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針對目前日益嚴峻的“鄉村病”問題, 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是推進鄉村可持續發展和促進城鄉融合的重大戰略, 也是破解“三農”困境, 實現全面小康的必然要求。通過探討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內涵, 結合空間粘性理論, 剖析了兩者的戰略耦合機理, 以國內外典型地區的發展模式為例, 提煉了二者戰略耦合的實現路徑。結果表明: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均是解決“三農”問題、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兩者互為聯動、相互促進;結合不同類型的戰略耦合模式, 從不同角度得出依託式發展、吸收式發展、反哺式發展以及互惠式發展路徑, 為全國範圍內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的實施提供理論參考。
新型城鎮化戰略提出後, 城鄉地域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社會結構都出現了較大變化[1]。與此同時, 農村地區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 農業綜合生產力極大提高, 農村現代化面貌逐步改善。十九大提出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成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現階段的不平衡主要體現為城鄉發展不平衡, 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2]。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城鄉居民收入比波動較大但總體呈現弱化趨勢。近些年來, 農民收入不斷增長, 但相對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仍然處於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這與農民整體收入水平起點低密切相關, 除此之外, 農民收入增長的穩定性低也導致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這一現實問題。一方面農村為城市的發展提供了許多支持, 但另一方面, 城鎮化過程中也遺留了許多“鄉村病”, 比如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引致的農村老齡化現象、留守兒童問題等。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 抓住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成為解決“三農問題”、解決城鄉矛盾的有力抓手[3]。城鄉發展不平衡是經濟發展的短板, 因此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成為補齊城鄉發展不平衡這塊短板的得力之舉, 兩者互相促進、相輔相成、協同發展。
縱觀國內外文獻, 尚未對鄉村振興的研究範疇和理論定義形成共識, 但城鄉問題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發達國家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也經歷了人口擁擠、交通堵塞等“城市病”問題, 許多國家一直在探索、實施適合本國發展振興鄉村的戰略措施:亞洲國家以日韓為代表的“村鎮綜合建設示範工程”和“新村運動”具有一定借鑑意義, 歐美國家以美國的新城鎮開發建設、英國的農村中心建設和法國的“農村振興計劃”為典型代表[4,5,6]。國外關於鄉村振興的研究較為廣泛, 經歷了從結構功能視角、政治經濟視角和社會建設視角三個階段, 從不同層面展開了論述。而關於新型城鎮化, 國外學者側重於城市化的角度, 主要關注城市化發展質量的研究以及城市化產生的影響方面。
國內學術界專門針對鄉村振興戰略研究不多, 對鄉村振興或與鄉村振興相關的學理性闡釋也較為缺乏。關於新型城鎮化方面的研究較為成熟, 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新型城鎮化作了研究分析, 有一定的理論基礎[7,8], 但是關於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較少。整體上看, 傳統學界在探討新型城鎮化問題時, 較普遍存在將新型城鎮化發展作為主要目的, 而將鄉村振興發展置於輔助地位, 將兩大戰略結合起來, 明確分析其關聯點、關聯線和關聯面的研究相對較少[9,10]。黨的十九大報告將鄉村振興戰略上升為國家層面的戰略, 成為我國“三農”工作的重要抓手, 這是針對我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應對舉措, 是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有效突破口, 也是國家對城鄉關係的進一步認識理解[11]。因此, 本研究擬從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內涵維度, 在空間粘性的理論基礎上, 對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機理進行闡釋, 通過國內外典型區域的案例分析總結出優質的實踐經驗並將其提煉到實現路徑, 以期為全國範圍內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提供理論參考。
