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帶板上的龍紋裝飾姿態眾多，表1為前文提到的十五組玉帶上的龍紋裝飾，共可分為游龍戲珠紋三組，各出土於南京汪興祖墓，湖北梁莊王朱瞻垍墓與江西寧康王朱覲鈞墓；行龍紋二組，出土於江西益莊王朱厚燁次妃萬氏墓，北京射擊場M155；草龍紋一組，出土於浙江袁煒墓；立龍、正面龍紋一組，出土於北京滑永形魂墓；雲龍紋二組，出土於北京定陵；升降龍紋一組，出土於北京董太監墓；行龍、正面龍紋一組，出土於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地區；立龍紋一組，出土於陝西省西安市交通大學；盤龍紋三組，分別出土於西安市南廓門，北京射擊場M6，北京西客站南廣場M16等。
表1玉帶板上的龍紋裝飾
將年代分為明早期、中期、晚期三個時間點，依照龍紋姿態的不同，進行探討：
一，明早期
僅出土於南京汪興祖墓（圖1、2），為游龍戲珠紋。
圖1南京汪興祖墓
圖2南京汪興祖墓
二，明中期
出土於湖北梁莊王朱瞻垍墓（圖4）與江西寧康王朱覲鈞墓（圖3），均為游龍戲珠紋。其中梁莊王墓與早期汪興祖墓出土玉帶如出一轍，比較特別的是，汪興祖墓及梁莊王墓出土的帶板都呈如意形，寧康王墓的帶板則呈長方形。從紋飾本身來看，三者皆為單龍搭配火珠，惟汪興祖墓與寧康王墓的帶板龍紋為五爪，梁莊王墓的帶板龍紋為三爪。
圖3寧康王朱覲鈞墓
圖4梁莊王朱瞻垍墓
三，明晚期
（1）行龍紋一組，出土於江西益莊王朱厚燁次妃萬氏墓（圖5）。行龍紋為龍作側身行走狀，頭前尾後。有的前視，即前行龍；有的後視，即回首龍。萬氏墓的帶板龍紋為行龍，雙角四爪，輔以蝙蝠、飛鳥、海水江崖紋等。
圖5益莊王朱厚燁次妃萬氏墓
（2）草龍紋一組，出土於浙江袁煒墓（圖6）。草龍是一種含有龍紋的卷草圖樣，帶板雕刻方式分兩種，三臺部分為雕刻龍紋，龍尾部分與卷草相連，為草龍。其餘帶板光素無紋。
圖6浙江袁煒墓
（3）立龍（圖7左）、正面龍紋（圖7右）一組，出土於北京滑永形魂墓。立龍特點是側首、挺胸、曲身，作張牙舞爪狀，首尾一般同向，但也有異向。正面龍紋為龍頭平視正前方，龍身如盤繞踞坐。帶板龍紋分為立龍紋與正面龍紋兩種，均為四爪呈輪狀，背景是錦地，作雙層或多層次鏤雕處理。
圖7北京滑永形魂墓
（4）雲龍紋二組，出土於北京定陵（圖8）。二組均為萬曆皇帝所有，帶板龍紋為雲龍紋，其餘資料不足，無法探討。
圖8北京定陵
（5）升降龍紋一組，出土於北京董太監墓（圖9）。帶板龍紋為升降龍，或單獨裝飾升龍或降龍，均為輪狀四爪。
圖9北京董太監墓
（四）其他
（1）行龍紋一組，出土於北京射擊場M155（圖10）。龍紋為蟒型，為輪狀四爪，輔紋有寶輪、方勝等符號。
圖10北京射擊場M155
（2）陝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學出土一立龍紋帶板（圖11） 。立龍姿態與北京滑永形魂墓出土帶板類似，背景為錦地雙層鏤雕。
圖11陝西省西安市西安交通大學出土
（3）行龍（圖12左）、正面龍紋（圖12右）一組，出土於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地區。 圖版只呈現三件，其餘狀況不明。根據三件帶板來看，有行龍紋與正面龍紋兩種，均為四爪。
