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根據親眼所見的革命烈士們獄中鬥爭的真實事蹟，創作了長篇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北京晚報》全文連載了《在烈火中永生》，引起廣大讀者的強烈反響。兩年後，羅廣斌、楊益言以《在烈火中永生》為藍本，創作完成長篇小說《紅巖》。
《紅巖》
羅廣斌/楊益言 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61年版
電影《烈火中永生》海報
演員方舒（左）在《烈火中永生》中飾演“小蘿蔔頭”
《紅巖》是名著
影片要搞就把它搞好
《紅巖》出版前，北京電影製片廠就有意向將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搬上銀幕。1961年夏天，北影廠領導看了小說《紅巖》的初稿，與中國青年出版社聯繫，提出改編電影。北影廠、長春電影製片廠、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都希望拿到影片的拍攝權。最終，文化部電影局將拍攝任務交給了北影廠。北影廠從全國各電影廠和文藝團體借調精兵強將，組成十分強大的主創陣容。編劇夏衍；導演水華；攝影朱今明；演員：於藍（飾演江姐）、趙丹（飾演許雲峰）、張平（飾演李敬原）、龐學勤（飾演彭松濤）、王心剛（飾演劉思揚）、胡朋（飾演雙槍老太婆）、蔡松齡（飾演華子良）、項堃(飾演徐鵬飛）、稽啟明（飾演甫志高）。1962年評選出的新中國“二十二大電影明星”，這部影片就佔了五位。
小說《紅巖》中，《挺進報》負責人之一的成崗是作者著力塑造的英雄形象。但從夏衍的改編本，到水華的電影完成本，都沒有成崗這個人物。對此，攝製組內部有爭議，文化部領導有意見，電影公映後，許多觀眾也不接受。據原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汪洋回憶：我們和他（指水華——作者注）談了成崗的問題，是否考慮加上。水華認為他反覆考慮過。攝製組回到北京後，趙丹曾向我們提出影片中有劉思揚，沒有成崗，這是個大問題。希望我們考慮。當時一時也難以彌補了。電影基本拍攝完成，周揚審看了樣片，提出《紅巖》是名著，影片要搞就把它搞好，要把成崗加上。可以拍成上下集。按照周揚的意見，影片要大改。北影廠研究後，決定徹底把影片改好。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攝製組解散，北影廠沒能按照周揚的意見修改影片。
導演水華的謹慎心理
小說《紅巖》中，知識分子出身的劉思揚是全書的書眼，小說通過劉思揚的視角完成敘事。劉思揚的經歷將小說情節從渣滓洞過渡到白公館。小說中是劉思揚在白公館看到了“小蘿蔔頭”。“特務監視出獄後的劉思揚”是小說的一個重要情節。夏衍在改編時，沒有寫這個情節，只是在劇本中給劉思揚留了一個位置：幾次一閃而過的出場、幾句臺詞。但在拍攝影片時，水華加大了劉思揚在影片中的分量，不僅有“特務監視劉思揚”這個情節，而且還增加了劉思揚和孫明霞（林盈飾演——作者注）的感情戲。這也是北影廠專門從八一電影製片廠借調王心剛飾演劉思揚的原因。然而，影片拍攝完成後，王心剛的戲基本被剪掉，演職員表上也沒有出現劉思揚和王心剛的名字。影片上映時，王心剛飾演的無名難友只有幾個鏡頭、幾句臺詞。
演員龐學勤在影片中飾演江姐的丈夫彭松濤。他比王心剛要幸運一些，至少演員表上還有他的名字。夏衍改編的劇本讓彭松濤出場兩次，送審後的電影完成片彭松濤只出場一次，只有一分半鐘的畫面。為了一分半鐘的畫面，北影廠不大可能專門借調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大明星龐學勤。一種可能是電影拍攝完成後，龐學勤的一些戲也被剪掉了。筆者查閱了時任北京電影製片廠廠長汪洋1964年7月6日給夏衍、陳荒煤和司徒慧敏的信，信中說：“根據目前全部樣片看來，《紅巖》長度不會少於《青春之歌》（18本）。一次上映，中間必須休息，擬請將重場戲再突出些，他們已進入分鏡頭階段。”筆者保留了1965年4月電影《烈火中永生》的完成臺本。完成臺本註明影片長度是15本。這意味著影片上映前，全部樣片進行了大的刪剪。為什麼要做大的刪剪？主要原因是創作者要突出塑造革命者的忠誠與堅強，突出塑造江姐和許雲峰這兩個英雄人物，而劉思揚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影片拍攝完成後是1965年。在當時的語境下，導演水華出於謹慎考慮，選擇了捨棄劉思揚。夏衍的改編劇本中，江姐得知丈夫犧牲，在雙槍老太婆面前“哭出聲音來”。而1965年4月的電影完成臺本是這樣寫的——
雙槍老太婆：江姐……在親人的面前，你想哭就哭吧。
江姐隱忍著痛苦：媽媽，我不能流著眼淚鬧革命，革命，總是會有犧牲的，血債要用血來還！
這個改動，也說明了水華的謹慎心理。
改編的爭論與討論
