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的爆炸案震驚世界，可是隨後的消息更加震驚世人，斯里蘭卡頭號香料大亨的兩位公子，竟然都一起做了“人彈”，其他案犯最起碼也是中產階級以上出身，一水的海歸學歷。就這樣一批社會的上層，竟然今天成了恐怖分子。
過去我們說起來中東為什麼會成為恐怖主義溫床的時候，總是說那裡經常有批又窮又絕望的年輕人，很容易被極端主義蠱惑，至於本拉登這種富豪家庭出身的，那是少數“理想主義者”。可是斯里蘭卡的事情顯然證明了這種說法站不住腳，也許是時候到了我們重新反思一下，為什麼會有極端主義這種東西出現，他們為什麼會蠱惑了這麼多年輕人？
簡單地給某種宗教貼標籤肯定是不可取行為。更如果我們回頭考察一下人類宗教的發展史，我們就會發現，其實中世紀的基督教也曾經有過非常極端的黑歷史。在那個時代任何對自然科學的探索，有可能解放生產力的東西都很可能被宗教勢力當做異端送到火刑架上去，教皇在叫喊“聖戰”的時候實際上關心的只有兩件事，一件是跟東正教會爭奪正統，一件是消滅異教徒。在西歐之外，先是阿拉伯帝國然後是奧斯曼帝國把這一群基督教國家壓得喘不過氣來，奧斯曼帝國進攻維也納好像是小學生春遊一樣的經常性行為。那個時代的歐洲，經濟和科技文化相較於羅馬時代都嚴重倒退。可是這一切在馬丁路德發動宗教改革運動之後，不長的時間裡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當宗教退居到私人領域，不再作為一整套社會規範去制約人的創造力時候，歐洲社會突然之間迸發出了驚人的社會飛躍。馬克斯韋伯在其著作中《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對於這個問題的闡述水平如何姑且不論，但是他明顯的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西方國家今天堅持政教分離的道理也在這裡。
歷史何其相似？強大起來的歐洲國家四處殖民，反過來把中東國家壓得喘不過氣來。正是為了反對歐洲的殖民，現代的中東社會出現了一股“薩拉菲主義”，以“穆兄會”為代表的一群中東本土思想家認為他們如果想擺脫這種被壓榨的命運，就必須找到自己的精神武器團結起來。借用一下馬克思“現實的人”理論，這些思想家們能夠去尋找精神武器的方向其實也只有他們的宗教信仰。最後他們得到的一個結論就是——現實中這個不公平而且腐朽的社會的出現，是因為人背離了他們宗教信仰中本源的標準。因此他們主張把整個社會推回到一千年前那種“純淨”的狀態中去，為此必須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而這個國家最好能夠囊括所有的同信仰者。
很無奈，精神武器支配下的人可以有很強大的行動力，但是如果硬要去與不可阻擋的現實社會作對還是沒有成功可能的。這些現代的原教旨主義者首先就遭到了剛剛通過民族主義擺脫殖民統治的世俗統治者的強硬壓制。曾經在中東頗具影響力的埃及前領袖納賽爾在提出“泛阿拉伯社會主義”同時迅速與“穆兄會”分道揚鑣，並且對其採取了鎮壓策略。
類似的事情還不斷髮生在敘利亞、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國。“穆兄會”的原教旨主張遭到武力鎮壓，他們就毫不猶豫的從宗教經典中找出一切採取武力行動的依據，鼓動信徒進行暗殺和爆炸襲擊等方式反抗。儘管在一些國家裡只要統治者不過分壓制，“穆兄會”也樂於採取溫和態度。但是不可否認今天奉行極端主義的“基地”組織和ISIS組織從思想根源上都與“穆兄會”是密不可分的。
很不幸，因為面對著美國必定掌控中東地區的戰略需求，任何想在中東地區實現力量整合的可能都會遭到美國的反對，而美國反對的方式就是利用以色列作為自己的打手。美以組合加上原本在中東就根深蒂固的“部落情節”，使得“泛阿拉伯主義”必定最終衰落。原本僅限於一隅之地的巴以矛盾卻藉著特定的宗教背景迅速向整個西方世界傳導。現代的原教旨主義者看來，正是美國這個“墮落”的總後臺讓他們備受以色列的欺負，因此他們必須跟美國來一個總清算。
911事件就是這麼來的，而美國拉著北約參與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一個副作用就是，讓這些盟友們也徹底的選邊站了。當然了，美國徹底混了頭腦發動“大中東民主計劃”之後，原本可以採取威權手段壓制原教旨主義的中東本土強人一個接連一個的倒下，再後來發生的事情大家已經有目共睹。
應當說，ISIS雖然終極主張是把世界推回一千年前去，但是他們卻跟“穆兄會”一樣在手段方面是現實主義者，決不放棄任何可能對他們有利的現代模式。他們以成本低廉而效率無可倫比的網絡手段，把自己的恐怖行為巧妙的描繪成為了自己實踐信仰所規定的社會規範的強大力量，這對於那些即便是在歐洲國家成長起來的許多年輕人也同樣具有強大的號召力。
因為在這些年輕人心中始終會有這樣一個困擾——自己信仰所規定的那一整套社會生活規範與自己生活的社會格格不入，而自己只要堅持這套生活規範就不可避免的無法融入社會，乃至最終被邊緣化。ISIS的武裝中出現了那麼多西歐國家公民就是毫不奇怪了吧？
在斯里蘭卡，主體民族是僧伽羅人，主要的宗教信仰是佛教，穆斯林多從事經商具有較高的經濟地位。但是因為歷史上為信仰印度教的泰米爾人分裂行動所苦，某些僧伽羅佛教團體對於穆斯林的態度不夠友善。於是，某些出身於這些家庭的青年人被ISIS的宣傳所蠱惑，最後成為瘋狂的極端分子也毫不奇怪。
到了今天斯里蘭卡的事件中，僅僅是因為天主教和豪華酒店裡聚集的西方人比較多，因此成為了襲擊目標，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在過去，ISIS與西方的衝突中，武力行動都是直接明確的指向具體的國家或者其公民。而今天只要是具有西方元素的事務，都可能成為襲擊目標。
不可否認，因為西方先進的物質文明，今天的現代社會與西方各種文化元素是密不可分的。而這說明ISIS的目標從具體走向了抽象，就意味著整個世界隨便哪裡都可能會發生這樣的悲劇。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亨廷頓所擔憂的“文明衝突”確實可能成為一個現實。一方面是西方國家利用自己的物質優勢為了私利隨意妄為製造了敵人，另一方面是一股覺得只有全盤反對現代社會才能實踐自己社會生活規範的思潮，二者尖銳對立造就了這個現實。
因此，未來的反恐中，我們當然不可以接受西方國家既往的所作所為，但是我們也不可能放棄現代社會拒絕接受先進事務，僅僅它為他們來自西方。為此必須明確一點，任何宗教必須退出干預社會生活的領域，更不能以宗教之名讓其信徒與社會隔離，宗教僅僅只能作為個人的信仰存在。
閱讀更多 千里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