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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幾年前初渡扶桑，因來去匆匆，像絕大部分遊客一樣，我只看到了繁華的大都市“東京”。這回有機會在大街小巷轉悠，慢慢品味，感覺上越來越接近“江戶”，或者說，越來越體會到現代日本人及其生活裡殘存的“江戶情調”。
葛飾北齋作品
從東京到江戶
文 | 陳平原
“從江戶到東京”，那是史家的拿手好戲，事實上圖書館裡確有不少以此為題的學術著作。“從東京到江戶”則不符合歷史時間，只有像我這樣熱心而又固執的遊客，才會如此閱讀日本這部大書。“倒著讀”似乎名不正言不順，但本來就不是專家，沒必要故作深沉，儘可憑興趣隨便翻翻，說不定還有“千慮一得”的時候。
“江戶”位於隅田川匯入東京灣處，因此而得名。雖說考古學家將最初的“東京人”溯源到幾萬年前，可江戶作為一個重要城市登上歷史舞臺，卻只能從慶長八年（1603）德川家康就任徵夷大將軍並在此地設立幕府開始。此後兩個半世紀，江戶一直是日本實際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1868），江戶改稱東京，雖無遷都之詔，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
德川家康
中國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1877），駐節的地點是“東京”而不是“江戶”。中國人對“蕞爾小國”的鄰居另眼相看，是因其“明治維新”而不是“封建割據”。此後百年，中日兩國恩怨甚多，不管出於何種目的，中國人關注的始終是維新以後的日本。因而，“東京”之大名如雷貫耳，“江戶”則逐漸消失在歷史深處。
也有幾個例外，比如黃遵憲、章太炎、周作人、戴季陶等，便都對“江戶”大有好感。黃氏駐日時接觸的多為幕府舊臣或日漸衰微的儒學家，對新政之崇拜西洋頗有微詞，對幕府之“深仁厚澤”相當讚賞。這種對“江戶”及主政兩百餘年的德川氏的懷戀，《日本雜事詩》中時有流露。章氏幾次流寓東京，最長時達五年，詩文中屢屢提及的卻是“江戶”。太炎先生好古，讀古書，寫古字，自然喜用古地名；但更重要的是，當年中國人在日本的感覺，“一半是異域，一半卻是古昔”。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中提及夏曾佑、錢恂在東京街上欣賞店鋪招牌之文句字體，“謂猶存唐代遺風，非現今中國所有”。而這種“唐代遺風”，正隨西化狂潮而逐漸失落，我相信這也是章氏留戀江戶的原因。
《樓閣山水図屏風》 池大雅 繪
東京國立博物館蔵
近年周作人的隨筆大受歡迎，其喜歡江戶文化也就變得“路人皆知”了。倒是戴氏不大為人提及的《日本論》值得介紹。此前談論日本的，多強調明治維新的偉大意義，戴氏則提醒大家不要“忘卻德川時代三百年的治績”：“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單從革命無法“輸入”或者封建造成文治武功的競爭，很難充分說明幕府統治的合理性。不過，不再將“開國”作為日本成功的唯一因素，戴君確有遠見。
江戶城富士見櫓
幾年前初渡扶桑，因來去匆匆，像絕大部分遊客一樣，我只看到了繁華的大都市“東京”。這回有機會在大街小巷轉悠，慢慢品味，感覺上越來越接近“江戶”，或者說，越來越體會到現代日本人及其生活裡殘存的“江戶情調”。說實話，我很喜歡這種“情調”；但限於學識，無法把它準確表達出來，還是談談個人的遊歷吧。
登上位於新宿的東京都廳頂樓，俯瞰陽光下車水馬龍的大都市；或者坐在新大谷飯店的旋轉酒吧，觀賞遠比星空燦爛的都市夜景，不止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這是日本人學習西方一個半世紀的結晶。這話裡充滿自豪，但也夾雜一絲不易察覺的辛酸。表面上日本的西化速度最快，也最成功。但深入接觸，你會驚訝不斷“拿來”“拿來”的日本人，骨子裡相當保守，真的是“和魂洋才”。明治初年的“鹿鳴館文化”，只不過曇花一現；善於學習的日本人，始終沒有“全盤西化”過——尤其是在思維、感覺與趣味方面。三千寺廟與神社，無數江戶食品與習俗，還有仍很活躍的相撲與歌舞伎，在在提醒你這是在東京而不是紐約或巴黎。有發展旅遊業或者提倡愛國主義的嫌疑，但日本人似乎也真的喜歡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居酒屋裡聊天，到小巷深處散步，到普通人家做客，你都能夠感覺到這一點。
