關係下，林小孬所能做的，也就是“服從”了。
2009年前後，鎮上的小煤窯全被填上了，國營礦沒關係進不去，男人們只能外出務工。沒有技術、沒有文憑，跑工地是沒辦法的事。父親說，林小孬剛來村裡半個月後，就被春紅嬸催著出去賺錢，第一站去的鞏義一個礦場，幹了3年。他每年出去打工10個月，7月回家住一個月，2月再回家住一個月。2009年年底，春紅嬸直接沒收了他的工資卡——因為礦廠是管飯的，嬸子每個月只給他100元的煙錢，不夠花時，只能張嘴借。
“累成這個熊樣，賺錢給別人養孩子，圖個啥？”有天，父親實在忍不住問他，林小孬思索了半天，也沒說出個所以然來，最後，只能撓了撓頭，憨厚地自語道：“總歸咱也是有人惦記的人了。”
父親後來說，春紅嬸究竟惦不惦記他，還真不好說。
等到了2012年，礦廠效益不好，老闆天天開會喊著“共度時艱”，說到底，就是“錢先不發，活你還得先幹著”。卡里見不到錢，林小孬人還沒回去，春紅嬸就在電話裡訓他，用父親的話來形容，就是：“你媽要是敢和我這麼講話，這日子就不用過了。”
這一年林小孬一回村，春紅嬸就開始吵，埋怨他賺不來錢：“光吃白飯，可別給我進這個家門。”
“我又不是賺不到，這3年，我賺的錢，不說十萬，七八萬總是有的。錢上交不是事，但你得給我生個孩子。”大家都數不清這些年來，林小孬是第幾次提出這個要求了。
“兩個孩子不是你的孩子？自己心跟針眼一樣小，還埋怨別人不給你生，要給你生也行，奶粉錢、從小學到大學的花費、將來的彩禮錢、房子錢，不多說，就50萬，你現在給我拿出來，我就給你生一個。”
母親給我轉述上面這些話時，還笑著說：“你春紅嬸這都是說氣話呢，就算小孬拿出來50萬，都那個年紀了，她還會再生？”
可在林小孬看來，這話卻成了他努力的方向，他當真了。
翻過年，林小孬經人介紹去了西寧，輾轉一個又一個工地，學會了砌磚、粉刷等一眾活計，後來，我在春紅嬸家偶然看到一個已經破損的筆記本，裡面密密麻麻地寫著：
2012年8月，出工24天，收入3672，煙錢被褥共支出217，23號未戴安全帽罰款50；
2012年9月，下雨太多，出工15天，收入1763，工頭請吃飯，買酒36，煙錢75；
2012年10月，出工29天，收入4388，和坡子吃飯，花費96，煙錢112……
這些瑣碎的賬目寫滿了6頁泛黃汙漬的紙，直到2017年。
2017年7月，我在春紅嬸家門口看見了林小孬，那時候，他剛從工地的腳手架上摔下來，骨折的腿還打著石膏，模樣老了很多。我提高音量，喊了一聲“叔”，他看著我，應是許久沒見，竟沒認出來。我報出自己的名字，他才恍然大悟道：“回來了呀，東東在家，要不要來屋裡玩？”
我推辭了。回來的路上，我想起此前有次和東東聊起他的“新爸爸”，東東開口就是：“我憑什麼喊他爸？！”看著那理直氣壯的表情，我滿心湧起的都是寒意。
去年中秋節我又回老家了一趟，提了點東西，想和春紅嬸聊一聊這些年的經歷。
知道我的來意後，春紅嬸倒也坦然：“凡事都有個比較，咱都是人，和他過了這麼些年，說沒有一點感情那是假的，可和孩子們比起來，到底是孩子更親點。我給他再生一個不難，可拿什麼養？就憑他一個月3000多的工資？女孩還好，要是男孩呢？你叔去後這些年，我就沒動過賠的那錢，還不是想著東東要是有出息，在外面過一家，我就給他添點，要是過不成，回咱老家，拿這錢也能在縣裡給他買個房子，好娶個媳婦，我就是這點心思……”
