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結局一週後，《我們與惡的距離》評分持續走高，截止目前已是豆瓣9.5分的高分，可以說是近年來評價最高的華語電視劇之一了。
全劇由一場隨機殺人案（即有預謀的行兇、隨機選擇作案對象，一般目的是報復社會）展開，延伸出了加害者家庭、受害者家庭、辯護律師家庭、精神病患家庭之間的在一個“眾生皆有病”的社會里努力尋找答案的故事。
這部劇並沒有打算告訴我們什麼是“善”與“惡”的終極答案，但讓每一個人都對這個問題發出了拷問。
無意劇透全部劇情線，但作為一個學法小編，一定聊聊這部劇中的靈魂人物——隨機殺人案被告的辯護律師王赦。
“年輕人儘量別做刑辯律師，小心把自己也送進去”
聊到刑事辯護業務，很多資深律師這麼勸著年輕法律人。但很多第一志願選擇了法學專業的學生，都難免有一個刑辯律師的夢吧。
時隔多年，我依然記得在大二的刑事訴訟法學的第一堂課，老師給我們放了《辯護人》這部電影，裡面以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為原型的律師是我們對刑事辯護的第一印象——為刑事被告人對抗強大的國家公權力機關，並維護其應當享有的合法權利。
然而，刑事辯護律師在社會上被各種汙名化也非常嚴重——“要麼是死磕派，要麼是勾兌派”、“為壞人辯護的訴棍”。
《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王赦律師也是這樣一位富有爭議的人物。
王赦作為臺灣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臺大相對於臺灣地區的清北了），一畢業就進入了全臺灣最好的律師事務所，明明可以靠做律師有著體面而高收入的生活，卻跳出來成立了自己的事務所，專接死刑案件的辯護，而且還只接政府每一審只給一兩萬臺幣的法扶案件。
為什麼偏要這麼想不開呢？
這個問題，劇中王赦律師的妻子、岳父，他代理的被告人和被告人家屬，報道他負面新聞的記者，甚至包括他自己，都一遍又一遍的問著。
社會大眾容不下的刑辯律師
當一名刑辯律師，面臨著巨大輿論壓力——不僅面對社會普通大眾源自樸素正義感的批評，更可怕的是被受害者家屬聲淚俱下的抨擊。
無差別殺人案的行為人李曉明，在電影院用自制火器對著人群掃射，釀成9死21傷的慘劇。
事件發生後，任何一方都沒有好過。
失去了至親讓受害者家庭支離破碎，有的家屬將悲憤付諸實踐，以聚集抗議的方式要求政府處決李曉明並支付賠償金，也有的受害者家屬將傷痛埋在心裡，卻始終過不去。
比如賈靜雯所飾演的新聞媒體總監宋喬安，在案發後兩年仍走不出失去兒子的噩夢，只能藉助工作和酒精麻醉自己，性情大變，與丈夫和女兒的感情也處在破碎的邊緣；
加害者家庭也並沒有好到哪裡去。兒子犯下了滔天罪過，他的家庭面臨的不僅僅是鉅額賠償，還有一生都無法擺脫的愧疚與受害者家屬和社會的譴責。李曉明的父母在事發後無法繼續經營生活，只能隱姓埋名躲在郊區，終日帶著口罩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熱愛籃球的少年，因為該事件半身不遂，後半生只能坐在輪椅上，而他的表妹則在此次事件中失去了生命。
出於對受害者的同情和對隨機殺人的恐懼，群眾對兇手的聲討與謾罵可想而知，更有甚者，衝動的受害者家屬會遷怒於兇手的家人與辯護律師。
劇中，王赦在法院上訴要求為李曉明做精神鑑定時，一出法院的門就被憤怒的受害者家屬潑糞。
而輿論對此往往是幸災樂禍、不怕事兒大的態度。
所有人都想要李曉明死，只有王赦作為他的律師，始終想要在執行死刑前弄清楚李曉明無差別殺人背後的動機。
他想找到這個社會的病跟到底在哪裡。
經過王赦在李曉明和他父母、精神鑑定醫生之間反覆遊說和努力，一直拒絕與家人見面的李曉明終於鬆口，願意與家人、醫生和律師進行溝通。
然而，為了平息民憤，李曉明的死刑被提前執行，王赦作為其辯護律師在死刑之前沒有收到任何通知，連繼續上訴的材料都尚未來得及遞交。他為了探究李曉明殺人案背後原因的所有努力隨著刑場上倉促的一聲槍響，被永遠地埋葬了。
這聲槍響，給了王赦極大的打擊。政府違反法律程序向輿論的妥協、提前處決李曉明的行為讓他對法治非常的挫敗和失望當晚，酩酊大醉的他，將滿腔的憤懣與無奈回家發洩給自己妻子，卻也難以得到妻子一家的理解。
酒醒之後生活還要繼續，輿論的壓力、微薄的收入、對受害者家屬的同情和對司法的不公的憤懣並沒有壓倒王赦心中理想的天平，只是面對親情，這杆天平也難以抑制地搖晃起來。
