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亚当·斯密，一个经济学界的伟人，生前出版了两本享誉世界的著作，一本是《国富论》，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很多人只看到了《国富论》里面的“经济奇观”，而未尝注意到《道德情操论》里面的“道德约束”。
由于“利己心理”的驱动，人们在追求物质利益和财富的过程中，已经近乎“疯狂”。尤其在中国，作为个体的经济人和作为团队的企业人，不惜一切甚至逾越法律禁令去贪婪地攫取金钱效益。
这种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会使人们陷入一种集体的对当前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恐慌。一如那些食品中的毒物添加剂、致癌物质的偷偷使用，已经使经济人或企业人达到一种“丧尽天良”的状态。面对食品中隐藏的不安全因素，作为消费者的人们无法不感到失望、恐慌或者是愤怒。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财富创造之中，同时也有不少人采用超乎正常手段的方式去获取利益。那些在食品中使用毒物添加剂、致癌物质的人是显性违法者，而更多的人则是采取了通过伪善手段获取利益的隐性违法者。
人们应该如何去面对那些贪婪者的极端逐利行为？重读《道德情操论》我们才知道，亚当·斯密是一个具有高超艺术能力的真正“操盘手”。
一、理性的经济人
社会财富如果发展到只聚集到极少数人手中，那么人们将开始重新喊出“公平”和“正义”的呼声，社会必将陷入新的不稳定。
作为国家，将会以法律的形式来维护“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稳定”；那么作为普通大众，尤其是作为经济上中流砥柱的企业及其领袖，又应该如何主动避免极端的逐利行为？
作为哲学家的亚当·斯密给出了答案：我们都应该成为“理性的经济人”。
所谓“理性”，实际上就是指追逐资本利益的同时，要认真思考道德层面的平衡。人们的内心应该将天然的“道德约束机制”摆上台面，最终让人的逐利行为合乎道德规范和正义的基本要求。
二、论“同情”的重要性
当社会及其文明不断提升，劳动者的权利诉求也被推到前台。无论是劳动者自己还是资本家，都开始更多的思考和关心劳动者的处境。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他把这种“思考和关心别人的处境”称之为“同情”。
虽然自私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在人的天性中除了自私以外，还有诸如“同情”“美德”之类的情感。这里的“同情”，不仅包括怜悯之情，更包括“某种关心别人命运和幸福的情感”。
亚当·斯密的“同情”是一种“同感”，而绝不及仅仅是“怜悯”，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说就是“同甘共苦”。如果经济人与劳动者之间，只能“共苦”，不能“同甘”，那么这只能称之为“可怜”。
值得一提的是，亚当斯密非常痛恨对倾诉者置之不理的人。他说：
“对倾诉者来讲，最害怕的不是对过去苦痛的再度回味，而是同伴对他们灾难的漠视。”
“我们完全可以原谅朋友对我们的成功无动于衷，却绝对不能容忍他对我们的痛苦漠然置之。”
三、论“大人物”
“大人物”主要是指地位尊贵、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社会中为什么会有“大人物”的存在？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追捧”：人们往往要去追捧那些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同时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一种顺从或尊重。于是，在人们的追捧下，“大人物”就诞生了。
亚当·斯密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人物”，无非就是两点：一是他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他的个人魅力。而这两点，“权力”尤其重要。因为“大人物”所依靠来获得和维护他的优越地位的，不是他的学问，也不是他的勤奋，更不是他的坚忍或无私，而是靠他们与生俱来的这一种区别于地位低下的人的“优雅姿态”。
“大人物”仅靠其地位权势推行的技俩就足以左右世人。
四、论“谨慎”“正义”与“仁慈”
谨慎，正义，仁慈，都是人应该具有的美德。谨慎是出于对自己幸福的关心而应该具有的美德，正义和仁慈是出于对他人幸福的关心所应该具有的美德。
这三种美德在人们的内心对其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一旦我们的行为偏离了轨道，那么其内心的美德就会对我们进行指责，让我们为自己的不当行为而感到羞愧和悔恨。
违背了正义的行为，必然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同时也将招致人们的愤恨和惩罚。只有正直、清白、仁爱的人，才配得到别人的尊敬和爱戴。
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正义，必然会发生动荡；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仁慈，必然招致唾弃和否定。
五、论良心的影响和权威
“良心”是对大众利益进行关照和尊重的一种情感，也是考量个人或团体的行为的社会道德的一种尺度。市场经济应该是一种讲道德的经济，如果罔顾良心，抛弃诚信，弄虚作假，损害他人，那么这一定是一种不健康、不稳定的经济市场。
为了遏制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面不厌其烦地阐述：
“个人不应该自以为是地认为天地间只有自己最重要，甚至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惜损害别人，即使个人的利益比别人可能遭致的伤害要大得多。”
作为市场经济的一份子，在追逐利益的同时，更应该考虑的自己的行为是否给社会带来了伤害，是否影响到他人的幸福。可以说，“良心”保证了社会的健康状态，只有健康的社会才会有十足的的动力。
由此，我们制定了社会前进的两个方向：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
“高速经济”的真相
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增加一般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加强劳动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资本积累，从而增加从事生产的劳动者数量。由此可见，在经过激烈的工人运动之后，榨取剩余价值已不再是资本家攫取财富的主要方式，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劳动人数才是不断创造社会财富的新手段。
榨取剩余价值原本是资本家的一贯作风，但是，当社会进入到现代文明之后，即使是靠榨取剩余价值发家致富的资本家对自己的贪婪行为也有所收敛。
当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壮大，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创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一方面则是广大劳动者以超负荷工作的方式，通过积累时间和消费精力创造了财富。换句话说，现在人们所说的由“科技生产力”带来的“高效生产率”仍是以劳动者数量为基础的效率，劳动者仍无法避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的身体透支。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企业家既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劳动者数量创造了社会财富，同时还保留了对剩余价值进行偷偷榨取的恶劣手段。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发展要真正走向文明社会，中国经济市场要真正成为健康市场，作为国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科技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作为个体的经济人或团体的企业家，要用法律、道德、自然来进一步的规范和制约自己的经济行为，保障劳动者应有的合法权利，真正解放作为“奴隶的那双手”来从事“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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