“那小孬叔呢？”
“他？我倆就湊合著過吧，不是你叔去的早，誰願意這樣……”
嬸子說著說著就動了情，彷彿要把這些年心裡的委屈都要傾訴出來，我不好多問，放下月餅就出來了。
建國叔走了十餘年了，春紅嬸心裡還是一直惦記著他的。
去年東東大專畢業，春紅嬸託人在電廠給他找了份工作，又拿出10萬在縣城給他付了首付。建國叔拿命換的錢，春紅嬸沒有在自己身上多花過一分，全用在了他留下的孩子身上。
可林小孬呢？回想當初，他又會不會後悔呢。往後的事，又有誰知道呢？
“本來就是想給孩子找個依靠”
保子叔家的曉圓是我妹妹的同學，在家排行老二，還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因為當年是最後一個籤和解協議的，她的母親喜玲嬸比其他幾家都多拿了2萬元。
出事的當天，春紅嬸本想喊喜玲嬸一起過去的，我們去她家喊了門，春紅嬸對她講：“鎮上都傳礦上瓦斯爆炸，井底下正在冒水，我心裡總覺得不踏實，你要不要一塊過去看看？”
喜玲嬸比我們想象的要平靜得多，沒拒絕，也沒同意，只是沒好氣地回道：“沒影兒的事，別聽他們瞎傳，這個礦開了這麼多年，不也沒出什麼大事。”
等她轉身回了屋，春紅嬸小聲嘟囔了句：“咋是這麼個沒心腸的人，自家人這個點還沒回來，也不知道惦記。”
認識喜玲嬸這些年，她一直都是這樣，從來都不怎麼與村裡人來往。母親說：“早些年，她總是因為一些分田、修路的事與旁人吵架，漸漸的大家都不願意搭理她了。”
倒是她丈夫保子叔為人熱心和善，記得有一次下大雨，我家屋後的排水溝堵了，我和母親兩人冒著大雨在那裡清理，保子叔路過看到，二話沒說就跳下來，又是挖、又是運。
可保子叔性子這麼好的人，跟喜玲嬸的日子過得也不消停。從小我就經常聽到他倆吵架，尤其是晚上9點以後，又是摔碗又是砸門的。後他們吵得沒那麼頻繁了，倒不是和好如初了，而是不太在一個屋簷下待了。礦難前的那幾年，我常看到保子叔在我家院子裡坐著，不是在看人打牌，就是和人拍話，遇上飯點，我母親就給他端一碗。
沒外人的時候，母親也會勸他：“都多大歲數了，也不是剛結婚，磕磕絆絆這麼多年都過來了，喜玲她就是這麼個人，不看她的面子，還能不想想孩子嗎？”
“不是想著孩子沒媽受罪，我早就不想和她過了。”
“這是什麼話，不過還能離了咋著？你看看咱鄉下這麼多年，有聽說過誰離婚的嗎？”
聽我母親語氣不太好，保子叔也很是無奈：“誰想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和她又吵又鬧的，當初要男孩的是她，現在嫌孩子多費錢的也是她，我一個月30天累死累活不歇班，不就是想多賺點錢養活這個家？這倒也成了我的錯，又來埋怨我不做家務、不打理莊稼，有時候想想，這日子過得是真的一點意思都沒。”
保子叔講完，用手拍了拍落在大腿上的菸灰，手裡的煙已經熄滅，他沒有再點，丟在地上，用腳擰了幾圈，轉身走了。
本想著等孩子再大點，喜玲嬸的脾氣能不這樣衝，可惜保子叔沒等到這一天。