圖12北京市海淀區北太平莊地區
（4）盤龍紋三組，分別出土於西安市南廓門（圖13），北京射擊場M6（圖15）北京西客站南廣場M16（圖14）。盤龍紋龍身明顯分為兩段，前段呈“S”形，後段成四個或五個波段，首尾一般異向。射擊場M6的帶板為剔地陽起盤龍紋，南廓門與西客站南廣場M16墓的帶板為雙層透雕盤龍紋。
圖13西安市南廓門
圖14北京西客站南廣場M16
圖15北京射擊場M6
關於在各帶銙上的龍紋，筆者以梁莊王墓出土的青白玉鏤空雲龍紋帶（圖16）為例作說明，此帶由18件鏤空雲龍紋玉帶銙組成，形制特殊，有“六桃”，“兩輔弼”，“雙鉈尾”，“雙蹀躞”和兩套“三臺”。為區別起見，筆者沿用考古報告所稱為“三臺”與“後三臺”，各帶銙的正面均微凸，背面平，正面中心鏤空或浮雕雲龍紋或雲紋，雲紋均成纏枝靈芝形。
- 三臺（圖17）：中心方呈葵花形，左、右小方呈月牙形。中心方的的兩側與頂端個雕成一個大括號形，底端微弧；背面原有鍍金銅插座，已朽，只殘存痕跡，邊緣一週共有七對“牛鼻孔”，雙層鏤空雲龍紋。左、右小方的內外邊緣雕成大括號的半圓形，右小方背面邊緣有四對“牛鼻孔”，其中一對與中段橫貼鍍金銅插銷相接；左小方背面邊緣有三對作“品”字形排列的“牛鼻孔”，均單層鏤空雲紋。
- 六桃（圖18）：半葵形，兩側直邊，頂、底雕成大括號形，背面邊緣有三對作“品”字形排列的“牛鼻孔”，均單層鏤空雲紋。
- 兩輔弼（圖18）：長方框形。正面浮雕雲紋，其餘為素面。
- 雙鉈尾（圖18）：弧端長方形，兩端直邊，頂、底雕成大括號形背面邊緣有五對作“品”字形排列的“牛鼻孔”，雙層鏤空雲龍紋。
- 雙蹀躞（圖18）：葵花形，頂端及兩側各雕成一個大括號形，底端雕成一個橢圓環，背面邊緣一週共有七對“牛鼻孔”，雙層鏤空雲龍紋。
- （六）後三臺（圖17）：形制與三臺相同，唯無鍍金銅插座和插銷。
圖16青白玉鏤空雲龍紋帶
圖17青白玉鏤空雲龍紋帶的“三臺”帶銙
圖18青白玉鏤空雲龍紋帶帶銙
根據上述資料，可得出下列結果：
（一）以帶板與龍紋本身來看，明早期的龍紋以汪興祖墓出土帶板來看，仍保留元代風格，如龍首扁平，龍角較長並上彎，鬃毛較長，細頸等，但是也增加一些新的風貌，如上顎不再像元代龍紋如象鼻，而是向斜上方傾斜。顯示此帶板龍紋可謂一過渡期，上承元代元素，下開明代風格。另北京故宮博物院館藏的明洪武年間白玉龍紋團形帶飾（圖19），龍身及足粗壯，頭呈長方形，身軀佈滿鱗片。雖同是洪武年間的玉飾，但兩者仍存在著差異，但相較於明代中後期的龍紋，兩者的龍身較粗壯，且較粗曠。相比之下，洪武年間瓷器上的龍紋比玉器上略顯細長，已開始朝向另一面向發展（如圖20）。
圖19白玉龍紋團形帶飾
圖20洪武青花雲龍授帶葫蘆瓶
明中期的龍紋以寧康王朱覲鈞墓出土帶板來看，龍鼻已呈如意型（如穆朝娜所指出），短鬃毛，嘴下有鬍鬚，龍身粗壯，龍尾如蛇身彎曲，除龍身與早期帶板龍紋相似外，其餘部分明顯與早期相異。而梁莊王墓出土帶板與汪興祖墓相似，但在雕刻手法上較細膩，顯示這時期的玉雕技術已逐漸脫離元代粗曠的風格。若與較前期的宣德年間青花瓷上的龍紋（圖21、22）相比，寧康王墓帶板上的龍紋與之相似性頗高，兩者皆龍頭細長，龍鼻成如意形，龍身粗壯且如蛇般蜿蜒，爪呈車輪狀。再與弘治時期的龍紋（圖23）相比，可以清楚觀察到龍紋越發蜿蜒且更細長，此時龍紋已脫離元代玉雕上所具有的粗曠性，講究細部雕刻，特別是龍身上的鱗片、鬃毛等的描繪更加清晰細膩。