一、理論基礎
(一) 鄉村振興內涵
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核心是“戰略”、關鍵是“振興”、靶向是“鄉村”。是新時代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新戰略、新部署、新要求, 在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的基礎上實現了質的飛躍。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歸結為“五大建設”: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 重在資源整合、產業培育、經濟轉型與收入增長;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內在品質衡量的關鍵, 重點在於優化農村環境、改善人居環境質量, 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發展綠色產業, 形成低碳綠色生活方式;鄉風文明是鄉村振興主體價值塑造的保障, 關鍵在於鄉土文化的傳承、思想觀念的轉變, 最終構建和諧社會, 增強鄉村振興的軟實力;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戰略的主體基礎[12], 關鍵在於基層組織建設、民主自治、科學決策與治理機制的創新, 明確瞭如何凝聚農村各方力量振興鄉村的問題;生活富裕是鄉村振興的目標導向, 關鍵在於村民要享有平等參與的權利, 圍繞他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把鄉村真正建成幸福美麗鄉村。
(二) 新型城鎮化維度
新型城鎮化的概念最早是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 新型城鎮化的基本特徵是: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業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以及和諧發展, 是不同形態的主體 (大中小城市、小城鎮、農村社區等) 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在邏輯上是傳統城鎮化發展的自然結果, 兩者並不是涇渭分明, 新型城鎮化是對傳統城鎮化的發展揚棄, 更加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這一優勢, 關注宏觀經濟發展;同時新型城鎮化在傳統城鎮化的基礎上加以改善, 進一步協調社會經濟、城鄉之間的發展。新型城鎮化和以往傳統城鎮化最大的不同在於以農民利益為核心, 不是簡單的人口城鎮化, 而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實現從鄉到城的躍遷, 實現從城鄉統籌到城鄉融合再到城鄉可持續發展, 最終達到“人的無差別發展”。所以本研究用產業城鎮化、綠色城鎮化、社會城鎮化、空間城鎮化和經濟城鎮化來闡述新型城鎮化的維度。
(三) 空間粘性理論
空間粘性最早由經濟地理學家Markusen提出, 國內學者從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中“區位優勢”概念引出戰略耦合的理論基礎——空間粘性, 它是一種生產活動空間位移時產生的成本。一般來說, 空間粘性的高低取決於生產活動主體 (要素) 對距離的敏感程度, 對距離越敏感的空間粘性越高, 對距離越不敏感的則空間粘性越小。空間粘性的高低還取決於生產要素的複雜程度, 要素越複雜的粘性越高, 反之則越小[13,14]。空間粘性存在尺度之分, 一是本地尺度上往往會形成產業集群, 主要是因為佔地面積越大對地域資源需求越高, 導致生產活動主體不願遷移;二是在區域尺度上, 空間粘性主要表現在生產活動對人才、制度、環境政策的依賴;三是在國家乃至更大尺度上, 空間粘性還體現為生產活動對市場、宏觀政治環境、貿易壁壘的依賴。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的尺度屬於前兩種, 本研究在總結前人研究基礎上將戰略耦合分為四種 (表1) :依附式耦合、吸收式耦合、反哺式耦合和交換式耦合[15]。
表1 戰略耦合模式分類
二、機理闡釋
城鄉差距縮小、城鄉均衡發展是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目標, 通過探討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內涵和維度, 結合空間粘性理論, 可以深入剖析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耦合機理 (圖1) 。
圖1 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機理圖
(一) 產業興旺與產業城鎮化
鄉村產業興旺為產業城鎮化發展提供要素支撐。一般說來, 鄉村產業發展不僅僅只有農業, 還包含第二、三產業。但是我國許多農村地區只有第一產業, 第二、三產業發展緩慢。鄉鎮企業也曾經“異軍突起”過, 後來由於國家政策的調整, 鄉村第二產業不具有競爭優勢, 發展規模不大。即便是第一產業發展成農產品加工業, 產地也是集中在城鎮產業園區內。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首要任務就是解放、發展鄉村生產力, 因此產業興旺首當其衝。產業是一個地區發展的經濟基礎, 鄉村產業是否興旺直接關係到農村產業結構發展、農業科技水平和農村市場程度[16]。鄉村振興以產業興旺為戰略重點, 要求發展鄉村新產業新業態, 有助於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 實現多樣化產業開發;鄉村產業興旺意味著農業科技水平提高, 農業生產組織化、規模化對城鎮產業可持續發展十分有利, 有利於形成城鎮產業集聚;產業興旺隨之帶來的農村市場化程度提高, 可以促進產業城鎮化進程中發展外向型產業。