保子叔出事後喜玲嬸就搬走了，在鎮上租了兩間房子，一間用作她和3個孩子睡覺，一間開了個理髮店。母親念舊，總是讓我去她家剪頭髮，可喜玲嬸的技術實在讓人不敢恭維，我去過一次就不再去了。倒是不少上了年紀的男人喜歡讓喜玲嬸剪，便宜，每次4元，客人不多的時候，還會免費淨面。
沒過多久，喜玲嬸就好像變了個人似的，打扮得很整潔，兩側的髮梢收拾得一絲不苟，人也變得熱情起來。見我們來，放下手中的活計迎上來寒暄：“姐，送孩子上學呀。”
母親也會連忙應承著：“這不是來看看你。”
“嗨，還不是老樣子，從我家外面人去了之後，這一天天的，哪有閒的時候。”
喜玲嬸的改變，大體就是從王建民出現後開始的。
王建民是她的熟客，“熟”的程度早就超出了正常頭髮的生長週期——王建民習慣在每週六的上午來，像回家一樣自然，躺在椅子上，有時剪髮，有時剃鬚，更多的時候是後者。王建民那時給喜玲嬸說，自己決定辭掉工作。當然，我母親很快就告訴喜玲嬸，從未聽說過王建民有什麼正經工作。
我有限地見過王建民幾次，單從長相和派頭來說，王建民的確有種暴發戶的味道：泛著啞光的劣質皮鞋、一個褶子都沒有的廉價西裝、牛皮腰帶上還有金光閃閃的皮帶扣。喜玲嬸一直都默默注視著王建民的各種表現，也會拿出不同於其他顧客的溫柔對他，和他開些嘴上的玩笑，讓他佔點手上的便宜。
又過了一段時間，母親就告訴我：喜玲嬸嫁給王建民了。
結婚後，王建民將喜玲嬸隔壁的房子也租了下來，從中間打通成一間，學城裡趕時髦，招了一個小年輕，成立了個“造型工作室”，他對外負責店裡的事，喜玲嬸只管照看孩子和做飯。
除了理髮店外，王建民也會到處折騰著賺錢，開過涼菜攤，也賣過童裝，可不知道是王建民確實不會做生意，還是真的倒黴，總是賠，一賠兩人就吵。那段時間，每次喜玲嬸回村裡，都會被母親留下吃飯，我們全家人都得聽她絮叨個不停。
有一次，喜玲嬸和王建民直接就在我家院子裡吵了起來。
“為啥不能把家裡的錢拿出8萬來辦個養豬場？”王建民問。那年村裡有人養豬賺了錢，王建民大概也動了心思。
“什麼家裡的錢？”
“就是賠的那筆。”
“那錢是你能過問的嗎？那是孩子他爸拿命換的，將來供勝利上學娶媳婦，怎麼能拿給你？”
“咱們不是一家人嗎？再說我又不是白要，賺了錢還不是給你和孩子花。”
“賠了怎麼辦？你還？”
喜玲嬸此話一出，王建民就愣住了，到底是個男人，要臉面，他臉色一沉，轉身就走了。
我母親上前安慰：“一家人有啥好在外面吵的，讓人看笑話不是……”
喜玲嬸大概也在氣頭上，手一推：“看笑話？這臉早就丟盡了，他爸去後，家裡地裡的事，誰搭過一把手？不說別人，就是幾個叔伯兄弟，誰有來幫過？要是有別的辦法，我會願意再嫁？還嫁給他？”
聽她越說越激動，母親連忙將她往屋裡拉——這話讓人聽了太刺耳，好似便宜佔完，就要把人一腳踢開似的。
旁邊的鄰居們也看不下去了，議論紛紛：
“又沒人逼著她嫁，說到底還不是看上王建民手裡的錢。”
“就是，這兩年花的用的、還有做生意賠的，都是王建民自己的錢，想來現在王建民手裡錢沒了，她自己又一毛不拔，能不吵嘛！”
可吵歸吵，日子還是要過的。只是往後，王建民就很少回來了，自己在外面賺點自己花，逢年過節或是在外面待膩了，才會買點東西回來住一段時間，也會給喜玲嬸留些錢。
2016年清明，王建民回老家給父母上墳，一去就再沒回來——聽說是突然小腦出血，被老家的表哥和女兒送到醫院搶救，命是救了回來，只是右側手腳癱了。消息傳了回來，喜玲嬸依舊反應平淡，還是繼續做著理髮店的生意，那神情，一如2008年礦上出事時我們去她家看到的樣子。
