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导演的电影《撞死了一只羊》全国上映。万玛才旦导演善于拍摄藏区题材的影片，在讲一个藏区故事的同时，为电影带上不少的宗教色彩。浓厚的宗教味道，让这位导演的电影偏向于深刻。而其实，世界各地，最为深刻的电影，都带着宗教的宿命色彩。万玛才旦镜头下的藏区民众和藏区佛教，是其电影助飞的两翼。
《撞死了一个只羊》，依旧是藏区民众的生活，加上一种宗教的命运观念的“句式”。万玛才旦导演将两个故事融为了一个。第一个故事，则是一个藏区开车的司机撞死了一只羊，他请僧人为这只羊超度。第二个故事，则是康巴的汉子要去找老仇家复仇，最终是否血刃了仇家，成为谜一样的存在。
对于撞死一只羊的故事，司机金巴选择请僧人为羊超度，对非藏区民众来讲，多少带着宗教的色彩，甚至于会蒙上一种“谜一般的膜拜”。这种膜拜，与我们对藏区民众的步行朝拜有着谜一样的好奇一致，都是将其神圣化处理，并且认为这是信仰的力量。我们善于这种廉价的感动，却很难进入一种对藏区文化的真正认知当中。
而杀手复仇的故事，则被开篇名义。《撞死了一只羊》在开篇便用字幕的方式告诉观众，在藏区，有仇必报，杀我亲人者，我必血刃之。这个复仇的故事，倒是和这个给羊超度的故事形成了互文关系。超度羊，看似体现的是宗教式的仁慈。而血刃仇家，也是藏区藏民的一种传承精神。这两种意志，又是如何在这个族群当中传播并且并行不悖的呢？
按理说，仁慈和复仇，是截然对立的。撞死了一只羊，并且请僧人帮助其超度，送它上天葬台，让它被鹰隼啄食，从而带到天国，这是一种仁慈。而这种仁慈，则是一个常年在外跑运输的火车司机所携带的。这种仁慈，是藏区特有的精神，还是货车司机遭遇藏区之外的文明之后共振出来的呢？
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电影当中，有一处司机和老板娘的对话。老板娘认为，司机与“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不太一样”。这种仁慈，借助僧人的超度完成，以藏区佛教的方式展开，但却又并非完全隶属于自己的固有文化形态。反倒是复仇主义，被《撞死了一只羊》开篇名义，直接定义为，这是我们藏区的传统。
所以，在司机身上，有着一个矛盾共生体存在。他一方面不希望杀手复仇成功，所以自己开车追过去。一方面，又有一种潜意识当中的复仇快感。当司机驾车离去，半路抛锚的时候，他躺在车轱辘旁边小憩，有了一段梦境戏份。在这段梦境当中，司机成为复仇者，并且血刃了仇敌。
影片最终的梦境，让整个故事合二为一。它讲的其实就是一个人的“矛盾共生体”。我们一方面讲求人次，一方面又讲求报仇雪恨。这其实正是全体人类面对文明形态的共同特点。万玛才旦《撞死了一只羊》讲的是藏区故事，演的是藏区生活者面对的矛盾困惑。而这种困惑，也是全人类的。
我们是选择仁慈的宽容，还是复仇的快感呢？于藏区而言，后者是其祖训。于世人而言，前者又是大家所公认的价值观念体系。所以，这种传统的藏区意识和现代的外界意识，在走南闯北的司机身上，形成了矛盾体。也便产生了他最后的梦境。
在影片当中，传统与现代有过多重影像符号的表达。比如，天葬台上，本来是秃鹰群飞，但突然间，便变成了一架行驶而过的飞机。如果说秃鹰是传统符号的表达的话，那飞机则是一种现代的代表符号。两者以一种梦幻的方式交替。这是文明转型期的时候，大家普遍面对的哲学困境问题。
《撞死了一只羊》讲的正是人类生存意志上的哲学小困境问题，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如何抉择。万玛才旦导演的镜头语言非常朴实，甚至于朴素到让很多观众看不懂的程度。尤其缓慢地叙事表达，对不少观众构成审美挑衅。吃惯了爆米花，来品《撞死了一只羊》这样的味道层次过多的电影，不容易接受。
而对于万玛才旦导演来讲，他的作品一直在讲述藏区民众在当下的哲学生存困境问题。包括2015年的《塔洛》等等，都是传统与现代的迷失问题。这一主题当然是深刻的。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大师应该不仅仅是关注这些哲学上的生存困境，而且应该以社会学的角度展示族群关系图谱当中的诸多困境问题。
万玛才旦导演的诸多作品，困境都是个人的。我相信，这位导演在酝酿大部头，他离真正的大师，还差一部族群困境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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