王赦的人權理想與崇高道德感、對社會的關切，讓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有著充分的確信，但作為父親，作為丈夫，王赦是不合格的——繁忙的辯護工作讓他在生活中他忽視了對家人的關心，甚至只能讓身懷六甲的妻子每天接送小孩。在妻子以離婚作為要挾，來阻止他繼續代理精神病人隨機殺人的法扶案件時，他仍然不願意放棄自己的堅持，這也使王赦和妻子的感情瀕臨破裂。
然而，因為王赦為在公園隨機殺死兩個小女孩的兇手陳昌辯護，他的妻子在Facebook上收到了網友、受害者家屬針對他妻子和女兒的恐嚇、謾罵和人身威脅。更讓人揪心的是，他的妻子在不久後因過於擔驚受怕而意外早產，早產兒在住院數天後去世。
這件事讓王赦開始反思自己過去是否只顧著追求自己的人權理想和社會正義，而犧牲了對自己同樣重要的家人。對妻子感到極度愧疚的他，在陳昌的案件結束之後，王赦的律所不再接法扶案件的工作，轉而為出手闊綽的黑道罪犯做刑事辯護。
理想的火焰熄滅了，但他的內心深處，尚有餘燼。
王赦對於犯罪者動機與司法公正的執著，來源於他自己的生活生活經歷。
3歲，他被父母拋棄，送進育幼院。國中以前，都在街頭廝混。
因為巧合沒趕上去火拼的車，從此命運發生了轉折。因為那次火拼，王赦在育幼院最要好的兩個哥哥，一個慘死當場，另一個被判無期徒刑。
摯友的遭遇讓他悔悟，他不再做一個社會混混，而是半工半讀，考取了律師執照，並選擇成為一名法扶律師，為死刑罪犯辯護，因為這些人可能就是當年走入歧途的他自己。
從社會黑暗處的泥潭裡走出的王赦，常常思考：是何種原因，使一個人成為窮兇極惡的罪犯？同時，他對於這些大眾眼中的惡人，抱有極大的同情。
這些情感促使他堅決地貫徹自己“為惡人辯護”的行為，他迫切地想要了解，這些人有沒有被教化的可能性？如果有，我們怎樣去預防這種惡性犯罪？
可以看到，劇中王赦的種種努力，都是在試圖探究這兩個問題的答案。
但《與惡》並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回答，相反，它展現了一條模糊的“惡”的界限。受害者的家屬遷怒兇手的家屬，對他們施以侮辱與暴力，曝光惡行的媒體也可以用莫須有的標籤將一個人逼上絕路，“正義”的群眾對王赦的家人說出最惡毒的詛咒，等等。
人的悲喜並沒有隨著信息的流通而相通。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也從來沒有隨著見識的增長而減少。
《與惡》的最後，王赦與家人和解，選擇重新成為一名法扶律師。
數年後，在他的溝通和努力之下，受害人家屬與兇手家屬之間，也開始進行修復式會談。
劇中的結局令人欣慰，但回到現實，卻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擁有劇中角色的幸運。
《與惡》中，李曉明、陳昌與王赦都有著現實中的原型。李曉明對應2014年臺北捷運隨機殺人案中，在地鐵上瘋狂砍殺，短短3分鐘即造成4死21傷的兇手鄭捷；
陳昌對應在2016年臺北內湖隨機殺人案（又稱“小燈泡案”）中在公園當著母親的面殘忍殺害3歲女童的兇手王景玉；
而王赦，則對應鄭捷與王景玉的辯護律師黃致豪。同時，黃律師也是《與惡》的顧問之一。
黃律師在他的TED裡曾經談到死刑的意義，也曾經在公視的《有話直說》節目裡談及鄭捷案的細節。這個案件最令他不解的，就是對鄭捷執行死刑的過程：
附：黃致豪2018年9月TED《死刑辯護教會我的事情》
2016年5月10日上午，臺灣“法務部”部長主持會議，決定第二天下午越過42名死刑犯，對鄭捷執行死刑。該結果並未通知鄭捷家屬及代理律師。
5月11日：
17:00 黃致豪接到媒體簡訊，通知他鄭捷要被執行死刑；
18:00 黃志豪的助理趕到“法務部”申請再審與非常上訴；
19:00 聯繫到“法務部”值日秘書，但此時鄭捷已經被押解至刑場；
20:00 鄭捷被執行死刑。
隨著一聲槍響，歷時兩年的審判蓋棺定論，輿論平息，媒體稱快。但是問題懸而未決，永遠會有下一起隨機殺人案在悄然醞釀。
最有效的遏制犯罪的手段，永遠是教化與預防，而非嚴刑峻法。同樣，最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手段，也一定是經由深入的思考得出，而非順從於洶洶群議。
或許這就是《與惡》的製作組和現實裡的法扶律師們想要告訴我們的。
今日話題：
哪部律政劇，你印象最深？
閱讀更多 法律求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