母親私下給我說：“你喜玲嬸要是有心，就帶點東西去看看，再送點錢，表表心意也就是了。但若是真的裝作不知道，不管不問，誰還能逼她……”
可一個多月過去，喜玲嬸還是一直待在鎮上，一切如往常般。
母親不再讓我去她那裡剪髮了。
王建民出事後兩個月，聽說有人來到鎮上理髮店裡鬧，喊著“要拿回屬於她父親的一份”，這種事傳得很快，大家都說，鬧事的是王建民在老家的女兒，正在讀大學，王建民出事後，她聽父親說起這些年的事，就想過來看能不能要點錢，好繼續給她父親看病。
“結果呢？喜玲嬸給了沒？”
“她咋會給？”說完，母親嘆了一聲，“你嬸子原先可不是這個樣子呀，現在咋變得這麼沒有人情味。”
母親的疑惑，我直到去年才有了答案。
6月中旬高考後，不知道喜玲嬸從哪得知我的電話，打電話來說：“曉圓文科考了571，能報鄭州大學不？”
我答覆她：“應該是不能。”
她又問：“河南大學呢？”
我按照往年的錄取情況，又告訴她：“有點虧，要不找個省外的一本吧。”
她聽完略顯失落地“哦”了一聲。
趁著這個機會，也是隔著電話，我才好意思開口問：“嬸子，那事現在怎麼樣？”
“你是問王建民吧？”她問。
我連忙“嗯”了一聲。
喜玲嬸像是自語、又像是解釋一般說：“我知道你們心裡咋想的，這兩年你沒看我都不怎麼回去……當初嫁給王建民也不是什麼感情，就是想著他條件不錯，能給孩子找個依靠，現在他病成這個樣子，我能怎麼辦？把他帶回來伺候著？本來孩子們都沒了父親，我總不能再給他們找個拖累啊，再說，我又沒和他扯證。”
她這個說法，我無從反駁，本打算敷衍幾句就把電話掛了，還沒來得及，喜玲嬸又央我幫忙留意一下省外有沒有什麼合適的大學，我只能說好。
想來喜玲嬸和保子叔吵了半輩子，保子叔人走了之後，我沒見過喜玲嬸哭，母親說她也沒見過。喜玲嬸的日子還是如往常一樣，圍著兒子轉。她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沒人知道。她把小兒子寵得一塌糊塗，對兩個女兒卻不管不顧。當初大女兒沒考上大學想讀大專，她不願意繼續供，大女兒只好自己南下去打工。
“你說她是怎麼當母親的，自己女兒在外漂泊，不管不問不說，就知道每月讓姑娘往家裡打錢。”母親每次聊起她家，都唉聲嘆氣。
我想起過去保子叔還在的時候，下班不管多累，總會抱著最疼愛的大女兒來我家。若他泉下有知，不知會怎麼想。
“都已經是再婚了，三婚傳出去不好聽吧”
鳳鈴嬸是我母親的好姐妹，小時候我常見她搬個小凳子，坐在我家的院子裡和母親笑著聊天。鳳鈴嬸很胖，大笑的時候肚子上的肉一顫一顫的。
不過我父親卻不喜歡她：“你鳳鈴嬸真的要懶死，每次來咱家，總是端個碗，拿把麵條，喊‘愛霞姐趁趁鍋，下把麵條吃’。”不過，就算知道我父親嫌她，鳳鈴嬸也不放在心上，依舊準時踏著飯點來我家。
大家都說，鳳鈴嬸是被她老公志民叔寵壞的。
志民叔在家排行老五，上面四個哥哥，下面一個妹妹，家裡窮得叮噹響，分家的時候只分得兩間石頭砌的舊房子。早些年，志民叔是靠十幾歲當木匠學徒幹到現在的好手藝和四鄰八舍都誇讚的好名聲，把鳳鈴嬸娶回了家。父親說，他倆的酒席就擺在石頭房子前面，孃家過來的人臉色都不好看。
