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農民工兩年減少231萬人,專家：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移是主因

來源 界面新聞 記者 梁宙

曾經匯聚了中國最龐大農民工群體的珠三角地區，近年來隨著城鎮化發展和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農民工數量正在逐步下降。

國家統計局日前發佈《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簡稱《報告》）顯示，2018年在京津冀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為2188萬人，比上年減少27萬人，下降1.2%，在長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為5452萬人，比上年增加65萬人，增長1.2%，而在珠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為4536萬人，比上年減少186萬人，下降3.9%。

這是國家統計局分區域統計以來，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數量連續第二年下降。國家統計局2018年4月發佈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曾顯示，在珠三角地區務工的農民工4722萬人，比上年減少45萬人，下降0.9%。如今連續兩年下降後，在珠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已減少了231萬人。

“近幾年，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升級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轉變，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往中西部地區轉移，這是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數量減少的主要因素。”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暨南大學教授胡剛對界面新聞表示。

胡剛告訴界面新聞，七八年前，珠三角地區開始了機器換人，企業投入一筆錢進行機器換人後，就可以24小時生產，不需要支付薪酬、社保等費用，又沒有勞動糾紛，於是很多企業紛紛跟進。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近幾年出臺了一些政策，引導農民工留在當地工作，這些都導致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數量在下降。

在國家統計局的定義中，農民工是指“戶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產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以上的勞動者”。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的農村勞動力開始大規模地進城務工，於是出現了在城市工作但戶口還在農村的農民工群體。多年來，農民工對推動中國城市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社會保障研究室主任陳秋霖對界面新聞表示，近年來，我國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從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西部、中部地區的一些城市經濟增速加快，用工增加，而東部地區的產業在向科技化和人工智能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東部地區企業對人工的需求有所減少。

不過，與珠三角地區不同的是，同為發達地區的長三角地區，就業的農民工數量依然是增長狀態。胡剛指出，

不僅僅是珠三角地區，我國東部地區乃至全國層面近年來都呈現農民工增量下降的趨勢。《報告》數據顯示，雖然2018年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比上年增加184萬人增長0.6%，但是農民工增量比上年減少了297萬人，總量增速明顯比上年回落1.1個百分點。

從重點地區看，在東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為15808萬人，比上年減少185萬人，下降1.2%；在中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為6051萬人，比上年增加139萬人，增長2.4%；在西部地區就業的農民工為5993萬人，比上年增加239萬人，增長4.2%。

界面新聞查閱2011年至2018年國家統計局發佈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發現，我國農民工的增量總體呈現出下降的趨勢，而過去三年的數據顯示，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中，東部地區農民工的增量下降趨勢較為明顯。

“農民工增量下降與我國人口數量增速下降、城鎮化進程以及經濟形勢等方面都有關係。”

在政策層面，我國近年來一直在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也導致農民工增量下降。2016年9月30日，國務院發佈《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要求，“十三五”期間，城鄉區域間戶籍遷移壁壘加速破除，配套政策體系進一步健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1300萬人以上。

“農民工增量逐年減少，是城市化發展以及社會進步的一個好現象。”胡剛說。

陳秋霖認為，從經濟角度來看，農民工增量下降是一件好事。但另一方面，進城農民工數量在下降，現在城市裡面的農民工呈現老齡化趨勢，年輕人可能不願意再去從事這樣的艱苦工作，這也對未來中國城市發展帶來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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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現象的經濟學分析

珠江三角洲調查研究

文 蔡昉

從2004年春天開始，“缺工”這個詞成為沿海地區企業主的話題。從各種報道看，不僅在沿海用工地區，甚至在勞務輸出省份，民工短缺也成為熱門話題。廣東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往年人頭攢動的民工潮消失，廠家們普遍抱怨招不到符合要求的熟練工人。根據一些調查結果，珠江三角洲地區是缺工最為嚴重的地區，目前有近200萬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約為10％。其中：深圳現有民工420萬，目前缺口約40萬；東莞最近對1.5萬家使用外來勞動力的企業進行調查，17％的企業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27萬人。

在勞動力廉價而且豐富的中國，農村尚有大量剩餘勞動力未轉移出來。在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數量與城市的崗位空缺數量不成比例的情況下，出現這種大範圍的“民工荒”現象，是值得我們深思和憂慮的。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很難將這種所謂的“民工荒”看作是真正的勞動力短缺，而更可能是在供求的某個或某些環節上出了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城市中成千上萬的空缺崗位，與上億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之間出現了這種不匹配呢？本文采用經濟學分析的方法，結合各種調查報告提供的資料和作者自己進行的調查研究素材，對為什麼會出現“民工荒”現象進行剖析。