浮世繪作品
除了日常生活，我對江戶歷史與文化的瞭解，一半得益於博物館，一半得益於墓地。
先從博物館說起。東京可看的美術館、博物館很多，晚清來日的中國人已很有慨嘆：同是學習西方，國人為何不大注重這些“沒有圍牆的學校”？即便是今天，日本人建立或參觀博物館的熱情也仍在中國人之上。這似乎不能完全用經濟發展狀況來解釋。
東京最讓我留戀的博物館，是位於隅田川畔兩國橋邊的“江戶東京博物館”。在寸土寸金的東京，騰出這麼一大塊地建造不能來錢的博物館，這對於習慣精打細算的日本人來說，實在不容易。初見此將近兩萬平方米的江戶東京廣場，我的第一感覺竟是“過分奢侈”。四根巨大支柱支撐著船型大屋頂，並把博物館分成上下兩截。下面是放映廳、辦公室以及舉行特別展覽的地方，上面則是收藏庫、圖書館以及常設展覽室。這是一個集展覽與研究為一體的博物館，不過從印刷精美、價格昂貴的“綜合指南”看，其展示及撰稿，調動了一大批知名學者與作家。乘自動樓梯來到第六層，展現在眼前的是完全按江戶時代復原的日本橋。橋兩側有山車、戲院、商店、民居、報社等實物或複製的模型五十多件，並藉此分割成若干展區。像浮世繪、歌舞伎、產業革命、明治建築等，雖也有相當出色的表現，但不如專業展覽館詳細，且平日裡不乏鑑賞的機會；最讓我感興趣的，一是都市的原型，一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建築是最能體現一個民族的生活理想及審美趣味的，可惜經過江戶三大火事、關東大地震以及美軍轟炸，目前東京城裡，很難看到真正的“江戶建築”。每當面對精心保護的江戶時代的殘垣斷壁時，腦海裡總會浮現那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可每一回的想象都不一樣，而且場景支離破碎，無論如何組織不成一幅完整的畫面。觀賞著博物館裡眾多的江戶圖屏風以及地圖、模型，對照往日訪古時自家的想象，十分有趣。偶然也有猜對的，但更多的是離譜的發揮——後者更讓我和我的朋友開心。
第五層是展覽的主體，包括江戶和東京兩部分。我對江戶救火的組織及工具、出版物的生產與流通、商店招牌的字體、市民的旅遊路線等都很有興趣。說實話，我對江戶的瞭解，尤其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主要得益於此博物館以及“深川江戶資料館”。
深川江戶資料館
後者也在隅田川邊，不過不大好找，我們是倒了幾次車，又問了幾回路，方才如願以償。博物館乃東京都所設，資料館則屬於江東區——可這並不說明後者水平一定“降一級”。對於希望瞭解江戶市民日常生活的人來說，後者或許更有用。按照歷史資料，復原幕末深川佐賀町橋邊的部分建築，包括民居、商店、倉庫、舂米屋、船宿、觀火臺，以及路邊的柳樹和茶水攤，儼然是一個完整的小社區。屋裡的生活設施（包括鍋碗瓢盆、柴米油鹽）一應俱全，參觀者可以登堂入室，東摸摸，西看看。讓觀眾坐在展品中，自由自在地“生活”，這比隔著玻璃瞭望親切多了。明知不可能真是150年前的街道和房屋，但佇立其間，還是油然而生一種歷史感。展覽不大，但做得很認真，看得出是專家的手筆。相反，日光山附近的“日光江戶村”，名聲和規模都很大，但一看就是“假古董”。走在熙熙攘攘的江戶村街上，看眾多打扮整齊的假武士、假忍者、假藝伎、假水戶黃門為你“裝模作樣”，3000日元的門票不能說太貴。可就是感覺沒多大意思，還不如面對一塊殘碑自由想象時有趣。
深川江戶資料館