產業城鎮化是鄉村產業興旺的“粘合劑”。通過資本、科技、人力要素的流動, 引領城鄉一體化, 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17]。產業城鎮化作為城鎮化的發展動力, 是指二三產業在城鎮經濟結構中逐漸成為主導產業的過程, 產業城鎮化可以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產業發展的可持續度和產業的外向性延伸來促進鄉村產業興旺。首先產業城鎮化通過產業結構調整發展農村特色產業, 從而完善農村產業結構, 提高非農產值所佔比重;其次產業城鎮化要想產業可持續發展必須提高科技水平, 通過科技要素流動到鄉村提高農業機械化綜合水平;最後產業城鎮化通過發展外向型經濟吸引更多的資本要素流入鄉村, 提高農產品商品率, 鼓勵農戶多參加經濟合作組織等。
(二) 生態宜居與綠色城鎮化
生態宜居是綠色城鎮化建設的內在之需。生態宜居是鄉村振興的最理想狀態, 綠色定義了農村工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的質量要求, 明確了鄉村振興的品質要求。鄉村生態宜居是綠色城鎮化建設的內在之需:從自然環境看, 農村地區尤其是城市周圍的農村地區為我國的城市生態宜居提供著綠色空間與生態支撐;從人工環境看, 生態宜居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的根本變化。因此需要秉持資源開發與節約資源、保護環境並行的生態可持續發展原則, 從而升級產業結構、轉變消費方式, 最終推進綠色城鎮化建設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社會環境看, 生態宜居意味著生態意識的提高。優良的生態文化可以增強民眾的綠色環保意識, 形成人與自然共生的綠色理念, 最終全面提高城鎮環境質量, 發展綠色城鎮化, 實現城鄉統籌。
綠色城鎮化為鄉村生態宜居提供保障。生態文明視角下綠色城鎮化道路, 是一條旨在實現生態美麗、生產發達、生活美好的生態城鎮化道路。綠色城鎮化的發展觀與鄉村振興“生態宜居”的理念相契合, 為鄉村生態宜居提供保障, 有助於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綠色城鎮化提倡節約資源、環境友好、低碳環保理念, 生態環境的好壞已成為反映城鎮化水平高低的標準, 在這樣標準下的城鎮化進程可以為鄉村創造良好的自然環境宜居;綠色城鎮化進程不僅僅是自然環境的改善, 還有人工環境的改善, 安全飲用水、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家庭信息化覆蓋等都是為鄉村人工環境宜居創造條件[18];綠色城鎮化進程中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直接影響到農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質量, 通過鄉村公共服務的改善為鄉村生態宜居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三) 鄉風文明與社會城鎮化
鄉風文明是社會城鎮化延續發展的內核。鄉風文明塑造鄉村振興的主體價值, 為鄉村振興提供保障。鄉風文明可以起到積極引導、良好規範、凝聚力量的作用。文明鄉風為鄉村振興各方面發展提供強有力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是社會城鎮化進程得以推進和延續的內核。首先鄉風文明的建設通過文化教育建設提高農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提高村民的整體文明素質以及生存技能, 這無疑為村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 客觀上減少了城鄉衝突, 促進了城鄉的融合發展;其次鄉風文明建設通過公共文化的發展端正農村鄉風, 農村鄉風正不正, 直接關係著我國村民對待生活、家庭、社會和自然的態度,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著社會城鎮化的進程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最後, 為了促進農村文明建設, 不能忘記鄉土文化本身的獨立性, 不能犧牲鄉土文化本身的主體性, 也不能以依賴城市文明的方式發展。應當在鄉村文化特色與城市現代文化相融合的基礎上發展, 讓民眾不僅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還有文化的開放包容。
社會城鎮化為鄉風文明建設提供依託。社會城鎮化的最終目的是提高居民生活質量, 開展公共設施配套供給活動, 以及相應的商業體系不斷完善的過程。移風易俗、涵養鄉風文明是新常態下我國農村建設的基礎所在[19]。社會城鎮化通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體系的完善為鄉村文化教育建設助力;社會城鎮化通過公共設施配套供給體系的完善為鄉村公共文化發展提供載體, 完善的制度建設和公共服務配套體系使農民積極融入城市生活讓鄉村的優秀文化得以傳承;在社會城鎮化的背景下, 給當地村民的自我發展和自我提升創造一個良好的人文社會環境, 使其在不自覺中受到良好鄉風的薰陶, 自覺吸收文明鄉風的價值, 並內化為自身的品質, 從而達到提升農民素質的目的。