一、沿海地區勞動力供求的特殊性

首先，中國的確具有勞動力供給彈性無限大的現實，但並非永遠如此，而是隨著時間和地點發生變化的。由於中國處在簡單勞動力供給無限的階段，與此同時，又存在著一系列制約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意願大於城市所能吸納的能力，使得在城市的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曲線在一定範圍內近乎無限彈性，即接近於是水平曲線（圖1）。但由於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流動終究是有成本的，特別是當存在著制度性障礙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當經濟擴張對勞動力的需求超過一定限度後，該曲線也具有上揚的趨勢，供給彈性相對降低。從圖1中看，當勞動力需求從D 增加到D ′時，僱主可以在工資幾乎不變的條件下繼續獲得勞動力，而當勞動力需求提高到D ″時，則滿足勞動力需求的供給條件是相應提高工資水平。一旦企業不能承受工資上漲，就會出現僱工難的問題。

2003年以來，中國開始了又一輪增長高峰。國家統計局2004年10月22日公佈的前三季度國民經濟運行情況顯示，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達到9.5％，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6個百分點；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7.7％。在包括廣東在內的經濟發達地區，增長速度更快。經濟的持續增長和過快增長的投資，勢必使得對勞動力的需求越來越大。在長期勞動力供給過剩的條件下，企業始終處於勞動力供求的“買方市場”地位。因此，企業在接受新的定貨單時，根本不會把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可能性考慮在內。而一旦對勞動力的需求提高的幅度很大，如圖1中的勞動力需求曲線移動到D″時，不提高工資就會遇到勞動力短缺的現象。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特色，很多企業依靠低工資實現產品的低成本。即使這樣，這些企業的利潤空間通常也都很狹小。長期以來，這些企業都是在假設勞動力成本不變的情況下，安排企業的生產。如果工資上漲，勢必會大幅度提高企業的成本，利潤也會隨之減少，甚至可能出現虧損。我們在調查深圳市一家生產電腦主機板的大型企業時，其人力資源管理人員說，如果企業的每個員工提高一點工資，整個企業的成本就會提高很多，企業將難以承受。另一家生產數碼相機的公司說，如果每個員工的小時工資上漲一塊錢，企業的月成本將增加70多萬，他們根本無力承擔。

其次，農村勞動力需求的變化會影響城市勞動力供給。在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城鄉工資差距仍然巨大的情況下，為什麼農村勞動力不會繼續流入，以填補勞動力供求缺口呢？換句話說，為什麼在圖1中，近乎水平的勞動力供給曲線不能按水平方向繼續延伸呢？我們可以用圖2來解說這個道理。左右兩個圖示分別代表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市場，由於制度性分割的存在，兩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分別決定，並且絕對水平存在差距。因此，隨著城市就業機會的增加，不斷吸引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根據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的機理，勞動力流動的結果是導致兩個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供給曲線發生方向相反的移動，即工資率低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於減少，工資率高的市場上勞動力供給趨於增加，這種調整的結果則是形成兩個市場上趨於均等的工資水平。但是，這個原理的前提是不存在阻滯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

在存在諸如戶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就業歧視和福利排他等制度性障礙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流動到城市，存在著巨大的遷移成本。遷移成本的存在，使得農村勞動力到城市的流動，並不能充分進行到消除城鄉工資差距的程度。因此，在城市均衡工資W[，u][*].和農村均衡工資W[，r][*]之間產生一個差OW[，u][*]-OW[，r][*].這個工資差實際上代表的就是由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因素所造成的遷移成本。

在遷移成本導致農村勞動力不能充分流動到滿足城市需求的條件下，糧價上漲、農業稅取消和種糧補貼等一系列政策的實行，使得農民收入提高具有了潛在可能性。2004年初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陸續出臺了一些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包括取消除菸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加大農業稅減免力度，推行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等。這些措施已顯露出其提高農民收入的效應。2004年前三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2110元，實際增長11.4％，增幅比上年同期高7.6個百分點。

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農村的勞動力需求曲線向右上方移動到D ′，工資從原來的均衡水平W[，r][*]提高到W ′[，r].與此同時，在GDP 迅速增長的同時，農民工在城市的工資水平十幾年來卻基本上未變。有研究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區12年來月平均工資只提高了68元。佛山的不少企業，外來工月工資在10年前就已達到600元～1000元，但現在基本還是這個水平。而這些年來消費物價總體水平已明顯上升，生活費用普遍上漲，導致外來工的實際工資水平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而且很多企業拖欠工人工資現象嚴重。2003年深圳市對企業工資發放情況的大檢查發現，欠薪企業佔被檢查企業總數的40％多，涉及員工10多萬人次，欠薪總額達1億多元（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關於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

