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热爱自然、喜欢户外、钟情旅游的基因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母亲。
母亲36岁时才有我这个儿子，差不多得算上是中年得子了。我曾问过母亲，生我时对生儿子有很多的期待吗，母亲说，当时已经有了3个女儿，只觉得应该换换样了。尽管母亲这样说，但我知道，我是我们这支儿同辈中唯一的男孩，母亲于我们张家是有巨大功劳的。
据母亲说，她的娘家是比较富裕的，我姥爷也比较开明，因此母亲读过4年小学，这在那个时代应是很不容易的。母亲读书的时候正赶上伪满洲国时期，学校里都要学日语，母亲因学不会日语，没少让日本老师打手板。后来父亲和母亲常以此互开玩笑，父亲说母亲学了4年日语竟然连一个单词都没记住；母亲则挖苦父亲说只有亡国奴才能记住鬼子的鬼话。我姥爷的开明还体现在女孩子的缠足上。与母亲同龄的许多妇女都是缠过足的，而我姥爷当年并没要求自己唯一的女儿也那样做。母亲的生母是难产死的，当时只有13岁的母亲几乎承担起了照顾弟弟的全部责任，每日背着还在吃奶的弟弟在镇子上找奶吃。母亲常会讲起童年时的快乐时光，像过年吃冻梨、雪天抓麻雀、秋天采野果等等，但早年丧母给自己带来的种种磨难却很少提及。
母亲与父亲虽然也是经过媒妁之言才成婚的，但他们结婚前就认识，并不像许多包办婚姻那样直到进了洞房才知道夫君的模样。从母亲和父亲年轻时的照片来看，他们当年这一对新人应是很般配的，父亲很帅气，母亲也很漂亮。母亲与父亲是在哈尔滨附近的小镇蜜蜂站完婚的，后来才搬进哈尔滨市里。1947年，父亲在哈尔滨参加了革命，母亲也开始了她追随父亲的动荡生活。1948年11月，父亲随解放大军进入沈阳，参加了原沈阳农具厂的接收工作。稍后，母亲也来到沈阳农具厂，成为一名保育员。母亲因有些文化，还被厂里选为女工委员。作为厂里的女工委员，最让母亲感到自豪的是曾经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在一起座谈。1955年，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响应组织号召，从沈阳农具厂退职，回家专职相夫教子。母亲当年的这个决定改变了她的后半生。1955年底，中共辽阳地委成立，父亲奉调辽阳。在辽阳的3年半时间，应该是母亲和父亲生活最恬淡的一段时光，这从他们在白塔公园、太子河畔的留影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这时的母亲好像已经习惯了家庭妇女的生活，在她心里，为丈夫、为孩子做出牺牲是那样的自然。
1958年底，中共辽阳地委撤销，其工作人员一部分派往大连，另一部分则调往辽西组建朝阳市。在组织的最初安排中，父亲是分到大连的，但因受到老领导的邀请，父亲最终到了朝阳。听母亲讲，当火车到达朝阳站，一家4口走出又小又破的车站，看到站前的一片荒地时，母亲的心一下子就凉了半截。母亲不可能想到，命运从此将安排她在朝阳度过一生最多的时光——47年半，直至她离开人世。母亲刚到朝阳时，市委机关的家属房还没有建成，一家4口暂住了好几个地方，甚至还住过仓库。就是母亲到朝阳的这一年，国家发出了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号召。父亲作为党员自然是积极响应，于是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下放到了近郊一个叫二其营子的地方。这一年，母亲生下了她的第三个女儿。农村的生活比之城里肯定是苦些，但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却让母亲觉得下放到农村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在农村解决吃的问题毕竟比城里要容易些。