圖21宣德款青花菱邊雲龍葵式洗
圖22宣德款青花波濤龍紋盤
圖23弘治年間青花蓮塘游龍碗
到了後期，龍紋開始多樣發展，比早期、中期多出眾多樣貌，相同的是特別著重於龍頭的變化，或張口或閉口，上下顎的差別也十分明顯。若與嘉靖及萬曆年間瓷器上的龍紋（圖24、25）相比，可以發現後期的龍紋特徵均身軀越顯細長，龍頭細部變化比早中期更顯明顯，作張口或閉口動作，彷彿正在空中翱翔一般。從上述可知，龍紋在玉器上的發展略晚於瓷器。
圖24青花雲龍紋盤
圖25青花梅瓶腹部紋樣（北京定陵）
再者，明早期帶板樣式不固定，以汪興祖墓與梁莊王墓兩者來看，帶板形狀還保有北方蹀躞帶的如意形帶銙，明中後期帶板樣式逐漸一致，大多與明代張自烈《正字通》的描述相同，惟嘉靖年間袁煒墓出土玉帶為特例。早中期帶板多以單層減地雕刻手法為主，補紋樣飾也多以雲紋呈現，中後期帶板以雙層雕刻居多，並有分上下層補紋，補紋樣式也增加，包括如“八寶”、“八吉”中的寶輪、方勝等，動物紋樣如蝙蝠、飛鳥等，自然樣貌的海水、山石，卷草等。另外在其餘玉器背景上經常佐以透雕窗欞紋圖案，並不受限於帶板上使用，如上海浦東新區東昌路明墓出土的青白玉嬰嬉嵌飾（圖26）就是運用此手法雕琢而成。貢布里希認為東方的裝飾風格中經常以花卉或枝葉構成重複的圖案，從帶板上的輔紋來看亦然。帶板中的空間除了主紋外，其餘空白地方均被雕飾輔紋，營造繁複的效果，增加光影變化。
圖26青白玉嬰嬉嵌飾
（二）龍紋有三爪、四爪、五爪之分。《元史．順帝二》提到
顯示元代已明令禁止穿著五爪龍的服飾。明．沈德符在《萬曆野貨編》提到龍與蟒的差異：
可知至明代已有龍、蟒之分。五爪龍惟有皇帝才能使用，其餘使用者只能用四爪龍、三爪龍等。但從考古資料來看，汪興祖墓與寧康王墓的玉帶板龍紋為五爪，益莊王次妃萬氏墓、北京滑永形魂墓、北京董太監墓的玉帶板龍紋為四爪，梁莊王墓玉帶板龍紋為三爪，卻與文獻資料有所不同，筆者推測或許與擁有者背景有關，才使其得以配帶龍紋玉帶。
從上述對帶板龍紋的整理及梳理，可以發現明早中期龍的形態延續宋代的“三停九似”之說，形體已大體完備，只在細部加以改變，顯示龍紋發展到明代已趨近成熟，樣貌無太大變化，地域與造形的時代風格皆無顯著差異。而清代龍紋延續明早中期的龍紋形式與姿態，更略顯穩重及滄桑之感，龍爪則朝向掌爪發展，形體亦顯得更為肥大。綜觀之，明代玉帶板上的龍紋樣貌眾多，姿態各有不同，並因為時代背景、社會風氣或人們喜愛，使龍紋結合各種輔紋產生不同的樣貌，為明代龍紋增添各式各樣的光彩。
參考文獻：
- 《中國服飾史》
- 《中國神獸造型》
- 《明代玉帶板上的龍紋裝飾》
- 《龍袍》
- 《梁莊王墓（上、下）》
- 《元史》
- 《萬曆野獲編補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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