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中，頻繁出現在史書中的人物，被後人人為的大致分為奸臣和忠臣，以至於延伸出明君和昏君。那問題就來了，後人是如何分辨出奸臣和忠臣？大部分是根據史料或者史書的記載進行研判的。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史書中的皇帝，從小開始熟讀史書，治國方略，一般還在名師指導之下，那為什麼繼位的皇帝辨別忠奸的能力還不如普通百姓，分辨不出忠奸？
這裡我們要先提到一個人，就是漢元帝劉奭。
我們先不管他是不是昏君或者明君。讓我們先看看他劉奭和易學大師京房的一段對話。
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
其中大意不言則明。關鍵在於“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可以用一句詩詞來概括，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講到這裡，那麼我們如何識別呢？
既然是奸臣，忠臣或者忠奸難辨，但總有跡象可以去辨析。由於在戰國時期，秦等七國的政策和外交多為對外國策，又多被相互征戰場面將國策掩蓋。所以，我們將重心放在了秦漢相對平穩的時代，此時來自匈奴的壓力減弱，大多借助於軍功造成人員的升遷和富貴的情況減少，繼而出現了以人與人之間的天賦和處變等能力的最大碰撞。
漢元帝剛即位又體弱多病，對於朝事不像他的父親那樣五日一會，便將諸多事物交予中書令宦官弘恭和石顯進行整理和處理。
時任太子太傅的蕭望之，後被漢宣帝臨終升為前將軍，光祿勳，是當時的大儒。多次上書進行勸解規勸漢元帝對朝事不可懈怠，並舉薦王吉，貢禹。漢元帝聽取建議，召兩人入朝為官，王吉因病死在路上，貢禹剛一入朝便上書與漢宣帝。“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漢元帝接納了這條建議，下詔，減少宮女，馬匹等的數量。過沒有多久，貢禹再次上書，“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漢元帝再次同意貢禹的意見。升貢禹為御史大夫。
與此同時，同樣被漢宣帝立為輔政大臣，升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的史高（漢宣帝祖母哥哥的兒子，曾勸諫漢宣帝不能廢太子而立二子淮陽憲王劉欽），也舉薦了匡衡（東海名士）。匡衡同樣也上書，“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闢之意縱，……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官衛，罷珠崖，偃武行文，……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因時而動，以亂國家。……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漢元帝很是高興，升匡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太傅。
雖然蕭望之和史高兩人都為國家舉賢入朝。但是有區別的，蕭望之通過自身的考察後，才進行舉薦的。而史高是聽從了長安令楊興的建議，為了避免漢元帝認為他在大司馬的位置上無所事事，只是充位子。
然而因為一人的出現，造成了蕭望之和宦官弘恭、石顯以及史高、許嘉等之間水火不相容。
蕭望之身為名儒成為太子太傅，後又升為前將軍，成為僅次於史高之後的輔政大臣，名望在當時一時無兩。因此想要依附他，成功進階的人多如牛毛。會稽人鄭朋就是其中之一，此人見到蕭望之後，便大肆抨擊許嘉兄弟和史高子弟奢侈浮華，任人唯親，應該予以清除出朝廷。蕭望之見過數次後覺得不堪使用，便不復見。
大失所望的鄭朋便轉投與史高、石顯和弘恭門下，又開始大肆挑撥，說蕭望之一直在精心準備材料用來揭發許史兩家以及石顯兩人，還聲稱，“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史高等人仔細的詢問究竟，鄭朋又總結出蕭望之五小罪，一大罪全盤托出。
至於周堪，和蕭望之在同時期被任命為還是太子（漢元帝劉奭）的師傅，同樣是一名儒家學者，兩人私交也不錯。漢宣帝臨終時，和史高、蕭望之一同為輔政大臣，被提升為光祿大夫。劉更生是出自於蕭望之的舉薦，被任命為宗正（管理皇帝親族和外戚事物的官員）。
劉更生能被任命為宗正，是因為蕭望之的上書，“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這一下子將宦官石顯和弘恭牽扯在內。由於領尚書事史高和中書令弘恭、石顯兩人私交不錯。因此，漢宣帝在朝會上討論此事時，一時決定不下來。最後，拖延的時間太長，這才取了個折中的辦法，讓蕭望之舉薦的劉更生來管理這些，但是因為任命的官職是宗正，又威脅到了許，史兩家。頓時間，蕭望之將自己置於危險之地。
此次，石顯，史高等人終於得到個把柄，豈肯善罷甘休，帶著鄭朋告到了漢宣帝那裡。漢宣帝被直接委任涉事其中的弘恭來訊問蕭望之。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可悲的是，身為太子多年，又有蕭望之和周堪教導，就連司馬光都不禁感嘆，漢元帝竟然不知招致廷尉是將人打入大獄，竟同意了弘恭和石顯的奏請。
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即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就這樣，蕭望之、周堪和劉更生稀裡糊塗的就成了布衣百姓。有人會疑問，貢禹和匡衡作為有實權又是中正的人為何不出聲阻止。其實，當時貢禹在升任為御史大夫之後沒有多久已然病故；至於匡衡，史書沒有看到有關的記載，只是不停的上書規勸漢元帝。
後記，雖然弘恭和石顯的一再構陷，但被漢元帝重新起用的周堪和劉更生，本任命為諫大夫，受阻於許、史兩家，成了中郎。
至於蕭望之。他的兒子為此憤憤不平，便向漢元帝申辯，漢元帝著人查證，接到的回話是，““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
最後，不堪受辱而去坐牢服罪的蕭望之，飲鴆自殺。
可喜的是弘恭沒有多久也病死，留下的石顯嗎，接任中書令，繼續逍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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