(四) 治理有效與空間城鎮化
治理有效為空間城鎮化提供基本方向。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基礎, 關係著鄉村治理的主體性。治理有效的要求在於高效性和組織性, 調動一切主體參與到鄉村振興中, 最終構建一套自治、法治、均衡發展貫穿其中的鄉村治理體系[20]。首先, 鄉村治理有效通過法制建設控制了民事糾紛發生數、刑事案件立案數, 確保了鄉村治理有效程度, 為空間城鎮化中城市用地規模控制提供了思路;其次, 鄉村治理有效通過村民自治實現, 政府與農民作為重要的參與主體, 在過去的空間城鎮化過程中, 政府發揮了主導作用。空間城鎮化作為一個長期的過程, 在不同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特點, 面臨不同的發展困境和難點, 不僅需要政府還需要民眾自覺主動地參與到空間投入、產出階段中;最後, 從政府主導, 自上而下的治理到村民的積極參與, 這種治理對於城鄉均衡發展尤為重要, 均衡發展也是空間城鎮化最重要的環節, 為空間投入、產出均衡發展, 從而實現城鄉均衡發展提供治理的方向。
空間城鎮化是治理有效的載體。空間城鎮化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裡非建設用地逐步向城鎮建設用地轉化, 空間結構不斷改善。空間城鎮化的原始動力是產業的區位選擇和空間集聚。空間城鎮化的改善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的社會工程。綜合治理的形式多樣, 有新聞媒體、工作簡報、會議交流等多種方式可以為鄉村治理構建平臺;空間城鎮化的改善離不開各方參與, 因此需要充分調動各方力量讓全社會參與到城鎮化建設中來, 最終達到政府主導, 多方積極有序參與的理想狀態, 為村民自治實踐提供前提;空間城鎮化可以改善農村原有空間佈局結構混亂, 居住功能發揮不足以及城鄉空間不協調等問題。對鄉村進行科學規劃布點, 合理規劃鄉村建設用地、農用地空間佈局, 統籌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 為鄉村治理有效創造發展均衡的條件。
(五) 生活富裕與經濟城鎮化
生活富裕是經濟城鎮化的目標導向。鄉村振興的根本要求是生活富裕, 必然是和廣大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富裕, 是一切行為準則的目標導向。鄉村振興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讓農民過上富裕體面而又有尊嚴的生活, 因此生活富裕是廣大農民的最終訴求, 這也是經濟城鎮化的目標。生活富裕就是要解決與農民群眾最密切相關的收入問題, 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實現經濟城鎮化的前提條件;生活富裕不僅是看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還要看收入結構是否得到改善, 只有發展低碳循環經濟才能把鄉村真正建設成美麗鄉村, 這與經濟城鎮化中單位GDP能耗的衡量目標一致;農民住房得到保障、私家車數量上升等體現農民生活質量提升的表現也是經濟城鎮化的最終追求, 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為目標導向。
經濟城鎮化是實現鄉村生活富裕的根本路徑。經濟城鎮化是一個不斷髮展的過程, 可以優化經濟結構, 提高經濟效率, 這個過程伴隨著人口城鎮化。第一, 經濟城鎮化的首要目標是要提高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 不管是從地方、國家還是全球看, 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是普遍存在的。城鄉發展不均衡的首要前提就是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 所以通過經濟城鎮化帶動農民收入水平提高是第一要義。第二, 經濟城鎮化通過夯實城鎮化發展的經濟基礎, 以產業升級為依託, 以低碳為取向, 以循環為模式完成農村經濟結構優化, 提升經濟效益為實現農民收入結構轉型提供路徑依據。第三, 生活富裕與經濟城鎮化的戰略目標一致, 最終都是通過發展經濟提高生活質量, 增強幸福感。經濟城鎮化通過發展城市經濟, 帶動鄉村經濟發展, 最終任務是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 農民生活質量提高的目標。
通過城鄉產業、土地、資本、技術、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充分自由流動, 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具有內在的邏輯關聯性。二者相互配合、促進, 形成鄉村資源要素更多的流向城市, 城市又反哺農村的格局, 最終縮小城鄉差距, 努力實現城鄉均衡發展。
三、實現路徑
現階段,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已成為我國各區域振興鄉村, 推動城鎮化進程, 解決城鄉問題的戰略選擇, 通過總結國內外典型地區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耦合模式, 提煉適合我國國情需要的發展路徑[21,22], 以期為全國範圍內戰略實施提供借鑑 (如表2) 。
表2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耦合實現路徑
(一) 基於政府引導的依託式發展路徑