這意味著，在遷移成本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向城市流動的收益不再足以補償遷移成本，從而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的城市勞動力供給，不能滿足城市勞動力需求擴大的要求。事實也證明，企業是否存在招工難現象，與企業的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直接相關。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工資待遇低、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缺工問題最為突出。工資待遇與缺工有直接關係，月平均工資在700元（含加班費）以下的企業普遍招工較難；700-1000元的企業，招技工較難，但用工基本可保證；1000元以上的企業招工沒有問題（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關於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

二、制度性和結構性因素

滿足一個地區某個行業或幾個行業勞動力需求的增長，短期內只能主要依靠本地區勞動力。一方面，較好的工資和待遇條件，可以吸引其他部門的勞動力轉換到此部門；另一方面，勞動力需求增加，可能會使失業和退出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重新就業或回到勞動力市場。從較長時期看，則必須依靠其他地區的勞動力轉移到此地區。

珠江三角洲地區目前對勞動力需求的大幅增加，不可能依靠本地區已有勞動力解決。由於工資沒有上升的餘地，企業也不能靠工資和待遇繼續吸引勞動力。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主要依靠外來勞動力，企業員工中外來工比例相當高。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農村流動到城市的勞動力失業率僅為3.6％，大大低於城市本地勞動者的水平，而勞動參與率卻與本地勞動者接近，在廣東省甚至達到異常高的水平。可見，依靠失業者重新就業，或退出勞動力市場者再次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以此滿足勞動力需求增長的空間相當有限。

由此來看，滿足增加的勞動力需求，只能依靠外地勞動力向珠江三角洲地區的遷移。但是，由於戶籍制度以及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制度的存在，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遷移存在很多障礙和限制，遷移成本很高。也就是說，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在地理上是隔絕的，距離始終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制約。遷移的距離越大，遷移成本越高。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估計，全國遷移人口為1.31億，其中出縣遷移佔56.3％，出地級市和地區遷移佔42.7％，出省、直轄市和自治區遷移佔26.4％，如果按三類地區劃分，遷出地區的只佔全部遷移的20％。

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的企業，對外來勞動力中的技術工人、年輕工人，尤其是女工的需求較大，以致於需求遠遠超過供給。而普通工人、年齡較大的工人，以及男工，則基本不存在短缺。近年來，全國技術工人供不應求局面普遍存在，高技能人才嚴重短缺。在製造業發達的地區，短缺狀況更加嚴重。廣東省最近對深圳、東莞、佛山等城市306家企業的調查表明，有128家企業急需招聘技術工人1.8萬名，而應聘人員中符合企業招聘條件的相當少（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關於技術工人短缺的調研報告》）。調查還表明，熟練工和技校畢業生最受企業歡迎。而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城市的外來勞動力中，學歷為初中及以下的佔到了56％，且絕大多數沒有受過培訓。廣東省2004年第二季度勞動力市場監測數據表明，在企業發出的用工需求信息當中，有78％明確要求招收18-25歲的年輕女工。與此同時，由於計劃生育政策的實行，進入這個年齡段的勞動力數量越來越少。而且，這部分人對生活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家庭對他們在經濟上的依靠也較小。

三、週期現象中的長期端倪

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也是勞動力供需關係的重要信號。但勞動力價格的形成過程和機制，要比其他生產要素和產品複雜得多，受到特定發展階段的制約。在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完全由企業決定。即企業根據同行業工資狀況，決定勞動力的工資，工人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勞動條件和給予工人的待遇也往往很差。然而，勞動力不可能永遠處於無限供給狀態，其供給彈性會逐漸下降。這時，企業如果增加勞動力需求，必須提高工資。但是，在企業習慣於按照勞動力成本不變的假設擴大生產的情況下，使企業主動提高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因此，工會組織代表工人的利益同企業進行集體談判，對於維護勞動者權利、勞動安全和職業健康權利、民主參與和民主監督權利、精神文化權利和女職工的特殊權益等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從保護工人利益的角度出發，也會制定相應的法規和制度，規範企業的行為。

