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熱愛自然、喜歡戶外、鍾情旅遊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母親。
母親36歲時才有我這個兒子，差不多得算上是中年得子了。我曾問過母親，生我時對生兒子有很多的期待嗎，母親說，當時已經有了3個女兒，只覺得應該換換樣了。儘管母親這樣說，但我知道，我是我們這支兒同輩中唯一的男孩，母親於我們張家是有巨大功勞的。
據母親說，她的孃家是比較富裕的，我姥爺也比較開明，因此母親讀過4年小學，這在那個時代應是很不容易的。母親讀書的時候正趕上偽滿洲國時期，學校裡都要學日語，母親因學不會日語，沒少讓日本老師打手板。後來父親和母親常以此互開玩笑，父親說母親學了4年日語竟然連一個單詞都沒記住；母親則挖苦父親說只有亡國奴才能記住鬼子的鬼話。我姥爺的開明還體現在女孩子的纏足上。與母親同齡的許多婦女都是纏過足的，而我姥爺當年並沒要求自己唯一的女兒也那樣做。母親的生母是難產死的，當時只有13歲的母親幾乎承擔起了照顧弟弟的全部責任，每日揹著還在吃奶的弟弟在鎮子上找奶吃。母親常會講起童年時的快樂時光，像過年吃凍梨、雪天抓麻雀、秋天採野果等等，但早年喪母給自己帶來的種種磨難卻很少提及。
母親與父親雖然也是經過媒妁之言才成婚的，但他們結婚前就認識，並不像許多包辦婚姻那樣直到進了洞房才知道夫君的模樣。從母親和父親年輕時的照片來看，他們當年這一對新人應是很般配的，父親很帥氣，母親也很漂亮。母親與父親是在哈爾濱附近的小鎮蜜蜂站完婚的，後來才搬進哈爾濱市裡。1947年，父親在哈爾濱參加了革命，母親也開始了她追隨父親的動盪生活。1948年11月，父親隨解放大軍進入瀋陽，參加了原瀋陽農具廠的接收工作。稍後，母親也來到瀋陽農具廠，成為一名保育員。母親因有些文化，還被廠裡選為女工委員。作為廠裡的女工委員，最讓母親感到自豪的是曾經和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林楓在一起座談。1955年，已有兩個孩子的母親響應組織號召，從瀋陽農具廠退職，回家專職相夫教子。母親當年的這個決定改變了她的後半生。1955年底，中共遼陽地委成立，父親奉調遼陽。在遼陽的3年半時間，應該是母親和父親生活最恬淡的一段時光，這從他們在白塔公園、太子河畔的留影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這時的母親好像已經習慣了家庭婦女的生活，在她心裡，為丈夫、為孩子做出犧牲是那樣的自然。
1958年底，中共遼陽地委撤銷，其工作人員一部分派往大連，另一部分則調往遼西組建朝陽市。在組織的最初安排中，父親是分到大連的，但因受到老領導的邀請，父親最終到了朝陽。聽母親講，當火車到達朝陽站，一家4口走出又小又破的車站，看到站前的一片荒地時，母親的心一下子就涼了半截。母親不可能想到，命運從此將安排她在朝陽度過一生最多的時光——47年半，直至她離開人世。母親剛到朝陽時，市委機關的家屬房還沒有建成，一家4口暫住了好幾個地方，甚至還住過倉庫。就是母親到朝陽的這一年，國家發出了精簡職工、壓縮城鎮人口的號召。父親作為黨員自然是積極響應，於是母親帶著兩個女兒下放到了近郊一個叫二其營子的地方。這一年，母親生下了她的第三個女兒。農村的生活比之城裡肯定是苦些，但隨之而來的三年困難時期，卻讓母親覺得下放到農村是因“禍”得福了，因為在農村解決吃的問題畢竟比城裡要容易些。
