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北京三里屯。
王家衛的現身讓影廳起了一陣小小的波瀾，很多剛看完電影的觀眾，坐直了身子，探著頭向前看。
作為電影《撞死了一隻羊》的監製，向來低調的王家衛在首映禮為影片站臺。
一如過往，他的每次出現都會成為關注的焦點，也總會留下些許後續幾天被廣泛傳播的「金句」——
做電影跟談戀愛是一樣的，一股衝動、一份堅持。這個時代需要英雄，這個時代也需要信仰。
導演萬瑪才旦靜靜地站在一旁，帶著淡淡的微笑，若有所思。
在此之前，他已經連著出席了四場特別觀影的映後交流，從媒體場到親友場。而在這之後，還有三個不同渠道的觀影映後等著他前往。
在電影的宣傳期，這樣的趕場是常態。不過對萬瑪才旦，這樣的體驗還很新鮮。
結束了北京首映，再度啟程路演的他，在微博上俏皮地說著——
「要是各地路演大家都在，該多好啊！」
偏見
從4月開始，整整一個月，他的生活被密密麻麻的專訪、活動與路演填滿。
「這樣緊鑼密鼓的宣傳，是否會不適應？」——對於低調的創作者，媒體的提問總懷著天然的偏見。
萬瑪才旦的回答工整中卻也透著真誠，「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兩個活動之間的間歇，這都是我對這部作品和未來的創作反思的時候。」
「某種程度上，每一次與觀眾的交流，也會為我的創作帶來新的思路。」
一頭灰白的短髮，語速緩慢，語調平靜。
不管是30分鐘的映後交流還是兩個小時的專訪，萬瑪才旦的臉上始終看不到任何情緒的起伏，也看不到情感的變化。
很早之前他就說過，「我的性格如此，不愛說話。」
史航在看完片後總結，「有的人，他可以自己不上癮，讓別人上癮；他可以自己理性，讓別人感性。萬瑪導演就是這樣的人。」
看過萬瑪才旦作品的觀眾，除了念念不忘他對藏文化和藏區的平實呈現，還有他透著冷色調的沉思。
1992年，萬瑪才旦在《西藏文學》上發表了人生的第一篇小說《人與狗》，文中那份深深的孤獨感，一直延續到了27年後的《撞死了一隻羊》。
作為藏語電影的擎旗者，他彷彿一直「孤獨」地，與大眾刻意保持著距離。
早前的採訪中，他也並非一個積極的分享者，「電影創作本身就像一個白日夢，你做了一個什麼樣的夢，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解讀。」
或許每個作者氣質的創作者，都曾面對這樣的偏見——
我問他，「你認為自己在創作上是背對觀眾的嗎？」
依然是淡淡的微笑，「我相信自己一直是面對觀眾的。」
作品的「面對」與「背對」，或許並不直觀。
一週前，萬瑪才旦在文藝青年的聚集地豆瓣以個人的名字，發表了註冊後的第一篇文章「你所不知道的《撞死了一隻羊》的故事」，講述自己如何與王家衛結緣等幕後創作故事，甚至還有對片中「床戲」拍攝趣聞的分享。
4月17日開啟的全國路演，第一次與觀眾有如此大範圍、長時間接觸的萬瑪才旦，也終於直觀地顯露了，自己「面對」觀眾的那一面。
在杭州，他向觀眾解釋，之所以選擇4：3的畫幅，是為了模糊影片的年代感，並且更好地表現片中兩個金巴之間的角色關係；
在南京，他進一步地解釋著兩個金巴的設計思路，從“施捨”的含義，文本的聯繫，到影像上每個人都只有半邊臉、互為映射的內涵暗示；
在上海，他分享自己走上「藏地電影創作」的心路歷程，一方面源於兒時對電影的熱愛，另一方面，也執著於拍出被當地人認可的、呈現真實的「藏地電影」，直到放棄公職報考電影學院；
在廣州，他和觀眾聊到某一個鏡頭中菸頭明暗虛實的變化，背後體現了怎麼樣的角色關係；
在深圳，他解讀著片中「羊」所承載的表象與深意。「羊」代表了生命，也是傳遞主題的媒介，透過「羊」，展現了荒誕，也傳遞了「仁慈」。
昨天，在自己的「大本營」西寧，塗們、蔡成傑、忻鈺坤、拉華加、陸慶屹等老朋友到場，萬瑪才旦則與觀眾交流了刻畫女性角色的技巧與心得。
到今天，《撞死了一隻羊》於全國藝聯專線正式公映。
路演還在繼續，萬瑪才旦「面對」觀眾的旅程，還在繼續。
