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4月30日，東京從早上開始就下著淅淅瀝瀝的小雨，上午10時，身著黃櫨染御袍的日本明仁天皇正式啟動一系列的退位儀式，宣告著為期30年4個月的“平成”時代正式落下帷幕，日本將在5月1日迎來“令和”時代。
“在這三十年裡，世界經濟急速發展，日本卻被拉下了，這是日本的國際地位大幅下降的三十年。”在日本宣佈新年號後，經濟學家野口悠紀雄發表了上述感想。野口早年間曾就職於日本大藏省（現財務省），在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前，他率先指出並警告地產泡沫風險。他說，日本要好好吸取平成的教訓，迎接令和時代。
泡沫經濟崩盤拉開平成大幕
回顧日本這三十年，可謂由極盛到失落。1989年年初昭和天皇駕崩，日本隨即進入平成時代。同年12月29日，日經225指數收於38915.89，刷新在前一天剛創造的歷史紀錄，整個國家在一派繁榮中迎來了一個新時代。
一般而言，經濟歷史學界將1985年到1990年視為日本泡沫經濟時期，廣場協議簽署後，日元匯率大漲，隨後日本央行在1986到1987年大幅降息，家庭主婦“大軍”投入股市、高爾夫會員權炒到五六千萬日元、東京公寓均價超五千萬日元等諸如此類消息快速地刷新著新聞頭條，到了夜裡人們在舞池裡狂歡。
“那個年代，不是辛苦賺來的錢，所以大家花起來都很麻木。一切都很異常，但大家都抱著這樣一種心態：總有人會倒黴吧，但我還沒倒黴。”大和不動產會長小山福松在一部NHK的紀錄片中如是說。
當時還有一句流行語，“大家一起闖紅燈，就不會害怕了吧。”出自於北野武與兼子二郎組成的相聲搭檔Two Beats。
然而危機已經在醞釀，慾望的泡沫已膨脹到了極限，等待著破裂。在泡沫已“兩歲半”之時，1989年年中，日本央行終於“扣動扳機”開始加息，過程持續了一年，最終達到了8.2%。政府從1990年開始還陸續推出打擊地價泡沫的調控政策。
(日經225指數歷史走勢 來源：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論文)
1990年（平成2年）股市開始崩盤，到了1990年年末，日經225指數從近3萬9千點倒掉2萬3千點，到1992年夏天，只剩1萬6千點。1991年地產市場開始崩盤，到1993年泡沫經濟完全破裂，報紙上充斥著公司倒閉的新聞。
（(日本城市地價歷史走勢 來源：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論文)
日本在1988-1990年期間的實際GDP增速為5.8%，到1992年跌至不到1%，1993年為0.2%，1994年為萎縮2.4%。
“泡沫經濟是價值觀被逆轉的時代，當日本處於高度成長時期時，付出和回報往往是成正比的，想要獲得回報就一定要工作。但這些原則在泡沫經濟時代遭到了否定，泡沫經濟時代是應該被憎惡的社會。”野口悠紀雄在一部NHK的紀錄片中說。
有人將這“墜落”背後的原因指向日美貿易摩擦，“日本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是自身應對不力，面對日元匯率翻了一番，日本做了兩件事來應對，一是對外投資和轉移產能，二是擴大內需，但大背景是日本的人口開始出現拐點。”亞洲成長研究所（AGI）副所長兼研究部長、教授戴二彪對21世紀經濟報道表示。
在戴二彪看來，用擴大內需來應對外部貿易摩擦的邏輯沒錯，但人口趨勢轉變之下，買家是誰？
“日本的城市化在1970年代末就結束了，另外看似總人口是在2005年才開始下降的，但實際上1990年開始，勞動人口就開始下跌了。搞基礎設施建設，刺激房地產，問題是買家是誰 ？”戴二彪說。
由此，日本進入了所謂的 “失落的二十年”的經濟低迷期，經濟增長率就是在0%上下波動。
但戴二彪強調，並不是說日本經濟是泡沫經濟，而是股市、房地產領域的泡沫，日本在技術方面一直在進步，“上世紀七十到九十年代，日本的技術其實一直在進步，這也是為何到2000年以後，日本拿了二十幾個諾貝爾獎，在自然科學方面僅次於美國。”戴二彪說。
野口悠紀雄則總結稱，平成三十年裡，全球經濟發生了重大變化，包括互聯網技術的爆發、中國經濟的騰飛等，而日本經濟的狀態就像是“必須全力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
“在1990年代初到2010年，日本經濟增長几乎是零增長，在2010年，中國GDP規模超越日本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1968年取代了西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地位保持了42年。”戴二彪說。