珠江三角洲地區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短缺階段已經到來，而是由於制度性因素導致的較高的遷移成本，降低了農民遷移到城市的淨收益，使得勞動力短缺在局部地區提早顯示。由於不能獲得城市戶口，外來工受到與城市居民不平等的待遇。主要表現在就業行業和工種的進入歧視和工資歧視；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各種福利上的差別待遇；城市管理部門向農民工徵取名目繁多的收費；外來工子女就學收費高、入學難等。這種遷移成本的存在，會限制一部分農民的遷移。這樣，對沿海發達地區來說，外來勞動力實際上並不是無限供給的。必須全面徹底地改革戶籍制度，降低其背後的“含金量”，才可以使大量廉價的勞動力順利遷移到城市，滿足城市的勞動力需求。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工會組織在為工人爭取利益，同企業進行集體談判的過程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沿海發達地區的外來勞動力來源地分散，集體行動中溝通成本很高，在同企業談判的過程中，更需要工會組織的幫助和支持。近些年來，中國工會也重視在非公有制企業推行民主管理工作，全國非公有制企業中建立工會組織的達95.3萬家。但是，相比發達國家來說，中國的工會組織還很不健全，很多企業至今沒有建立工會組織，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組織發揮作用的範圍和作用大小也有限。工資形成是企業員工最關注的問題。但是，很多工會的功能，僅限於調節員工矛盾，組織一些員工活動等方面，一旦涉及到與企業談判工人工資等敏感的問題，工會就予以迴避。應該進一步倡導各種所有制企業建立工會組織，並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

政府在制定相應的法規和制度，保護工人利益，規範企業行為等方面，也應該發揮不可忽視的作用。近年來，中國政府相應部門，也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制度，保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但在很多方面還有待於進一步加強。

第一，政府在勞動力市場信息傳遞中的積極作用。政府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的功能，是使勞動力供給和需求雙方，都能及時有效地得到勞動力市場上的信息。在我們訪談的過程中，一些企業反映，目前的一些勞務輸出組織部門和職業介紹所，工作效率都很低。但是企業普遍認為，如果這些部門提高其服務水平，對他們的招聘將非常有用。鑑於中國目前對外來勞動力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區，而大量外來勞動力來自中西部地區，相隔遙遠，積極發展跨地區的勞務合作，是保障勞動力供需雙方利益的有效途徑。

第二，加強勞動力技術技能培訓。隨著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對技術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但是，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遠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對技術人才的需求，其專業及課程設置也未能適應市場需求及時調整。在我們的訪談過程中，有企業人力資源部門人員說，是否具有與所從事的工作相關的職業資格證書，是企業核定員工工資的標準之一。由於與職業資格證書考核相關的費用（包括購買教材、接受培訓、交通費用和考試費等）很高，一般工人很難承受得起。應該儘量降低考核費用，使勞動者有更多的機會獲得職業資格認證。

第三，政府應督促企業確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改善工人的勞動力條件，為員工創造良好的勞動和生活環境，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等方面。近年來，外來工的權益問題，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拖欠、剋扣員工工資、工時過長等問題，在很多企業中都存在。2004年7月，東莞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公佈的一份材料顯示，該市上半年受理來信、來電、來訪1.6萬多件次，其中有47％反映被剋扣、拖欠工資，20％反映辭退補償問題，17％的人反映加班時間過長，還有10％集中在工廠扣押身份證、暫住證的問題（注：《中華工商時報》，2004年10月20日。）。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依靠相關的政府主管部門的努力。政府有關部門應該確保《最低工資規定》實行，通過勞動執法監察隊伍，對企業侵害勞動者合法權益的行為，進行嚴厲查處。

珠江三角洲以及一些其他地區出現的“民工荒”問題，是在對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的條件下出現的，而且也只是相對的結構性短缺。企業對技術工人的需求越來越多，而大多數企業根本不注意對工人的培訓，工人又沒有足夠的經濟能力，自己往往承受不起培訓的費用，這導致了技術人員的短缺。由於長期以來珠江三角洲地區外來勞動力供給充裕，許多企業用工條件苛刻。他們通常招用18-25歲的年輕勞動力，尤其是女工。這些勞動力的“黃金期”過去以後企業將他們淘汰，重新招用新的年輕勞動力。這也加劇了用工短缺的結構性矛盾。

儘管“民工荒”只是相對的和結構性的，但是，從中我們仍然可以觀察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力供求的長期變化端倪。在未來若干年內，中國的經濟仍將持續增長，而且保持較高的發展速度，對勞動力的需求也會持續增長。若干年後，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短缺，就將不僅僅是相對的和結構性的，而將是絕對的和全局的。因此，探討勞動力市場發育的規律，加快相關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設，具有十分重要的緊迫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當前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並不是一件壞事。（文章來源：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06-02-28 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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