主見
《撞死了一隻羊》的工作人員，喜歡把影片簡稱為「撞羊」——簡單，好記。
4月15日，萬瑪才旦出席了「蘇牧與他的學生們」的包場觀影，蘇牧正是他17年前在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時的老師。
萬瑪才旦自己也說，作為同時熟悉他小說與電影的老師，蘇牧認為「撞羊」是「最接近你自己文學文本的作品」。
4月16日，萬瑪才旦出席了「柏邦妮觀影團」的映後交流，他與作家、編劇柏邦妮，是北京電影學院讀書時的同學。
這讓我再次注意到，萬瑪才旦身上兩個最為明顯的標籤——
人生的前33年，他是一個妥妥的藏區人，在青海藏族自治州出生、長大、工作、寫作；
33歲，他選擇辭職考入北京電影學院，成為一個科班出身的電影人，直到現在。
80年代初，鎮上修建水電站，外來常駐的工人們意外豐富了萬瑪才旦的生活。他得以在新建的禮堂中看電影，《摩登時代》、《地道戰》、《大鬧天宮》，各式各樣的電影是他對電影熱愛的啟蒙。
更重要的是，這從一開始就培養了他的大銀幕情結。
▲ 《靜靜的嘛呢石》2005年獲得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獎
從作家到導演，有人評價萬瑪才旦始終關注著藏區社會與現代化之間的碰撞，文字更隱晦，電影更直白。
他自己說，相比小說，電影會受到的外在限制更多，比如審查。
「藏族題材的電影，過審時需要完整的劇本，每句對白、臺詞都要寫清楚。這個審查不是藝術層面的，是意識形態的，充滿了不確定性。宗教和歷史題材會比較多限制，所以我更傾向現實題材創作。」
從2004年，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藏語電影《靜靜的嘛呢石》，萬瑪才旦一方面向觀眾展示著真實的藏區，一方面也默默組建著藏族的電影創作者團隊。
他建議精通繪畫的松太加去學習攝影，愛好音樂的德格才讓學習錄音，說服一心想要輟學拍電影的拉華加安心讀完大學，打好基礎，再接觸電影。
人們將由萬瑪才旦開啟並帶動的藏語電影創作，稱為「藏地新浪潮」。
▲ 松太加、德格才讓、萬瑪才旦（左至右）
溫和儒雅的外表下，萬瑪才旦對電影有著長遠而堅定的主見。
這份主見，在「撞羊」中最為隱蔽，但細究之下，卻也最為明顯。
從去年在威尼斯拿到地平線單元最佳劇本，人們一直關注著「撞羊」的兩個焦點，且這兩個焦點看起來有著很強的因果聯繫——
萬瑪才旦的風格不同以往；監製王家衛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這也是整個4月，萬瑪才旦一直被問及的兩個問題。
很多觀眾，從影像中看到了「王家衛」的影子，這也和影片從萬瑪才旦此前的寫實，轉為了寫意不無關係。
說到這些，萬瑪才旦還是帶著淡淡的微笑，他說「撞羊」在《塔洛》之前就有拍攝的計劃，「如果當時拍了，和現在的樣子應該也是一致的。」
這或許，便要延伸到關於創作者目的性的討論了。
一部作品風格的改變，到底是創作者的有意安排，還是主觀與客觀共同製造的順其自然？
從寫實到寫意，萬瑪才旦明白，自己的創作是一脈相承的，「小說本身便是這樣的風格，如果大家先看過小說的話，對電影的風格就不會感到意外了。」
到2019年，萬瑪才旦50歲了。
一直看淡悲喜的他，說自己早就過了大悲大喜的年紀。
萬瑪才旦記得自己在2005年——中國電影的百年誕辰之年——拿到了金雞獎最佳導演處女作獎。
清晰的主見，讓他在那之後的14年裡，堅持拍攝真正的藏語電影，培養真正的藏族電影人。
再見
近兩年，萬瑪才旦離開北京，選擇回到青海的家鄉生活。
在昨那村拍攝《塔洛》，他買下了曾經的村辦作為置景地，拍攝結束，他索性又將其改造為了自己的新家。
十幾年的「北漂」，帶給他很多，也帶走了很多。
現在，他只想安心創作。
閱讀更多 深水娛樂觀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