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是中華文明的元典，有人認為它屬於儒家，有人認為它屬於道家，我卻認為它是百家之源，否則便不足以囊括它的博大深邃。正因為這樣的地位，西方哲學界和科學界也早就關注到了《易經》，且對其充滿讚歎的不在少數。
而即使是西方最頂級的那些大師，也不乏《易經》的讚歎者。
萊布尼茨對《易經》的讚歎：宇宙語言
萊布尼茨是德國曆史上的一線哲學家和數學家，與牛頓各自獨立發明微積分，拓撲學的提出者，作為計算機基礎的“二進制”的主要發現者，歷史上少見的通才，被譽為17世紀的亞里士多德。他是最早且最為廣泛深入地瞭解中國文化的歐洲人之一，且對中國文化抱有極大的熱忱和高度的讚頌。
首先特別需要說明的是，江湖傳聞已久的萊布尼茨是受到《易經》啟發才發明了二進制的說法，其實是假的。首先二進制並非萊布尼茨發明，在他之前就有哈利奧特和卡瓦利埃裡提到過，萊布尼茨只是重新發現、系統闡釋並最終發揚光大了它。然後萊布尼茨是先開始思考二進制後，才看到了傳教士帶回的《易經》。
但萊布尼茨的確認為，《易經》中的“陰陽”思想與自己的二進制不謀而合，是他的二進制思想的“中國版”。且知道《易經》的核心思想正是二進制後，一直以為二進制是自己獨創出來的萊布尼茨，也受到了更大的鼓舞。
既然如此，不用看別的，只看萊布尼茨對二進制的評價，也就等同於對《易經》的評價了。且看他當初關於二進制的手稿中的話：“1與0，一切數字的神奇淵源……這是造物的秘密美妙的典範，因為，一切都來自上帝。”他還斷言：“二進制乃是具有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邏輯語言。”在它1697年獻給奧古斯特公爵的紀念章上，鐫刻的話是拉丁文的“從虛無創造萬有，用1就夠了”，顯示出他對二進制的極大偏愛。
對此，拉普拉斯在他的名著《概率的哲學探討》中這樣評價：“萊布尼茨在他的二進制算術中，看出了創造萬物的影像……他想象：1代表上帝，0代表混沌。上帝由混沌中創造出世界萬物，正如在他的記數法中用1和0代表一切的數一樣。這個觀念太讓萊布尼茨喜歡了。”
這些話，到處飄蕩著易經術數及其神秘內涵的影子。在1703年的法國皇家科學院備忘錄上，萊布尼茨發表了《二進制運算的解釋》，所用的例子裡，便有伏羲先天八卦圖和0——7八個數字的二進制表示的對應。這曾在18世紀初的歐洲知識界引起轟動，1705年甚至有人撰文稱：“中國人失去了六爻的真正意義，一位歐洲天才為他們重新發現了這一知識。”
萊布尼茨將二進制看作“宇宙語言”，但他的二進制系統卻無法與後天八卦圖建立聯繫，他只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八卦圖的內涵遠非二進制數系可以完全模擬。萊布尼茨二進制的偉大意義，則被現代飛躍式發展的計算機科學和互聯網絡所證實——它們的信息處理和傳輸，運用的正是二進制表示和算法。
黑格爾對《易經》的讚歎：怎麼可能
黑格爾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巔峰和集大成者（德國古典哲學則是西方哲學史的主要樞紐），西方哲學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舉世公認的辯證法和邏輯學大師。馬克思哲學的辯證法，主要來源就是黑格爾的哲學體系。
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曾專門論述中國哲學；在對中國哲學的專門論述中，又曾專門論述《易經》。需要說明的是，黑格爾對中國和印度哲學是很不以為然的，認為“中國人和印度人一樣，在文化方面有很高的聲名，但無論他們文化上的聲名如何大、典籍的數量如何多，在進一步的認識之下，就都大為減低了”。儘管如此，他對《易經》仍然不乏溢美之詞。
在論述易經哲學的一開始，他就不無驚訝地說道：“第二件須要注意的事情是，中國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範疇。”並認為《易經》是這類思想的基礎。這種驚訝大概源於他已經習慣於認為，所謂抽象的思想和純粹的範疇，是西方哲學尤其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專屬聖域，是真正的高明的哲學。看來，要不是有《易經》，中國哲學就要被他從頭到尾瞧不起了。
在對《易經》的簡要介紹中，不時穿插著黑格爾的評論和讚歎。談到《易經》的卦爻符號，黑格爾認為“是極抽象的範疇，是最純粹的理智規定”，並補充說“中國人不僅停留在感性的或象徵的階段”。也許是由於不甘心，中國人怎麼也能搞德國人這樣高深崇高的哲學呢？所以又說：“我們必須注意——他們也達到了對於純粹思想的意識，但並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淺薄的思想層面。”原因是沒有經過概念化和思辨地思考。黑格爾無法明白，《易經》的象數思維，是一種更能抓住抽象本質同時又能囊括更加豐富博大內涵的方式。