在三年困難時期過後的兩年生育高峰裡，我這個母親唯一的兒子降生了。母親說，我剛生下來時又黑又瘦，像個小老頭。我沒上過託兒所和幼兒園，學前的幼年時光都是和母親在家裡度過的。一般認為，人的準確記憶是從三、四歲開始的。在我的最初記憶裡母親的頭髮就是花白的，而當時母親也就是40出頭的樣子。母親屬於那種熱愛生活，童心未泯的人，我的好奇總能在她的身上得到共鳴。印象最深的，是秋天母親領著我去郊外捉蟈蟈、捕螞蚱。那時沒什麼交通工具，全靠步行，每次來回都得十里八里的。記得一次費了好大勁捉回兩隻會飛的綠色大螞蚱，養在籠子裡，可幾天過後發現兩隻大螞蚱蔫巴拉幾的，就試著把它們從籠子裡放出來查看，誰想兩隻大螞蚱玩的是糊弄人的詭計，一出“牢籠”就振翅飛走了。結果把我哭的淚人一般，母親百般勸解，我還是不依不饒，母親只好再領著我去郊外尋覓。大螞蚱終究不能復得，但小孩子很快就被新的樂趣吸引了，跑了大螞蚱的事也就忘了。
父親是行政16級幹部，每月工資再加上煤糧補貼共111元，這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應是高工資了。因父親每月要從這111元中拿出20元寄給哈爾濱的奶奶，因此，實際上我們一家6口的月花銷就是餘下的這91元。人均月收入15元在當時夠不上困難，但距離母親讓孩子們吃飽穿暖的標準還是有差距，於是，每到月底母親總要向鄰居借上十塊、八塊的補缺，到月初父親開了資再還上。現在想來，要在不屈著孩子和捉襟見肘的收入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母親太不容易了。我上小學的那年，母親為了貼補家用，重新走出家庭到一家印刷廠做臨時工。那家印刷廠在老城區，離家大概有20分鐘的路程。冬天的時候，天還沒亮，母親就走了；太陽落山了，母親才回來。後來，中央號召城鎮閒散勞動力走“五·七”道路，興辦企業，母親和其他一些家庭婦女被組織起來辦起了託兒所，再後來，又辦起小飯店。母親因為有文化，識文斷字，被安排在了收款開票的重要崗位上。我還記得，飯票上的字都是父親寫的。那時城區裡除了有數的幾家國營大飯店，母親她們辦的這家小飯店最有名了，每天中午都是顧客盈門，主道主要是那些長年在外拉腳的車老闆子。母親她們的小飯店正經火了幾年，給我們這個街道做出了不少貢獻，也給母親她們一幫老太太掙下了一份產業。這份產業的收益，是母親她們這些所有制身份不明的老太太退休後那可憐的幾十元退休金的主要來源。
1983年，在我這個不爭氣的兒子兩次高考失敗後，母親退休了，母親本想再堅持幹幾年給兒子掙些上大學的錢的。母親的退休生活不夠豐富，但一直很充實，因為母親不是那種會覺得閒的難受的人，手裡有點活計就是母親的最大樂趣，況且外孫女、外孫子、孫女相繼出世，哄孩子是活，縫縫補補、織這織那的活就更多了。母親雖然生在富裕人家，但針線活稱得上一流，她用手針縫製的衣服，冷眼看去針腳幾乎和縫紉機軋出來的無異。母親晚年視力不大好，但其織毛活差不多可以達到盲織的水平。
母親在晚年遭受了兩次大的打擊，一是父親的去逝，二是二姐的病故。1997年春節，是我們家歷史上人最多的一年，不但我們4個孩子每家3口悉數到齊，遠在哈爾濱的叔叔和嬸嬸也第一次來到朝陽。閤家16口聚集一堂，盡享團聚之樂。僅僅過了不到10個月，父親就被確診為肺癌腦轉移，並接受了腦部伽瑪刀手術，術後長達數月的放療都是由母親陪同完成的。父親的病在放療後只穩定了不到一年就復發了。在父親的最後日子裡，母親一直在醫院裡陪伴，直到父親辭世。父親去逝那年，母親已經71歲。如果說父親從有病到去逝是對母親的一種長時間折磨，那麼，二姐的病故則是對母親的一種突然打擊。這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的，而母親承受住了，這讓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了母親的剛強。
母親的一生可能缺少輝煌，但絕不缺少光彩。母親一生的為人是對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蠟燭精神的最好詮釋。我為有母親這樣的母親而感到自豪！我為有母親這樣的母親而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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