政府在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中佔據主導地位, 是管理者、領導者和實施者。我國自上而下的模式根深蒂固, 從開發區建設、新城設置、城市改造和鄉村建設都是政府直接運作投資、規劃等, 但是政府應該是發揮引導作用而不是大包大攬。特色小鎮的發展是農村改革中的一種新形式, 是“小城鎮”建設的延續。在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進程中, 特色小鎮是一個重要節點, 也是戰略耦合的重要載體和平臺。植根於鄉村又依託城市資源要素的特色小鎮, 關鍵在於要形成自己具有特色的主導產業。一方面在區別於過去的產業園和工業園的同時, 重要的是把人才引進來又留得住, 不僅宜業還要宜居[23]。另一方面特色小鎮在政府引導的基礎上, 利用城市提供的配套設施, 以企業為主體, 政府發揮引導作用, 幫助解決可能出現的外部環境、資金、人才和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最重要的在於依託城市的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要素資源, 基於要素稟賦原則充分考慮自身的優勢, 發展特色產業。
(二) 基於比較優勢的吸收式發展路徑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需要鄉村和城市各自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 一方面鄉村通過釋放土地潛力, 激活市場的主體能動性和積極性, 培育出鄉村新型經營主體, 鼓勵那些學有所成的回鄉建業、致富能手回鄉創業;另一方面城市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 通過鼓勵政策吸引企業家、技術人員、規劃人才、建築人才等紮根鄉村、服務鄉村、振興鄉村。對於鄉村振興來說最好的方式是對農民進行職業培訓, 讓農村培養出屬於自己的技術人才、經營人才和管理人才, 培育出一支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農民隊伍, 這都離不開城市的支持。通過吸收城市的人力、資本、載體等要素資源, 打造懂農業、興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24]。該路徑的關鍵在於激發鄉村農業的主體能動性, 開發多種功能, 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發掘農業文化、旅遊、教育價值, 將農業與文化、旅遊、教育等產業融合起來。現在許多地方主要是大力發展休閒農業和鄉村旅遊, 依託鄉村自身的自然資源, 吸收城市的人才、資本、技術等資源, 基於農業現代化的基礎結合地方民族民俗民風特色, 以現代特色農業示範園區、特色小鎮、傳統村落和田園綜合體為載體, 發展功能齊全、特色明顯、服務優良、具有示範性的休閒農業。
(三) 基於城鄉融合的反哺式發展路徑
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耦合在初始階段, 農村養育城市、為工業發展提供要素積累。但戰略耦合達到一定階段, 城鎮化迅速發展, 城市反過來支持農村, 工業反哺農業, 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的融合發展。一方面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讓廣大農民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現代化進程中, 共享現代化成果, 形成一種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型城鄉關係;另一方面, 城市反哺農村利用城市工業的產業鏈和產業集團的方式, 通過形成城鄉兩者相契合的產業鏈, 農村可以充分享受到城市發展帶來的紅利, 城市也可以解決人口、就業和生產等問題, 增強地方集團經濟的實力[25]。產業鏈的這種方式可以增強城市工業的帶動力, 減少農村產業發展成本, 減少城市工業的損耗費用, 形成產業集聚效應, 同時輻射周邊農村發展, 這是工業更好地反哺農業的方式, 最終發展農村經濟, 增加農民收入;除此之外, 城市反哺農村, 農村自身也要形成內生機制, 培育對傳統農業改造的能力, 即所謂的“造血”機制[25]。歸根到底是人才的匱乏造成鄉村的收入水平低下, 因此需要建立人力資本的反哺機制, 吸引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由城市反哺農村, 或者農村自行培育去改造傳統農業, 振興鄉村。
(四) 基於雙向合作的互惠式發展路徑
雙向合作的互惠式發展路徑從主體上看, 雙向合作體現在城市居民、鄉村村民、城鄉居民、非政府組織、各級政府之間的共同合作, 最終推動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發展。當鄉村的區域優勢明顯, 有獨特的區位、擁有稀缺資源、充足的人才、完備的供應鏈、龐大的市場、優良的營商氛圍等, 可與城市進行互惠式耦合。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作為推進城鄉戰略耦合發展的重要手段, 一是創新空間組織模式, 以縣鎮促進城鎮化、帶動鄉村振興[26]。創新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耦合機制、共謀城鄉發展格局、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共築市場主體、共享公共產品和服務、共構產業體系、共治生態環境, 實現基礎設施、產業鏈、市場體系、服務平臺等點線面的一一對接;二是突出縣鎮發展的著力點, 尤其是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亟待完善的縣鎮, 建設宜居型城鎮。通過產業集聚, 聚集產業、人才、資本等資源, 增強城鎮的凝聚力和競爭性, 增強縣鎮綜合服務功能。將縣域經濟與鄉村經濟融合起來, 培育一批具有產業特色的經濟強鎮, 同時為承接、疏解城市產業外溢發揮作用。形成以集鎮為中心的生活圈, 為農民衣食住行完善城鎮配套設施功能, 最終為促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 形成以鎮帶村, 村鎮互動的格局。