從“用香檳洗勺子”到“低慾望社會”
對於日本的社會個體來說，要為前人“買單”。
據日本內閣府3月29日發佈的數據顯示，日本現在有超100萬的“家裡蹲”群體（長期閉門不出，脫離社會），其中40-64歲人達到了61萬，而這其中，40-44歲的群體佔到了四分之一以上，這部分人在離開校園後隨即遭遇了“就業冰河期”。
在日本，“就業冰河期”一般指的是泡沫經濟破裂開始的1993年到2005年這段時期，在這期間的大學畢業生遭遇了就業難的困境，也就是現在40多歲的一代日本人。
“進入平成年那年我15歲，還是個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少年。但做夢都不會想到這三十年會經歷這些，狹窄求學路、就業冰河期，接著是婚姻和工作，一方面揹負著大額債務，還在公司裡承受著權力騷擾，並沒有平平穩穩地有所成就。我期待即將到來的令和時代。”一名日本網友在社交平臺上感嘆。
除了上述中老年“家裡蹲”外，日本目前40歲以下的青壯年“家裡蹲”群體達近55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提出了“低慾望社會”這一概念，他在書中描述稱，日本年輕人沒有慾望、沒有夢想、沒有幹勁。無論物價如何降低，消費無法得到刺激，經濟沒有明顯增長；銀行信貸利率一再調低，而30歲前購房人數依然逐年下降；年輕人對於買車幾乎沒有興趣，奢侈品消費被嗤之以鼻；宅文化盛行，一日三餐能打發就行。日本已經陷入“低慾望社會 ”。
在前述提及的NHK紀錄片中，有人回憶起泡沫經濟時期說，在紙醉金迷的舞廳裡，甚至有人會“用香檳王唐培裡儂洗勺子”，“當時大家對將來沒有不安感，賺多少就花多少。”
而眼下大家的消費觀則變成了“因為對未來充滿不安，還是少花點吧”的“通縮心態”，大前研一指出，明明個人擁有1700萬億的金融資產，企業擁有380萬億日元的內部保留金，這也是為何已實施六年多的“安倍經濟學”遲遲不見效的原因。他認為，儘管利率水平已降至歷史最低，但還是無法刺激消費，似乎所有的20世紀世界通用的金融政策、財政政策等刺激市場的手段，都對日本變得不再適用，經濟的根本問題在於“低慾望”。
據野村綜合研究所去年11月發佈的報告顯示，日本目前的住房自有率為6成左右，在29歲以下群體中，自有率不足1成，30-39歲不足4成，40-49歲為不足6成，並且這個年齡群的水平在過去十多年以來呈現出下降趨勢。
(日本不同年齡層住房自有率 來源：野村綜合研究所報告)
另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的數據顯示，自1990年起，日本的月均收入幾乎沒有增長，總體的人均月收入從25萬日元增長到了30萬日元左右，並維持至今。分性別來看，男性的月收入從30萬元下方增長至了35萬元下方，女性從15萬日元上方增長至了25萬日元左右。
平成三十年間，日本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不含生鮮食品）上漲1成以上，另據日經新聞統計，30年裡，日本近一半食品與日用品的店面價格出現下降。而另一方面，主打低價格的日本零售企業的自有品牌在這期間增加5成。
另外日本社會開始出現推崇“斷舍離”等極簡主義生活方式，“二手經濟”也成為了一個亮點，Mercari是日本市佔第一的網絡二手交易平臺（類似“閒魚”），該公司於去年年中在東京證券交易所進行了IPO，截至2018年的日本下載數量為7100萬。
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去年4月發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日本的跳蚤市場APP平臺的規模是4836億日元，年增長58.4%。經產省的另一份數據顯示，日本整體的二手市場從2010年開始大幅增長，在2016年就達到了1.6萬億日元（不計入房屋和汽車的二手交易）。
日本總務省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相比前幾代人，目前日本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對於二手物品的接受度要高出不少，許多年輕人都有使用二手奢侈品和衣物的經驗。
“平成這一代人對於老一輩的生活方式不是很認可，這是 ‘遊戲’的一代，不認同這種’只知道拼命工作，但完全不知道關心流行趨勢的活法。那麼努力，也不見得活得很好。”戴二彪說。
“日本是個均者社會，個體受到的社會教育很好，小學畢業就可以是非常標準的社會螺絲釘了，容易隨大流，另外人際關係比較淡，按規章辦事，不願意給別人添麻煩。但中國社會有其廣度和縱深度，地區發展差異還較大，可能現在一線城市的年輕人出現了類似的趨勢，但還有很多人堅信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下一代的人生，家庭觀念較重。”戴二彪說。
