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慣例，上屆黨中央總書記必須參加下一屆黨代會，而且應當向大會報告上屆中央的工作。然而，陳獨秀卻沒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其中有什麼隱情嗎？
陳獨秀
從已有的當事人回憶看，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都曾要求陳獨秀參加六大。這是因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是六大的重要內容。陳獨秀作為第五屆中央總書記，大革命的領導者，自然最清楚大革命為什麼會失敗。此外，八七會議後，陳獨秀雖離開中央領導崗位，但仍十分關注形勢的發展和黨中央的決策，並負責任地給中央寫信，談他對形勢和黨的路線的看法。事實證明他的看法有不少是正確的。因此陳獨秀參加六大，無疑對正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克服“左”傾盲動錯誤、制定新時期的路線和策略是有益的。此外，1928年2月，共產國際、斯大林得到中共黨內有人要以陳獨秀為首領另組新黨的情報後，不願意放棄陳獨秀，想爭取他留在黨內。為此，共產國際、斯大林希望陳獨秀能到莫斯科去，以便和他共同探討中國革命問題。黨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多次出面同陳獨秀懇談，並動員陳獨秀的故舊和身邊工作人員張國燾、王若飛、鄭超麟、黃文容等做他的工作，勸他赴莫斯科出席六大，但是他斷然拒絕。
陳獨秀為什麼拒絕去莫斯科出席六大呢？
中國大革命失敗後，托洛茨基趁機攻擊共產國際和斯大林，認為是他們的錯誤指導導致中國大革命的失敗，他們應當為失敗負責。斯大林為了回擊托洛茨基，提出了中國革命三階段論為自己辯解，說明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指導是正確的，錯誤的是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他們指責陳獨秀不執行共產國際的正確指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導致大革命的失敗。而陳獨秀認為，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應當由共產國際來負，對共產國際把失敗的責任一股腦全推到他身上十分不滿，認為共產國際文過飾非，拿他和譚平山當替罪羊。
陳獨秀還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對自己的組織處理十分不滿--沒有經過正當的程序就把陳獨秀排除在中央領導層之外。1927年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組後，實際上撤了陳獨秀總書記的職，“獨秀自此便不視事”。八七會議召開時陳獨秀在武漢，但不通知他到會，對他缺席審判，不給他辯解的機會。
最重要的，陳獨秀認為中國問題要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共產國際及其代表不瞭解中國的情況，而中國人解決自己的問題就應當在中國進行，沒有必要到莫斯科去研究。
陳獨秀最終沒有赴莫斯科參加六大。但在六大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大會已接近尾聲的時候，由於汪澤楷涉及陳獨秀的一席發言，又意外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汪是湖南醴陵人，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11月至1924年10月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莫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1924年回國，同年10月至1925年9月任中共安源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1926年3月至8月任中共豫陝區執行委員會書記。1927年4月出席黨的五大，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同年11月至1928年6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局組織科負責人。1928年赴莫斯科，作為指定及旁聽代表，出席黨的六大。
在大會選舉時，汪澤楷和劉伯堅提名陳獨秀為中央委員。蔡和森對此事有些個人看法，說是件很奇怪的事情。
在選舉結束後，汪澤楷要求發言，得到會議主持者的同意。他首先聲明：要說的事情，並不是輕得不重要的事情，但也不是如何嚴重的問題。和森同志說我們的名單之中有獨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我卻以為他這些話是很奇怪的，有政治作用的。
汪澤楷解釋說，自己和劉伯堅提出的中央委員名單，不分什麼新機會主義、舊機會主義，而是認為只要能工作，是一個人才，有政治經驗，有工作的歷史，有能力，不論是新機會主義、舊機會主義一律提出。名單之中有15個工人，6個知識分子，為什麼我們又提獨秀的名字來呢？因為他有政治經驗，對於黨有很大的貢獻，沒有卑鄙的汙濁的行為，對於工作很努力；雖然他以前是機會主義的，但他現在是接受了國際第九次擴大會議的決議案，既有政治經驗，又有工作能力，所以我們提他。還在黨內的同志，我們不可以因有錯誤，就說他一錢不值。
劉伯堅也發言表態說：選舉之後，沒有別的話可說，希望被選舉的中央，不用揣測別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但汪澤楷不依不饒。他說：望共產國際注意，不要以為是小事，有政治性的私人利益作用。