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的两年生育高峰里，我这个母亲唯一的儿子降生了。母亲说，我刚生下来时又黑又瘦，像个小老头。我没上过托儿所和幼儿园，学前的幼年时光都是和母亲在家里度过的。一般认为，人的准确记忆是从三、四岁开始的。在我的最初记忆里母亲的头发就是花白的，而当时母亲也就是40出头的样子。母亲属于那种热爱生活，童心未泯的人，我的好奇总能在她的身上得到共鸣。印象最深的，是秋天母亲领着我去郊外捉蝈蝈、捕蚂蚱。那时没什么交通工具，全靠步行，每次来回都得十里八里的。记得一次费了好大劲捉回两只会飞的绿色大蚂蚱，养在笼子里，可几天过后发现两只大蚂蚱蔫巴拉几的，就试着把它们从笼子里放出来查看，谁想两只大蚂蚱玩的是糊弄人的诡计，一出“牢笼”就振翅飞走了。结果把我哭的泪人一般，母亲百般劝解，我还是不依不饶，母亲只好再领着我去郊外寻觅。大蚂蚱终究不能复得，但小孩子很快就被新的乐趣吸引了，跑了大蚂蚱的事也就忘了。
父亲是行政16级干部，每月工资再加上煤粮补贴共111元，这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应是高工资了。因父亲每月要从这111元中拿出20元寄给哈尔滨的奶奶，因此，实际上我们一家6口的月花销就是余下的这91元。人均月收入15元在当时够不上困难，但距离母亲让孩子们吃饱穿暖的标准还是有差距，于是，每到月底母亲总要向邻居借上十块、八块的补缺，到月初父亲开了资再还上。现在想来，要在不屈着孩子和捉襟见肘的收入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母亲太不容易了。我上小学的那年，母亲为了贴补家用，重新走出家庭到一家印刷厂做临时工。那家印刷厂在老城区，离家大概有20分钟的路程。冬天的时候，天还没亮，母亲就走了；太阳落山了，母亲才回来。后来，中央号召城镇闲散劳动力走“五·七”道路，兴办企业，母亲和其他一些家庭妇女被组织起来办起了托儿所，再后来，又办起小饭店。母亲因为有文化，识文断字，被安排在了收款开票的重要岗位上。我还记得，饭票上的字都是父亲写的。那时城区里除了有数的几家国营大饭店，母亲她们办的这家小饭店最有名了，每天中午都是顾客盈门，主道主要是那些长年在外拉脚的车老板子。母亲她们的小饭店正经火了几年，给我们这个街道做出了不少贡献，也给母亲她们一帮老太太挣下了一份产业。这份产业的收益，是母亲她们这些所有制身份不明的老太太退休后那可怜的几十元退休金的主要来源。
1983年，在我这个不争气的儿子两次高考失败后，母亲退休了，母亲本想再坚持干几年给儿子挣些上大学的钱的。母亲的退休生活不够丰富，但一直很充实，因为母亲不是那种会觉得闲的难受的人，手里有点活计就是母亲的最大乐趣，况且外孙女、外孙子、孙女相继出世，哄孩子是活，缝缝补补、织这织那的活就更多了。母亲虽然生在富裕人家，但针线活称得上一流，她用手针缝制的衣服，冷眼看去针脚几乎和缝纫机轧出来的无异。母亲晚年视力不大好，但其织毛活差不多可以达到盲织的水平。
母亲在晚年遭受了两次大的打击，一是父亲的去逝，二是二姐的病故。1997年春节，是我们家历史上人最多的一年，不但我们4个孩子每家3口悉数到齐，远在哈尔滨的叔叔和婶婶也第一次来到朝阳。合家16口聚集一堂，尽享团聚之乐。仅仅过了不到10个月，父亲就被确诊为肺癌脑转移，并接受了脑部伽玛刀手术，术后长达数月的放疗都是由母亲陪同完成的。父亲的病在放疗后只稳定了不到一年就复发了。在父亲的最后日子里，母亲一直在医院里陪伴，直到父亲辞世。父亲去逝那年，母亲已经71岁。如果说父亲从有病到去逝是对母亲的一种长时间折磨，那么，二姐的病故则是对母亲的一种突然打击。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受的，而母亲承受住了，这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母亲的刚强。
母亲的一生可能缺少辉煌，但绝不缺少光彩。母亲一生的为人是对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精神的最好诠释。我为有母亲这样的母亲而感到自豪！我为有母亲这样的母亲而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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