通過總結亞洲典型代表——日本、韓國, 歐美髮達國家——英國、法國和美國的做法與經驗, 結合國內典型地區——珠三角地區的以城促鄉模式、浙江安吉的美麗鄉村模式、鄉鎮企業帶動的蘇南模式以及浙江杭州的中心鎮推進模式, 基於戰略耦合模式的分類, 提煉出依託式、吸收式、反哺式、互惠式四種適合我國不同地區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的發展路徑。城鄉地域是一個綜合系統, 不同的地域有其自身的特色、功能和優勢, 地域的差異性決定了發展路徑的多元化。因此需要因地制宜, 結合不同的地域特點探索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的戰略耦合模式, 最終實現鄉村振興, 縮小城鄉空間差異。
四、結論與展望
基於中國城鄉發展現狀、基礎理論探討、機理的闡釋和實現路徑的探索, 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討論促進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的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第一, 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均是解決“三農”問題、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兩者之間具有互為聯動、相互促進的緊密聯繫。產業城鎮化是鄉村產業興旺的“粘合劑”, 鄉村產業興旺為產業城鎮化發展提供要素支撐;生態宜居是綠色城鎮化建設的內在之需, 綠色城鎮化為鄉村生態宜居提供保障;鄉風文明是社會城鎮化延續發展的內核, 社會城鎮化為鄉風文明建設提供依託;治理有效為空間城鎮化提供基本方向, 空間城鎮化是治理有效的載體;生活富裕是經濟城鎮化的目標導向, 經濟城鎮化是實現鄉村生活富裕的根本路徑。通過產業、土地、資本、技術、信息和人口等要素在城鄉之間充分的自由流動, 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兩者相互需要、配合和促進, 形成鄉村資源要素更多地流向城市, 城市又反哺農村的格局, 最終縮小城鄉差距, 努力實現城鄉均衡發展。
第二, 基於空間粘性理論, 將戰略耦合模式分為四類:依附式耦合、吸收式耦合、反哺式耦合和交換式耦合。在這四種耦合模式的基礎上, 以國內外典型地區的做法與經驗提煉實現路徑:一是基於政府引導的依託式發展路徑, 政府不是大包大攬而是發揮引導作用, 以特色小鎮為例植根於鄉村又依託城市的人力、資本、基礎設施等要素, 發展自己的特色優勢產業;二是基於比較優勢的吸收式發展路徑, 城鄉各自發揮比較優勢, 鄉村激發市場主體能動性吸收城市的資源要素, 以休閒農業為例將現代農業生產資源和民俗民風相結合;三是基於城鄉融合的反哺式發展路徑, 以形成城鄉契合的產業鏈為例, 增強地方集團經濟實力, 讓城市更好的反哺農村。同時鄉村增強“造血”機制, 建立人力資本的反哺機制振興鄉村;四是基於雙向合作的互惠式發展路徑, 形成以鎮帶村、村鎮互動的格局。創新空間組織模式, 以縣鎮促進城鎮化、帶動鄉村振興。
第三, 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理論基礎還很薄弱, 面對這樣的國家層面戰略需求, 經濟學、地理學等還需要對二者的戰略耦合機理、過程以及驅動因素、驅動機制進一步研究, 尤其是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機理需要進一步完善。關於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理論研究, 新型城鎮化的理論體系初具規模, 但是建立科學的鄉村振興理論體系勢在必行。產業、土地、資本、技術、信息和人口等要各種要素的運動都是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耦合的實現形式, 這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 涉及到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方方面面, 有關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相關主題研究也亟待展開。尤其是面向國家鄉村振興戰略, 如有必要可以依託專業的研究機構和工作團隊深入鄉村, 開展鄉村振興實踐調研, 科學度量鄉村振興進展, 分類指導、因村制宜。建立系統完備的鄉村振興指標體系, 以政策為重點, 在研究基礎上為各地及各部門精準施策提供合理化建議。
來源：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01期
基金：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18ZDA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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