來自廣東的中國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徵發言。他說，汪澤楷說自己是為了黨的利益，而實際不是。蘇兆徵對陳獨秀不出席黨的六大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他說：“獨秀有政治經驗是不錯的，但他並沒有接受國際九次擴大會的決議，沒有接受對他錯誤的批評。你為他說話，你與獨秀一樣。”汪澤楷馬上調侃了一句：“太恭維了！”
瞿秋白發言，認為汪澤楷的話沒有意義，不必討論。
來自湖北的向忠發發言說：過去黨有政治上組織上的錯誤；獨秀工作是有歷史的；主要的責任應加之新中央，這是對的。可是汪澤楷出席大會的態度與精神，給了大會什麼影響？完全不是好的。不是布爾什維克的態度！說獨秀同志過去工作是有成績，誰也沒有否認。是否對於他失望了呢？沒有！國際及中國黨都要他來，如果他是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應該來！
張國燾說，汪澤楷說話的內容可以不究，態度實在不對，他提議大會給予汪警告。
其後發言的李子芬認為，大會快要閉幕，還鬧出如此掃興的事情來，可見機會主義的影響。他嚴厲地指責汪澤楷的發言，是反對黨的利益，代表了落後的思想。他說：“獨秀可以工作，革命的群眾並沒有丟開他，他有功績，可是不能以此掩蓋錯誤的責任。”他批評“汪澤楷到大會上來搗亂，實在不對”。
李子芬發言後，王若飛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王若飛與陳獨秀交往較多。他1925年4月從蘇聯回國後，先後以中共北方區委巡視員、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指導河南地區黨的工作，後任中共豫陝區委書記。1926年2月到上海，11月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部主任，任務便是協助中央領導人處理日常工作。也正因為與陳獨秀的關係較為密切，周恩來曾和他一起去動員陳獨秀到莫斯科參加六大，並說明是共產國際的要求。
王若飛說，對於汪澤楷的發言，同志們說了很多很好的話，但“對汪的批評可說是太過”，太動感情。他說，陳獨秀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過去的錯誤也很大，但不是他一人負責，這是大家都公認的。而提陳獨秀為中央委員會候選人也是可以的。因為陳獨秀可以改正錯誤，繼續工作；同時，黨內選舉，允許每位代表發表意見，怎麼會覺得奇怪，“有政治作用”呢？王若飛指出，叫陳獨秀做另外的工作也可以，但他不贊成會上有同志對汪澤楷的批評，並聲明他“並非為汪辯護”。
當王若飛講話時，臺下有人要他停止說話。會議主持人宣佈停止發言，並問臺下：有人提議給汪澤楷以警告，有附議沒有？臺下有人表示贊同。於是大會表決，大多數通過，給汪澤楷以嚴重警告處分。見此情況，劉伯堅主動提出也給他以警告處分，但大會沒有接受他的意見。
關於這件事，王若飛後來回憶說：
“中央曾要我幫助陳獨秀赴莫，說國際如何愛護他，希望他去。陳的回答是‘八七會議’、‘十一月會議’批評他的錯誤，卻不要他參加，不要他發表意見。他以為到莫也只有捱罵，不能說話。他虛偽表示承認國際路線的正確，承認他過去領導的錯誤，但不赴莫。任憑秋白、恩來同志如何苦口相勸，他終不走。”
“我在六次大會上沒有認識陳這種說法的虛偽與錯誤，而反認為有部分理由，經許多同志批評後已自知錯。”
其實，六大沒有選陳獨秀進中央委員會，是一種過於簡單的處理方法。毛澤東後來在七大作關於中央委員會選舉方針的報告時，曾談到這個問題。他說，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應不應該選？凡是犯過路線錯誤的我們就不選，這樣一種意見，主席團認為是一種好的願望，一種好的理想。這種意見是有理由的，因為過去我們吃了虧。但是，如果我們不選過去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甚至絕對化一個也不選，那就不好，就不恰當。過去我們圖簡單、愛方便，不願意和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種情緒在我們黨內還是相當嚴重地存在著的。過去我們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就是六大不選舉陳獨秀到中央，六屆四中全會把李立三開除出政治局。可是我們黨並未從此不出亂子，天下太平，還是鬧了糾紛，出了岔子，翻了筋斗。
在七大現場，聽到毛澤東的上述講話後，王若飛高興地對妻子李培之說：“從《決議》和這次大會的選舉看，六大時我的態度不能算是錯誤，主席說我在六大時採取的態度是正確的。”至此，17年來由於支持陳獨秀而長期受到的誤解解除了，王若飛終於放下了一個沉重的心理包袱。
此事的“主犯”汪澤楷，因追隨陳獨秀違犯組織紀律，1929年11月被開除黨籍。1929年他參加了託派組織“無產者社”。抗日戰爭期間，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愛國學生運動。1939年至1942年先後任國民革命軍預備第二師（師長陳明仁）顧問、陸軍軍官學校第六分校教官。1949年參加程潛、陳明仁起義活動。湖南和平解放後，曾任湖南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省政協委員、湖南大學圖書館館長。1951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53年春任武漢中南財經學院教授、綜合資料室主任。1958年因“歷史反革命罪”被捕，被判處5年徒刑。1958年12月在湖北潛江勞改農場因病逝世（又一說1959年12月）。1979年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判決，為其恢復名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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