黑格爾對東方哲學並沒有深入的瞭解，只停留在泛泛而談的階段。假如他能放下偏見，對《易經》必會有更深的讚歎。因為易經對天地精神的模擬、高度而深刻的抽象性和本質性以及內在的陰陽模式，無不與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抽象的邏輯、範疇和理智，以及辯證法系統，有著高度的共通性。
所以網絡上廣為流傳的一句話，我實在莫辯真假——黑格爾說：“《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我一生中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完全學透中國的《易經》。”
榮格對《易經》的讚歎：不是誰都有資格用
榮格是瑞士心理學家，20世紀心理學尤其是潛意識心理學領域最卓越、最具影響的大師，分析心理學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是弗洛伊德最得意的弟子，師徒兩人後因觀點分歧而分道揚鑣。我們所熟知的“情結”以及“內向”、“外向”等心理學概念，正是他提出的。
榮格曾說過一句話，正好能回應黑格爾：“假如我們想徹底瞭解這本書，當務之急是必須去除我們西方人的偏見。”深入瞭解過中國文化的他，曾發出這樣的感慨：“像中國人這樣天賦異稟而又聰慧的民族，居然沒有發展出我們所謂的科學，這真是奇怪。”
榮格對《易經》有著濃厚的興趣，並曾進行過認真而深入地研究。與萊布尼茨關注數理和黑格爾關注哲學不同，榮格最感興趣的，是《易經》的占卜系統。但是，榮格真正關注的並非是算命，抱有的並非普通人慾知吉凶的心態，而是試圖揭開易經占卜的準確性當中那深邃的秘密——對此他堅信不疑。
正因為這種深信不疑，他提出了自己帶有神秘色彩的“同時性原理”。這個原理舉例說來，便是你夢見的事情在現實裡發生了，你預感到的事情真實發生了，你在至親之人遭遇不幸時產生了心靈感應……這些都是真實存在而且有著深邃道理的，這種道理，便是榮格稱之為“同時性原理”的超越因果性的存在。
對於很多西方漢學家和頗有成就的中國學者將易經占卜看作“一些過時的咒語集”，榮格是不滿的，而直截了當地指出，“這些人士有時也承認他們曾向算命的相士——通常是道教的道士——請求占卜。這樣做當然‘了無意義’，但非常怪異的是：所得的答案竟然和問者心理學上的盲點極度地吻合。”不動聲色之中，盡是否定甚至嘲諷。
所以適合運用易經占卜的人群，他做了明確地規定：“《易經》徹底主張自知，而達到此自知的方法卻可能百般受到誤用，所以個性浮躁、不夠成熟的人士，並不適合使用它，知識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也不適宜。只有深思熟慮的人士才恰當，他們喜歡沉思他們所做的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這等於明確在說，說易經占卜扯淡，那只是你不夠資格碰。
別以為榮格作出這樣的判斷、講出這些話並公之於眾，是簡單和容易的——這在當時高揚科學精神的西方，是極為反叛而逆潮流的，所以他是頂著壓力、冒著風險和鼓著勇氣的。不然，他不會這樣說——“想要進入《易經》蘊含的遙遠且神秘之心境，其門徑絕對不容易找到。假如有人想欣賞孔子、老子他們思想的特質，就不當輕易忽略他們偉大的心靈，當然更不能忽視《易經》是他們靈感的事情。以前我絕不敢公開表露出來，現在可以冒這個險，因為我已八十幾歲了，民眾善變的意見對我幾乎已毫無作用。古老的大師的思想比西方心靈的哲學偏見，對我來說價值更大。”假若真的一點不顧慮，我想他不會鄭重說出這點。
榮格對《易經》的總體判斷是怎樣的呢？那句話實在是太好了：《易經》的精神對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晝；對另外一些人，則晞微如晨光；對於第三者而言，也許就黝暗如黑夜。不喜歡它，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對它如有排斥的心理，則大可不必要從中靈求真理。
常見為《易經》辯護的慷慨激憤，卻少見榮格這樣淡然中流露出的徹底自信。而他還是一名外國人，這大概是應該令我們慚愧的吧。
說到西方大師與《易經》的淵源，有一個人不能不提，便是20世紀量子物理學大師玻爾。玻爾從沒提到過《易經》，肯定也沒看過，他只是做了一件事——將“太極圖”作為族徽。
事情的背景是，因為玻爾在量子力學上的巨大貢獻，丹麥國王決定破格授予他通常只頒發給王室成員或外國元首的榮譽勳章，而他需要提供一個族徽圖案。這個圖案，他選擇了太極圖。
這是因為，他一生最得意的成就是發現了“並協原理”，這個原理與《易經》中的“陰陽互補”原理，有著內在的深刻共通性，而且這個原理的別稱正是“互補原理”。沒有什麼比這更能說明那種源自心靈深處和萬物本源層面的相通了，其他不過只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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