擺在令和時代面前的“幾座大山”
為了讓經濟擺脫“通縮心態”，首相安倍晉三上臺後在2013年起開始推行“安倍經濟學”。第一階段的“安倍經濟學”（2013-2015年）分為大膽的金融寬鬆政策、積極靈活的財政政策和放寬管制、促進民間投資的成長戰略。直
接效果是日元兩年內貶值20%，汽車等出口型企業業績顯著好轉，眾多出口企業佔據的日經225指數也顯著上漲。“但消費依舊不振，沒有實現2%的通脹目標和2%的GDP增速目標。更沒解決制約經濟成長的結構性問題，即人口問題。”戴二彪說。
很明顯的是，日本人口問題將繼續惡化。據日本總務省不久前公佈的數據顯示，包括外國人在內的日本2018年總人口為1.26443億人，比上年減少26.3萬人，連續8年減少。其中15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51.2萬人，是有可比數據的1950年以來並列該年的最低紀錄。而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佔比超過25%，為全球最高。
（日本人口2012到2057年之間的下跌規模預測 來源：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報告）
人口問題不僅限制增長前景，還帶來了眼前的近憂，“日本人口問題的一個結果就是 ‘撫養比’的惡化，養老金和醫療的支出將帶來越來越大的財政壓力。”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授Mauro Guillen對21世紀經濟報道說。
“撫養比”即一個社會65歲及65歲以上對勞動人口（20-64歲）的比例，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佈的報告顯示，1950年日本的撫養比為9.9%，到2000年為27.3%，到2015年增長到了46.2%，OECD預測，這一數字到2050年將增至77.8%。
(OECD國家撫養比 劃紅線為日本 來源：OECD網站)
在2015年9月份，安倍晉三推出了“新三支箭”，包括萌生希望的強勁經濟、編織夢想的生育支援及安心的社會保障。
“ ‘新三支箭’更為重視解決結構性問題了，比如女性總和生育率已止跌回升到1.4人左右。總體看， ‘安倍經濟學’一定程度上活化了股市和不動產市場，提振了大企業的出口，入境海外遊客數量大增，把日本從負增長邊緣拉回了成長的軌道。但實際效果小於政府所宣傳的。”戴二彪說。
戴二彪還指出，“安倍經濟學”還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大企業業績和政府稅收大增，但工薪階層收入增長依舊疲軟，消費依舊低迷。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出現擴大，許多中小企業經營環境甚至出現了惡化、投資疲軟。還有一點是，由於日元貶值，日元收入對於外國人的吸引力也不那麼明顯了。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去年日本人人口減少，但外國人增加了16.7萬至222.5萬人，緩和了總人口的減少。
不過，官方公佈的數據其實摻有一定水分，“日本的統計維度是隻看國籍，那麼其中就包括了幾十萬實際已在日本生活了幾十年的韓國國籍者，真正的移民比率應該在1%左右。”戴二彪說。
從4月起，日本擴大接收外籍勞動者的新政開始實施，在新政之下，未來五年日本將引入超過30萬的外國人。
日本需要移民，但日本歷來不是個移民國家。“這30萬的規模也是不足夠的，我的估算是需要這個數字的3倍之多。日本需要放開移民、推出更多的鼓勵生育措施來應對人口問題，但對於日本來說，要徹底接受移民制度是困難的。”Guillen說。
在戴二彪看來，鑑於勞動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之約，日本難以期待經濟高速增長，但這並不等於不能維持目前的經濟大國地位。
“日本的潛在經濟增速為1%左右，但我認為日本的移民佔比很難超過5%，達到2-3%比例的可能性還是挺高的，也就是兩、三百萬人。未來通過接收一定程度的移民，就會帶來刺激。憑藉日本社會的安全、法治和誠信優勢，要思考改革投資限制、移民制度，來吸引國內外優秀的創業人才，我想，外國公司、外國人會給日本社會帶來刺激。”戴二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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