許是覺得有虧欠，婚後志民叔儘管嘴上不說，可家裡家外從沒讓鳳鈴嬸受過半點委屈。在我們老家，男方打工掙錢，女方帶孩子做飯、打理田地，是每家常見的角色分工，可在鳳鈴嬸那裡，就連最基本的做飯，也是能去熟人家蹭就絕不會自己動手。志民叔常常下了一天井回到家還要給自己做口飯吃。
這在外人看來是不可理解的，志民叔母親氣得說：“把這種媳婦娶回來，幹啥嘞？”
可志民叔卻從來不計較，該下井下井，該做飯做飯。
1994年，兩人的大兒子出生了，志民叔對鳳鈴嬸更加疼愛了。鳳鈴嬸坐月子的時候，志民叔專門請假在家守著。往後十幾年，這種疼愛一成未變，就在志民叔出事前幾天，還在四處打量著看有沒有合適的踏板車，要給鳳鈴嬸買一輛代步用——因為他心疼鳳鈴嬸每天步行往返鎮上，給小女兒送飯。
志民叔走後還沒有一個月，就有人登門給鳳玲嬸說人家，母親那時很是氣憤：“若是換作我，能用掃帚把人趕出去。可她呀，也是個不長心眼的人，也不想想，帶著兩個孩子，自己又不是長得多排場，人家若不是圖她手裡的錢，能上趕子來找她？再說了，來跟她說的人家也不是什麼善茬，那男人就沒正經上過幾天班，整天不知道幹些什麼，你說這種人家，嫁過去不被欺負死？還連累倆孩子也跟著受委屈。”
“那幹嘛嬸子還同意？”
“還不是人家會說會哄，若論這點，三個志民叔都頂不上人家一個。”
得了賠償後，答應了婚事的鳳鈴嬸很快就把房子以3萬塊的價格賣給了自己孃家親戚，帶著一兒一女離開了村子。事故發生的時候，志民叔家的新房子還沒蓋完，外面院牆還沒有圈上。那時候大家都說，如果志民叔還在的話，一定不會同意她這樣做的。
5個月後，鳳玲嬸和那個男人擺了酒，就算是再婚了。
鳳鈴嬸走後兩年多，村裡就有人開始議論，說鳳鈴嬸“是個敗家娘們，自己男人拿命換的錢給別的男人，讓人家花”，花了3萬塊給那男人買了輛小麵包車。
母親告訴我，鳳鈴嬸嫁到那邊後，日子其實過得很艱難，“那男人央媒人來說親的時候，拍著胸脯保證自己未婚單身，也沒孩子，可你嬸子一到人家，就給人當了後媽，這還不算，時間久了才發現，那男人跟他前妻之間根本就沒斷乾淨，你嬸子氣不過，打算把東西和孩子都帶走……”母親說到這裡，長長地“唉”了一聲，“她要是當時真下決心走，也不會有後面這些糟心事了。”
那男人向鳳鈴嬸再三保證，鳳鈴嬸竟也就原諒了他。“我還勸她不要傻，他能騙你一次，就不能騙你第二次？可你嬸她心裡卻還在顧慮：都已經是再婚了，三婚傳出去不好聽，就沒下這個狠心。”母親說。
“若是村裡傳的是真的，哪怕三婚，也不能接著跟他過啊。”
“事情就壞在誰也料不到有今天。你嬸還沒安生兩個月，那男人就嚷著要買鉤機去工地接活，你嬸雖沒心機，可也不會傻到把志民礦難補償的錢給他，事情就這樣僵著。你嬸當時還問我，自己是不是把錢看得太死？一家人過日子也不能把彼此分的太清——可人家根本沒把她當自家人啊，你嬸不同意，那人就拿著她的身份證，用她的死期存摺作抵押，去銀行辦了20萬的貸款，把鉤機買了回來。”母親對鳳鈴嬸的遭遇既心疼又生氣，一個勁兒埋怨她“就是不聽勸”。
之後的兩年，鳳玲嬸都沒什麼消息了。
2013春節過後的一天，鳳玲嬸忽然帶著小女兒回了村。沒有當初離開時的大車小車，就孤單單的母女兩個。房子早賣了，母女倆沒有落腳的地方，我母親便把一個親戚的屋子收拾了給她們暫住。
