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詩帖》寫於蘇軾奔赴荒漠的黃州服役時。時正值大雪紛飛朔風捲地，別人都在家中團圓過年，無限的冤屈和冷落，前途未卜和劫後餘生的悲愴，使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人們對他的理解和同情。他突然發現，在山嶺的幽谷草棘間，有一株綻開的梅花，立刻被勾得驚魂離魄，不能自已。於是蘇軾用草書寫了這首梅花詩，開篇還是有所剋制的行草、小草，隨著不可壓抑的勃勃憤懣、悲涼的心情，一發不可收拾，迅速由小草轉為大草、狂草了。眾所周知，蘇軾平時難得用草書創作，這次卻自然採用了最適合他激憤心緒的草書形式。 這種在創作過程中剎那間迸發出的難能壓抑的激情變化，在定格、定句、定字、定韻的短詩中是不可能得到充分表達的，而只有在書法創作過程中通過把字體擴大，狂舞草筆，才使之得到淋漓盡致的抒發。
書法寓意：適意無異逍遙遊
蘇軾又是一位傑出的藝術評論家，於文學、於書畫等都有深刻、獨到的論述。他曾透過書法與詩的演變，發現由魏晉至唐代的特點、轉捩及其兩者的溝通處。如
這裡著重探討蘇軾書論中“寓意”說。從中可見他對時代書風及以往書史的認識的深度。蘇軾在《次韻子由論書》詩中說：“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嘗謂不學可。”又《石蒼舒醉墨亭》詩：“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這些以詩論書的言論閃爍著書藝智慧的光輝。宋人將書法藝術用以寫意、樂心、遊息，可以不計工拙，在自由的揮灑中，抒發精神的自由，視為人生一樂。蘇軾認為在明窗淨几的環境中揮毫，且筆硯紙墨又極精良，這是人生的一大樂趣。歐陽修曾有書法“樂心”說，蘇軾也視書法為求適意、寓意而已：“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懷晚歲，則猶賢於博弈。”他從作字中體會到“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這是一種獲取心靈快感、調節生活色彩與節奏，又是寄寓作者意志、抒發情懷的雅行，因而至老不倦。
書法既為寓意，當自出新意。蘇軾就自我剖示過：“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自出新意，是一種抒寫自我的意趣；不踐古人，是一種別出心裁的創造。蘇軾的書法確實是追求自我精神的遨遊，信手遣興，顯其天真爛漫。宋人尚意趣，有蘇軾振響於前，又有黃庭堅反“俗氣”、米芾講“真趣”繼響於後。而一以貫之者，即是不作“奴書”，超越世俗，讓書法自由地抒寫性靈，表現意趣!蘇軾認為，新意之出，當在變法，因此他讚揚顏真卿：“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蘇軾不拘古人成法，廣學博取，變化鎔鑄，才形成獨特的風格。他的“變法”書法觀，曾遭到當時一些人的非議，說“東坡用筆不合古法”。黃庭堅則反問道：“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黃庭堅、米芾都從蘇軾的變法觀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書法既求寓意，所以不必計較工拙。蘇軾曾說：“貌妍容有臏，璧美何妨橢?”(《次韻子由論書》)蘇軾書法不計工拙，也遭到當時一些士大夫的譏刺，或謂其書多病筆，“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筆臥，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黃庭堅也有辯：“此又見其管中窺豹，不識大體。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顰，雖其病處，乃自成妍。”心有靈犀一點通，黃庭堅可謂深識蘇軾書藝之妙諦。 書法既求寓意，就不必矯揉造作。蘇軾說：“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論書》)書法作品既是自我心靈的坦霹，又何必刻意做作呢?在火候未到時苦求其“佳”，“佳”偏偏不來；待瓜熟蒂落時，“佳”不召而自來。他提倡“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為得之”(《論書》)。胸中有浩然之氣，便能發之於胸，應之以手，便能聽筆之所至，猶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也不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當然，蘇軾指出的“不失法度”是辯證的，主要的法度即是“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為成書也”(《論書》)。如能神而化之，則法意互得，互輔互行，無意於佳而自佳。蘇軾的書藝便是如此，大小不論，縱橫斜直，率意而成，卻無不如意，達到自然天成的境界。
書法既求寓意，當以晉賢為榜樣。蘇軾在《題王逸少帖》詩中寫道：“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澹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鳥一掃空。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蘇軾在這裡指出張旭、懷素，追求世俗所好，欺世盜名。他讚賞鍾、王書法中的蕭散韻趣，他稱道謝道韞(王凝之妻)的書法澹雅丰容，瀟灑超脫，有林下之風。他在《書劉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絕句中讚賞王獻之短短兩行十二個字，“氣壓鄴侯三萬籤”(鄴侯，指唐代李泌)。在這一貶一褒中，透露出蘇軾書法審美的理想是以晉人風格為依歸的。“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詩)他認為書法藝術不能僅靠一種禿筆堆成山的苦練，高品位的書法更需要高度的文化素養。讀萬卷書，學養深厚，學問與藝術間相互滲透，才能妙悟通神，才能夠手眼不凡，新意迭出。這兩句詩含意深刻，耐人體味。
蘇軾的“寓意”說，在黃庭堅、米芾那裡又得到進一步發展，從而凝結出宋代書法審美的“尚意”思想。黃庭堅就說：“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以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米芾在《書史》中說：“要之皆一戲，不當問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這是以遊戲態度來看待書法。從書法中看到娛樂性，可以說是傳統書學中的新的認識。宋代書家尚意，擺脫唐法之束縛，追求晉書的真趣。但是晉人書法之韻趣是與彼一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息息相關的。時代、環境、社會意識、風尚不同，宋人已不可能恢復到晉代那樣崇尚玄學、崇尚清談，也不可能像晉人書法那樣沖淡神遠。因此，同樣是追求真趣，宋人與晉人並不一樣。宋人書法放縱不羈，恣肆橫逸，在率直中得其意；晉人書法是在新鮮活潑、自然天成中得其韻。朱熹說到宋代書家，“至於黃、米而欹側怒張之勢極矣”(《朱子文集》)。今人宗白華也說：“蘇、黃、米、蔡等人的書法也力追晉人蕭散的風致。但總嫌做作誇張，沒有晉人的自然。”(《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宋人雖未達到晉人那種神韻，但畢竟與唐人風格迥異，他們創造出新的書藝境界，這與蘇軾的書學觀念和實踐是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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