作家馬識途曾對小說反映的內容提出要有更大的背景：“一九四九年的政治環境以及黨的迎接解放的政策要表現出來”、“是第二戰場，不是第一戰線，不能離開黨中央、老區黨的領導，是配合而不是主力”。夏衍在改編劇本時，根據他長期從事地下鬥爭的經驗，在劇本開頭增加了一處令人回味的細節：
江姐很快地從手提包中取出一支金光閃閃的口紅膏，打開套子，一按，從口紅下面取出一卷小小的紙，一邊說一邊展開，“就是為了等這個文件，遲了三天。”……許雲峰看著那些小字：“一、最近幾個月，中央集中全力解決在新形勢下面關於土地改革方面、關於工商業方面、關於統一戰線方面、關於新區工作方面的各項具體的政策和策略的問題，反對黨內‘右’的和‘左’的偏向，而主要是‘左’的傾向。”江姐慢慢地吃麵，李敬原凝神聽……
夏衍增加的這個細節，為劇作增添了厚重的一筆。遺憾的是，水華拍攝電影時，這個細節被刪掉了。
小說《紅巖》中，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大量革命同志被捕犧牲的主要原因被作者歸結為叛徒的叛變。但在電影《紅巖》拍攝過程中，人們對此有過爭論。要不要再增加叛徒？1963年8月，在《紅巖》電影文學本討論會上，夏衍在發言中說：“叛徒一個可以了，不必多。中國人有民族氣節，寧死不屈的。”1964年8月，在電影《紅巖》樣片討論會上，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在發言中說：“小說中寫了甫志高是有意義的。當然這種人不必去多寫。”
《紅巖》的電影文學本，先後寫過三稿。夏衍改寫了第三稿時，為何極力突出江姐？為何將江姐作為第一主角？江姐的事蹟打動人只是一方面，或許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當年在渣滓洞和白公館關押的革命者名單中，共有二十多名女性——所有的女性面對難以忍受的重刑和極其困苦的環境，沒有一人當叛徒。
羅廣斌和楊益言對夏衍改寫的第三稿有不同看法，表示他們改編的第一稿“是按照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創作的，而夏公改定的劇本已不見‘浪漫’只見‘現實’了”。據演員趙丹回憶，影片開拍前，攝製組經過熱烈的討論，確定了電影《紅巖》的基調是：一首以革命現實主義為基調的含有浪漫色彩的壯烈頌歌。
真實的歷史
遠比小說和電影要殘酷
進入《紅巖》攝製組後，趙丹一直努力克服舞臺化表演的烙印。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趙丹在影片後半部“地牢論戰”一場戲中的表演顯得功架十足，過度理想化地表現了許雲峰的豪情壯志。“地牢論戰”這場戲，無論是演員表演、臺詞設計、造型手段、場面調度都在極力渲染英雄人物壓倒一切敵人的氣勢，使這部“本可拍成紀實性風格的革命歷史片，最終變成一部‘革命浪漫主義’色彩濃厚的作品”。
儘管夏衍為影片奠定了堅實的現實主義文學基礎，儘管水華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現實主義風格，但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使夏衍、水華固有的嚴謹的現實主義風格，不得不打折扣”。
小說《紅巖》結尾所寫的勝利越獄的情節是作者虛構的。電影的結尾更是讓這個虛構的情節富有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雙槍老太婆指揮華鎣山游擊隊， 配合解放軍接應難友們越獄。難友們奪取了敵人的武器。特務們被打得死的死，傷的傷。在華子良的帶領下，難友們通過許雲峰挖的越獄通道衝出了“地獄”，和解放軍、游擊隊勝利會師了。真實的歷史遠比小說和電影要殘酷和血腥： 1949年11月27日夜，渣滓洞大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180人慘遭殺害，共有15人倖免於難；白公館大屠殺，羅廣斌等人策反看守，共20人倖存。
1965年，電影《紅巖》攝製完成。影片上映前，片名改為《江姐》。周恩來總理審看樣片後，親自定片名為《烈火中永生》。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有：《忠誠與背叛——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紅巖》，何建明/厲華著，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是怎樣煉成的——國家文學的生產和消費》，錢振文著，北京大學出版社；《新中國電影藝術史》，孟犁野著，中國電影出版社）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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