在鳳玲嬸的哭訴中，我和母親才得知了她這幾年的遭遇。
那男人用鳳玲嬸的身份證貸款買了鉤機後，就整日待在外面不回家。起初鳳玲嬸還心存幻想，認為男人在踏實工作、能安穩過日子，可是後面發生的事情不僅讓她徹底失望了，更毀掉了志民叔用命換來的一切。
20萬貸款是平時還利息、到期後一次性還本金的那種，兩年的期限。貸款到期後，鳳玲嬸找男人商量，她出5萬，男人把過去一年賺的10萬拿出來，再添點他以前的積蓄，一起把貸款還了，然後鉤機歸他，終歸以後能有個正經的活計。可男人根本就沒接她的話，在家裡待了一夜，偷偷把自己和前妻的兒子託付給同村大哥，第二天天還沒亮就徑自開車走了，鳳玲嬸聽到動靜，一路追了好遠，男人只是淡淡丟下一句：“要是沒地方，你就還在這裡住，不想待，就收拾東西走人。”
男人走後，鳳玲嬸就再也沒有見過他，村裡人當她是個外人，也沒人理她，可20萬貸款卻是以鳳玲嬸的身份向銀行借貸的，銀行是不會聽她的解釋的，直接划走了志民叔的賠償金。
“以後有啥打算？”母親心腸軟，委婉地問道。
“你說這人咋能這樣，當初咋說的，現在淨辦這沒良心的事。”
“你以為誰都像孩子他爹那樣一心一意對你，過去就別提了，先在這邊住下吧。”
“我這心裡就是委屈，”她側靠在床邊，抹了一把淚，繼續哭訴著，“錢，錢也給他花了，他說不忙著領證，我這些年也沒催他，怎麼這人的心就跟石頭一樣，捂不熱呢……”
鳳玲嬸哭得很厲害，眼淚也很多。在我家住了3個月後，鳳玲嬸拿著母親借給她的5000快，在鎮上租了一個房子。
對於鳳玲嬸如的遭遇，村裡有看笑話的、也有說同情可惜的，更多的還是認為她都是自作自受。2014年秋天，我母親高血壓住院，鳳玲嬸提著禮盒來探望，母親埋怨她亂花錢，她沒言語，放下後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眼淚就又流了出來。
鳳玲嬸走後，母親讓我扶她起來走走，我問：“又不是太大病，嬸子哭什麼？”
“你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是你志民叔6週年忌日，今天你嬸子本是回村裡上墳的，知道我生病，回洛陽路上，才又拐到醫院。”
不覺間，礦難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已經沒有人再提起它了。
志民叔一心一意疼了鳳鈴嬸半輩子。可礦難之後，他多年從井底一點一點挖出來的家底卻被鳳鈴嬸不到一年就敗光了。前幾年，兩人的大兒子當兵退役回來找不到工作，去了工地乾粉刷，一個月工資3200，若沒有特殊的際遇，25萬，可能他要掙上十幾年。
志民叔的小女兒與我上大三的妹妹同齡，可人卻已經去菲律賓打工快4年了。
今年過年，我回家路過以前志民叔家的房子，院牆仍沒有圍上，我忽然想起新房剛建成的那天，我和一群孩子在鞭炮噼裡啪啦的響聲中，爭相撿著那些還未燃起的碎鞭炮的情形。
那天，志民叔的笑容是那麼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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