東京的殘碑大部分保留在寺廟的墓地裡，那是我瞭解江戶歷史文化的另一個好去處。冬日的午後，踏著殘雪，在寂靜的寺廟周圍漫步，是我和妻子東京遊的主要節目。平日總是事先閱讀有關資料，設計遊覽路線，力求少走彎路。那天靈機一動，突然出擊，說是去找找當年章太炎借住併為魯迅等人講課的《民報》社遺址，順便看看明治小說家尾崎紅葉舊居跡。那一帶是舊城區，街道東歪西斜，不大規整，再加上沒有其他地方常見的旅遊標誌，居然讓我們迷了路。走出東西線的神樂坂站，夫婦倆就開始鬧彆扭，“方向”“路線”之爭持久不懈。後來乾脆響應政府的號召，也來個“不爭論”，順其自然，走到哪算哪，看到啥是啥。結果呢，想看的沒看到，沒想看的倒見到了。用中國的老話說，這叫“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回家一合計，一下午逛了三處名勝，全與江戶的風流人物有關。或許是蒼天有靈，故意佈下迷魂陣，將我們從“明治”引導向“江戶”也未可知。
在小巷裡遊蕩，一邊欣賞路邊風景，一邊互相埋怨。忽然感覺“有情況”，四周都是民房，何以留出大塊空地，並且用圍牆圈起來？仔細搜索，鏽跡斑斑的鐵門邊立著牌子，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國史蹟“林氏墓地”。自林羅山以儒學佐德川家康建霸業以來，林家世代司幕府之學政，顯赫非止一時。一世羅山墓原在上野，三世鳳岡時賜地於此，於是改葬。墓地裡現有墓碑八十餘基，一律儒葬，異於日本原有的墓葬方式。據說此地原是丘壑幽遠，老樹蒼鬱，想來風水不錯。只是明治以後，儒學衰落，墓地也就日漸縮小，如今佔地不過三四百平方米。墓地只在每年11月初旬的“文化財保護周”時開放，平時參觀必須提前申請。像我們這樣的不速之客，只能從門縫和小窗窺探。這樣也好，保留一點神秘感，也便於發揮想象力。樹蔭下光線不好，再加上沒帶望遠鏡，根本看不清墓碑的題詞。
林氏墓地
江戶前期數學家關孝和的墓碑同樣看不清，不過那是另一種情況。離林氏墓地不遠，有一座規模很小的淨輪寺，寺裡最有名的便是都史蹟關孝和墓。關氏生於1642年，卒於1708年，天文歷算，莫不精通，時稱“算聖”，撰著數十，門人數百。
現有的墓碑雖說也古色古香，卻是昭和三十三年（1958）復刻的。正面碑文與眾不同，居然夾著“贈從四位時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一行小字，顯得不倫不類。其餘三面刻著寬政年間撰寫的墓誌，可惜碑背貼著牆，根本無法識讀。看看開頭，再讀讀結尾，中間部分隨遊人自由發揮。如此理解，倒也別具一格。當初沒想到這一步，還把立碑者狠狠嘲笑了一通，真是有失忠厚。
轉到宗參寺時，天已漸黑，趕緊尋找山鹿之墓，那可是“國史蹟”，不可不訪。山鹿素行（1622—1685）乃江戶前期著名的儒學家和兵學家，與後世武士道的崛起大有關係。碑文已經看不清了，只覺得墓前那對延寶年間的石燈籠古拙可愛，再就是所謂“乃木遺愛之梅”已經含苞待放。梅旁的木牌上寫著，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將，生前私淑素行，死後其門人將其喜愛的梅花移植於此。可乃木死去已經八十多年，“老梅”為何竟如此纖細瘦弱？想來必是後世的好事者補栽。好古之心人多有之，只是不該如此含糊其詞。
山鹿素行
一下午閒逛，居然邂逅江戶前期儒學、數學、兵學三大名流，如此迷路，又有何妨？有了這一回經驗，在東京訪古，不再周密計劃，而是更多“靈機一動”。當然，這麼一來，也就不免多走些冤枉路，多花些車票錢。
不同於千年帝都北京，也不同於新興商業中心上海，200年前的江戶，政治經濟同步發展，雅俗文化日漸融合，其獨特的魅力令我陶醉。離開東京前一天，和妻子專門乘地鐵趕到淺草寺附近的吾妻橋，在隅田公園呆了大半天。江水平靜地流淌，夕陽下波光明滅，但與周圍劍拔弩張的建築物與霓虹燈相比，還是顯得含蓄樸素多了。大概是閱歷太多，隅田川不會輕易激動。唯其“含蓄”，才耐看，才能容納古往今來無數騷人墨客痴男怨女金戈鐵馬，也才能留下無邊無際的懷念與遐想。
1994年9月13日傍晚完稿於蔚秀園。
時感冒未愈，文思困頓，如此短文竟寫了五天，慚愧之至。
（初刊《東方》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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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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